蔣中正作為二十世紀中國最具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掌握軍政大權長達五十年之久，其日記之重要性自不待言。對民國史研究者而言，日記就像是一把能解答謎團的鑰匙，希望經由日記可以進一步的理解民國史上諸多問題，遠者如中山艦事件、西安事變、史迪威事件等，近者如二二八事件、兩次臺海危機、反攻大陸計劃等。2006年3月31日，美國史坦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正式對外公開蔣方智怡寄存在該所之蔣中正日記1917年至1931年部份，立即引起各方面的注意，而在之後的三年內，胡佛研究所於2007年開放1932年至1945年，2008年開放1946年至1955年的日記。2009年7月8日，開放最後一部份，即1956年至1972年日記。換言之，自1917年至1972年，共五十五年之《蔣中正日記》至2009年7月已全部開放。
《蔣中正日記》的開放，可以說是研究者長期以來的期待，對蔣中正或民國史等相關研究亦產生重要影響。事實上在《蔣中正日記》正式對外開放之前，已有多種以日記為主要內容，或曾經參閱日記而編輯或撰著的蔣氏傳記類書籍，所引用蔣氏日記資料普遍為學者參考，如毛思誠編《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董顯光撰《中國最高領袖蔣介石》（增訂版更名《蔣總統傳》）、日本《產經新聞》古屋奎二編著《蔣總統秘錄》、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及現存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檔案》之《事略稿本》與《五記》等。本文擬先就此相關書籍進行介紹，再探討《蔣中正日記》公開後之蔣中正研究及發展。
在蔣中正的傳記類書籍中，毛思誠編纂之《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是最早參閱蔣氏日記，並作為其主要資料者。
毛思誠是蔣中正在家鄉讀書時期的老師，原名裕稱，字彩宇，號勉廬。1873年出生浙江奉化剡源鄉巖頭村（後屬溪口鎮）。早歲以寧波府學廩生身份，先後在府治崇正學校、金華府中學堂任教，1899年返巖頭村設學館，1902年蔣中正入館，隨其學習《左傳》、《綱鑑》等。學館結束後，曾於奉化龍津學堂、鎮海培玉兩等小學堂、寧波府中學堂、衢州省立第八師範學校等校執教。1925年4月，應蔣中正之邀，至廣東黃埔任陸軍軍官學校秘書處少校秘書兼校史編纂委員會委員；1926年5月任廣東省潮陽縣縣長，八個月後辭職，返回故裡。1927年7月，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中校秘書，嗣後歷任總司令辦公廳文書科上校科長、中央第一編遣區辦事處總務局文書課上校課長、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副官處文書科上校科長、兼國民革命軍戰史編纂委員會常務委員、國民政府主席辦公室秘書、國民政府秘書等職，1934年7月任監察院監察委員。1937年全面抗戰發生後，因病未隨政府西遷，返鄉休養；1939年7月5日病逝於奉化，11月，國民政府明令褒揚，令文曰：「監察院監察委員毛思誠，學問深純，志行高潔。早歲教授閭裡，弼成曠代英哲。比年膺風憲之任，公忠勤慎，匡益尤多。迺以切念時艱，憂勞致疾，遽聞溘逝，悼惜良深，應予明令褒揚，以重耆賢而資矜式。此令。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四日。」其中「早歲教授閭裡，弼成曠代英哲」兩句，明確說明毛、蔣兩人的關係。
蔣中正入毛思誠學館讀書時，已與該村之毛福梅結婚，巖頭村實為其嶽家所在。蔣氏在學館的日常行徑狂放不羈，但心性上有所收斂，毛氏曾記述其學習情形：「其戲嬉也，以講舍為舞臺，以同學為玩物，狂態不可一世；迨伏案讀書，或握管構思，雖百紛囂然於其側，冥無所覺，一剎那間，靜躁如出兩人，思誠深異焉。」蔣氏對於童年時期曾經教過他的幾位老師，大多沒有好評，且頗為嫌惡，但是毛思誠卻屬少數例外，十分尊重。應為除了與毛思誠同鄉及早年師生情誼外，復有與毛之堂弟毛學誠及次子毛葆節的關係存在。毛學誠在毛氏學館與蔣氏同學，交情甚篤，並結為金蘭，1907年9月因病逝世，年僅22歲。毛思誠年紀長毛學誠12歲，對其十分疼惜，曾撰〈哭亡弟遜廬絕句二十首〉，以為悼念。毛思誠次子毛葆節早年在廣州追隨孫中山革命，曾任大元帥府東路討賊軍總司令部軍械處中尉處員、福建惠安縣財政委員等，1924年陸軍軍官學校成立後，入該校第一期就讀，未幾因病入廣州市立醫院治療，住院一月，藥石罔效逝世，8月4日軍校為其與另位病逝之學生吳秉禮舉行聯合追悼會，孫中山手書「遺恨何如」輓額悼念，並親臨主祭，校長蔣介石、黨代表廖仲愷、中央執行委員胡漢民、汪兆銘、張繼、外交部總長伍朝樞、湘軍總司令譚延闓等，及駐廣州各部隊蒞會者數千人參加了追悼會，備極哀榮。毛氏曾有〈次兒葆節客死廣州，聞耗逾月，痛略定，哭以長句十首〉，誌其哀痛。
毛思誠於1925年4月應蔣中正之邀，至廣州任軍校秘書兼校史編纂委員會委員。廣州為其次子病逝之傷心地，由其在此一時期所作詩作，如〈粵海輪次寄東臥〉（四首）、〈介卿書來問起居賦此答之〉及〈黃埔陸軍軍官學校作〉等來看，其心情頗為抑鬱，處境亦十分困窘。而蔣氏之所以邀其至廣州，研究者分析一是在蔣氏周圍像毛思誠這樣學識深厚的人才很少；一是受「帶兵就要帶親兵」影響，重用同鄉；一是蔣氏知道毛的生活並不寬裕而予以照顧。1926年5月，毛氏調任潮陽縣縣長，此係蔣氏為準備北伐所進行之人事安排，然毛氏以「我本一書生，從政非所長」，蒞任未久即有不如歸去之歎，終於1927年1月辭職，前後僅八個月，4月返回奉化。蔣氏得毛氏辭職返鄉之訊息，知其個性不適合為首長，即邀其至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任幕僚職，負責文書方面業務，此後毛氏即長期追隨蔣氏。毛氏工作勤慎，「終朝兀坐不輕離，直把公廳當燕私」，保薦屬員升職，恆感左右為難，對於人事請託，則是「鄉情友誼淡相忘，闢掾惟憑玉尺量」；深受蔣氏尊敬與信任，除日常文書業務外，個人文件，如日記、函電、文稿等亦交其整理、保管。
毛思誠所保管之蔣氏資料，據其孫毛丁表示包括44部日記、手卷、畢業文憑、公牘等，經歷「文革」之後，獻交國家，由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接收保管，為「蔣介石個人函電及公務文電等，計182卷」。毛思誠在這些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先將其早年文稿編輯《自反錄》，於1931年5月出版；復仿照《曾文正公日記類抄》的體例，將蔣氏日記分類摘抄，計有黨政、軍務、學行、文事、雜俎、旅遊、家庭、身體、氣象等類，統名為《蔣介石日記類抄》，以資參考。1937年返鄉休養期間，曾編撰《蔣介石大事年表》，而最受到各界重視者，為1937年3月出版之《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
《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圖片來自網絡）
《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實為蔣中正一歲至四十歲之紀年史，全稿分為幼年、少年、留學、光復、違難、韜養、黃埔訓練、北伐開始八個時期，每時期列為一編，共八編；原名《蔣公介石年譜初稿》，1937年3月印行時更名。毛思誠手書跋語，敘述成書經過，謂：「先生（按：蔣中正）以緘滕數具，親付收藏，檢其中所儲者。手卷也、日記也、公牘也，其餘雜存也，反復披覽，悉外間所不克見，而為歷來珍秘之故楮，驚喜以獲至寶。於是什襲以庋之，次比以鈔之，益以公署檔冊，清閣書報，而稚齡故事，則多得於裡社傳誦，時日致勤，綴成此編。」為求慎重，曾三易其稿，並送請于右任、吳稚暉、陳佈雷等提供意見，復經蔣氏親自審閱，始成定稿。毛氏對該書之期許甚高，他認為當時書肆中之蔣氏傳記「種類雖多，非空架議論，即虛構故實，而於追敘其家世，暨前半經歷，舛謬百出，去先生之真相彌遠」，因此「不有傳信記實之作，益將淆世人之視聽」，而他與蔣氏同鄉，「夙叨不棄，近且追隨逾十年，此事深引為己責，因竊裒集斯編，成為實錄，自信與道聽塗說，類於稗官之種種刊物，取徑截然殊異。而先生之整個事蹟精神，得藉以存其放失，俾舉世不至傳偽，而修黨國史者，亦有所取證焉」。蔣氏亦十分重視此書，對於重要問題往往親加按語，如1926年，蔣氏即註明：「本年為誓師北伐之年，亦為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鬥爭之年，中國存亡，革命成敗之機，皆在於此也。」並於1945年重加審閱，發現「毛先生將餘十八歲仍肄業鳳麓之年，誤編為肄業箭金學校顧先生之年，故十八歲至二十四歲編事，皆須推後一年，此一發現甚為重要，不然將來年譜又成疑問矣」，於1948年，出版由陳佈雷署名之校訂本。
《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之體例採「編年」與「紀事本末」而交互為用，依照蔣中正所經歷黨政軍大事，以歲月為經，以行事之推移為緯，復就其始終之間，舖陳本末。早年敘事，較為簡要，自三十二歲（1918年）起「事狀遞演加劇，敘法於漸次增詳」，所引用資料包括蔣氏文章講話及諸同志事蹟、電牘。而更值得注意者，毛氏為詳記其每日行事，並理解內心想法，大量參閱蔣氏日記，間且摘引日記記事，穿插其中。但是毛氏所摘引日記，與原稿並非一致，在編訂、審閱的過程中，往往會就文字進行增刪。所謂「編訂」係指毛思誠將所摘引日記依時間先後編入；「審閱」係指編妥後送請蔣氏審閱。通常在審閱過程中，蔣氏會對日記字句進行修正。以中山艦事件前一日，1926年3月19日為例，日記作：「上午，往訪季新兄，回寓會客。準備回汕休養，而乃對方設法陷害，必欲使我無地自容，不勝憤恨。下午五時，行至半途，自思為何必欲私行，予人口實，志氣何存！故決回寓，犧牲個人一切以救黨國也，否則國粹盡矣。終夜議事，四時往經理處，下令鎮壓中山艦陰謀，以其欲陷我也。權利可以放棄，名位可以不顧，氣節豈可喪失乎？故餘決心不走。」《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同日記事，毛思誠原文為：「上午，往晤汪兆銘，回寓會客，痛恨共產黨陷害，決赴汕避禍。午後五時行至半途，猛思『我何為示人以弱？』仍返東山，誓犧牲個人一切，以救黨國。竟夕與各幹部密議，至四時，詣經理處，下定變各令。」與日記內容大致相同，僅文字上略作調整，再經蔣中正審閱後，修改為：「回寓會客，痛恨共產黨挑撥離間與其買空賣空之卑劣行動，其欲陷害本黨、篡奪革命之心，早已路人皆知。若不於此當機立斷，何以救黨，何以自救，乃決心犧牲個人，不顧一切，誓報黨國。竟夕與各幹部密議，至四時，詣經理處，下定變各令。公曰：『權利可以糞土，責任豈可放棄乎；生命可以犧牲，主義豈可敝屣乎。此時再不決心，尚待何時，此時若不殉黨，何顏立世。今日事只有直前奮鬥，以期毋忝所生，不負初衷。』」就蔣氏所改文字與日記及毛思誠原文相較，顯然在修正過程中，受到後來情勢發展的影響，更加正當化其發動「鎮壓」行動的動機。但是無論如何，《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是最先運用蔣氏日記的書籍，因此對於毛思誠，亦有稱為「蔣介石日記研究第一人」。
三、董顯光與《中國最高領袖蔣介石》（《蔣總統傳》）繼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後，董顯光於抗戰初期所出版《中國最高領袖蔣介石》，為明確宣稱曾經參閱蔣氏日記而撰著的蔣氏傳記。值得注意的是與毛思誠相同，董顯光亦曾擔任過蔣中正的老師。
董顯光於1887年出生於浙江鄞縣（寧波府屬）茅山鄉董家跳村，該村距離蔣氏之溪口鎮西北大約三十多公裡。董氏出身於基督教徒家庭，幼年生活困苦。1899年全家遷居上海，董氏從家鄉的私塾改為接受新式教育。畢業後，因家計需要，遂放棄學業，應聘至奉化龍津中學教授英語。1905年春，蔣中正入該校就讀，成為董氏的學生。董氏回憶稱：「在奉化教書時，我遇見了將來影響我整個生活的年輕蔣委員長，他雖然與我同年，卻是我的學生中的一位。」1907年，董氏回到上海，並進入商務印書館工作；1909年，在基督教長老會的協助下赴美國留學，1912年畢業於密蘇裡大學新聞學院，隨後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普利茲新聞學院就讀。1913年返國後，擔任上海《中國共和報》（China Republican）副編輯、《北京日報》（Peking Daily News）主筆。1914年，擔任《密勒氏評論》（Millard’s Review）副編輯，兼任督辦全國煤油礦事務總署秘書。1925年3月，在天津創辦《庸報》，1926年中，在長沙訪問了當時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中正，不過在匆促間，蔣氏沒有認出董氏，以為只是一般的新聞記者；1929年，任《大陸報》（China Press）總經理兼總編輯，11月，以秘書身份隨國民政府特派考察日本歐美專使杜錫珪出國，蔣氏於行前接見時，發現董氏是在龍津學堂教他英語和算學的「董先生」，此後兩人除了公誼又加上了一層私交，關係日益密切。1930年10月，考察團回國後，董氏復受蔣氏之邀，至溪口住了十多天，在這十多天中，使他有機會對蔣氏的私人生活作一次直接接觸的瞭解。1935年，董氏受蔣中正任命為新聞外電審查員，1937年抗戰發生後，出任軍事委員會第五部副部長，旋改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主管國際宣傳工作，至1945年卸任，前後長達八年之久。1947年5月，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新聞局首任局長；1948年5月，行憲政府成立後，翁文灝組閣，仍任新聞局局長，至12月隨翁內閣總辭離任。政府遷臺後，曾任中國廣播公司總經理兼《中央日報》董事長；1952年8月中日和約生效，兩國正式恢復邦交，出任戰後首任中華民國駐日本大使；1956年4月，受命出任中華民國駐美國大使，至1958年8月卸任，受聘為總統府資政，1971年1月病逝於美國紐約。
董顯光所撰《中國最高領袖蔣介石》係依照其於1937年出版之蔣氏英文傳記「Chiang Kai-shek, Soldier and Statesman: Authorized Biography」（The China Publishing Company）翻譯而成，譯者為蔣鼎黼、薑君衡，1939年由上海好華圖書公司出版。因原書完成於全面抗戰之初，敘事止於1937年西安事變善後處理、中國國民黨舉行五屆三中全會。1945年抗戰勝利後，上海文史研究會決定重刊該書，將初版「選精拔萃，重行縮排」，分量上較原著減少一半，名為勝利後第一版（簡稱勝利版），譯校者為蔣鼎黼、鄒慕農，並由譯校者補充全面抗戰展開至抗戰勝利及國共談判部份，於1946年7月出版增訂第三版。
董顯光著：《蔣總統傳》（圖片來自網絡）
董顯光表示所以撰寫該書，係「由於對蔣委員長畢生事業的認識，本書作者始克著成此傳」，「企望是在協助一般人士對此領導四萬五千萬人民並負責解決一切難題的人物，穫得一種更深更清的瞭解」。所謂「對蔣委員長畢生事業的認識」，則來自他與蔣氏的師生關係，「清光緒卅一年（一九○五年）春，蔣氏方負笈奉化隆慶學堂，當時本書作者在該校執教，此未來的委員長雖在該校時間不久，但他的人格已給予該校的教職員們一個極深刻的印象」。撰寫該書之起源，則為前述1930年考察團回國後，應邀至溪口十餘天的近距離觀察，董氏稱：「經過此次進謁後，作者乃決定日後為蔣氏作一傳記，詳述他絕不由於偶然而得的功蹟。事實已很清晰地昭示，在現代沒有人能像蔣介石先生一樣地偉大和崇高，尤其是其後六年中，蔣氏生命中充滿著改革運動的質素，若不加以正確的記述，實在是國家的損失，因此作者決定了從事蔣氏傳記的工作」。至於該書之特殊性，董氏在序言中並未多作著墨，譯者則在翻譯過程的說明中，明白表示該書不同於其他蔣氏傳記，具有正確性，且為蔣氏「特準著述」，謂：「蔣介石先生，誠如本書作者所說，是領導四萬萬中國人民並負責解決一切難題的最高領袖。關於最高領袖的傳記，在抗戰以前曾刊出過很多，但是可惜那些傳記中所表現的蔣委員長，卻只是『偽造的蔣委員長』。」「蔣委員長特準著述了的，就只有這一部近五十萬字的巨著。同人精力有限，時間無多，才學聲望又復不孚，本不敢遽以問世，但因本書內容豐富而翔實，英文版早已風行全球，而我們反未看中文本，殊為憾事，乃決心譯成，一以表示我們愛護蔣氏之誠，一以滿足我們渴欲瞭解蔣氏之心。」
該書之正確性主要來自資料的運用，董顯光於序言中曾感謝多位合作者給予的協助，謂：「配尼斯敦君（Mr. John B. Penniston）與Z. B.董君（Mr. Z. B. Toong）也曾賜予可貴的助力，兩君孜孜不倦於探索參考書籍，如新聞紙、小冊、檔、蔣氏日記及感想錄等等，為本書獲得主要的素材」。即表示該書之參考資料除新聞紙、小冊、文件等資料外，曾參閱蔣氏日記及感想錄等。董氏於序言中亦自記在龍津學堂時，所宿寢室與蔣氏同在一樓，因此能有機會觀察他的課餘生活，「蔣氏晨起很早，沐浴後，每晨必在他寢室前面的陽臺上直立半小時，在這半小時內，他閉著嘴，直立著身體，緊叉著雙臂，這時要肯定地說明他腦中所思為何事，當然是困難的事，但是約略可以知道他是在思考著他的前途。事實上，根據他在隆慶學堂數月中日記所載，可知他是計劃著到日本修習軍事科學，來為祖國效力」。此亦表示董氏曾參閱蔣氏日記，且為其早年之日記。
政府遷臺後，董顯光於1952年將《中國最高領袖蔣介石》一書重加整編，更名《蔣總統傳》出版。雖然他在「增訂版序」中，對內容及所使用資料表示：「對於一位功業日隆之人而為其寫一詳盡的傳記，誠為極難之事；對其未竟之事功，祇能出諸臆斷。正惟此故，本書自不敢認為確定的傳記。中國的史實正在展開；對於蔣總統生涯中許多事蹟的研究亦祇得其局部。蔣總統數十年來的日記與其私人文件的參閱，仍有待於將來。」但是從蔣中正於日記中記事，可以理解他在該書增訂的過程中，曾經口述個人經歷提供董氏參考，記道：「召見顯光，商討傳記增補重要之處，以餘不贊成總理放棄黃埔，對北伐作孤注一擲，而堅留黃埔為本黨保全惟一根據；以及反對革命委員會成立，勿使鮑爾廷操縱本黨，並為鞏固本黨與完成北伐最大之關鍵也。」嗣後又召見董氏，商談《蔣總統傳》增訂事宜，顯見他對此書的關切。
增訂本對於蔣氏的敘事，主要增加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以迄政府遷臺相關事實，「為使此增訂本篇幅不至過鉅，所有關於民國二十五年前蔣總統之生涯敘述，力從簡略，而以增訂本之半容納中日戰爭開始以迄於最近之新資料」。事實上，董氏對於1936年之前相關敘事的觀點亦有若干調整，茲舉蔣氏1923年率團訪蘇一事為例，《中國最高領袖蔣介石》中稱：「在蘇聯住了四個月之後，蔣委員長在十二月裡回到了廣州。在那裡，他對蘇聯的某些形勢，做了一篇表示滿意的報告，並且提議著：依照他在蘇聯考察所得的印像，主張國民黨改組。如果他沒有接得廣州又告急的消息，他說恐怕還要在莫斯科作一個較長的逗留哩。」《蔣總統傳》則稱：「蔣總統在俄國停留四個月，於十二月復返廣州，對於蘇維埃的制度和實際，於所作報告頗不贊同。」兩者相對照，蔣氏對蘇聯考察所得，有「滿意」與「頗不贊同」兩種截然不同的印象，推究原因，應與當時所處政治環境與國際情勢有關。
1974年8月15日，日本《產經新聞》開始連載《蔣總統秘錄》，副題為「中日關係八十年之證言」，中文譯稿則在《中央日報》登載，刊出之後，立即引起各方注意。關於日本《產經新聞》連載《蔣總統秘錄》的背景以及學者對該書的意見，已有專文討論，此處不再贅述。而對《蔣總統秘錄》一書，值得注意者為其所使用資料，除了官方及中國國民黨方面檔案外，尚有一些以往未公開的資料，包括《蔣中正日記》在內。
關於《蔣總統秘錄》所使用資料情形，在《產經新聞》所作內容及撰寫經過的說明中，以「機密檔公開」為題，有清楚的陳述，稱：「《蔣總統秘錄》是依據中國國民黨以及中華民國政府各有關機關現存的公文書等官方資料所編撰，是一部『中、日關係史』。」「中國國民黨為了協助這個連載的企劃，無條件地提供了黨的官方記錄、總統府公文書、外交文書、戰史資料、蔣總統講詞、日記、回憶錄等過去從未公開過的重要文獻。」「在這一次初公開資料之中的外交文書，本來是一個國家的極機密檔案，因為在外交方面存著和對方國家的關聯性，傳佈出去可能會發生影響，故而不得不特別慎重；但是，正因為其關涉到歷史事實的重要性，所以特地予以公開。」「蔣總統的日記和反省錄等文件的公開，也是以這一次為初始。在這些文件中，活生生地紀錄著一位領導者在面臨到歷史事件各場面的時候，所感受的愉悅或煩惱、疑慮；還有蔣總統本人在公開場合所未曾開口、而發自真心的感慨，也都常有出現在這些資料上。」「關於戰爭的紀錄，也涉及到了很多的部分；自『九一八』事變以來的四十年之間，在中國大陸展開的戰爭和中國方面作戰的詳情，也都是第一次明白地公開出來。」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為《蔣中正日記》的引用。
臺灣譯印版《蔣總統秘錄》（圖片來自網絡）
在此之前，雖然有《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引用蔣氏日記，但該書流傳不廣；而《蔣總統傳》雖然談到日記的引用，但在文中並未直接引述。《蔣總統秘錄》則是直接在文中註明某年某月某日日記，不僅是蔣氏日記首次對外公開，而且是在外國的新聞媒體上，自然也引發了一些爭議。當時擔任《中央日報》總編輯的薛心鎔回憶此事，謂：「產經新聞於六十二年秋，向我國當局提出協助採訪取材的要求，獲得同意，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秦孝儀負責協調，提供其所需的黨方及政務方面的有關資料。其中最珍貴的蔣公的日記，所作的記載多為大局的關鍵，從未對外發表過。經《蔣總統秘錄》披載之後，廣受各方注意，也引起一些人的抗議，認為如此貴重的史料為何不提供給本國的學者與新聞界，而是提供給日本報紙。據我所知，當局只是斟酌產經需要，提供蔣公日記中有關的片段、甚至僅為一兩句話的影印稿，並非將原件完全公開。」但是不論是否為原件，《蔣總統秘錄》中所引用的蔣氏日記在以後有相當長一段時間，與後面所提《蔣公大事長編初稿》，成為學者引用蔣氏日記之來源。然而兩書所引用內容並非相同，黃仁宇曾統計抗戰期間，即自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8月15日，《蔣總統秘錄》引用日記260處，《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引用781處，兩相比較，相互重疊者119條，而這119條中，文字完全相同者僅有79條，其餘40條，或是辭句之間稍有不同，或是此處多幾個字，彼處少幾個字。
近年來，隨著《蔣中正日記》的公開，亦有學者對於《蔣總統秘錄》中所引用蔣氏日記的正確性產生疑問，日本學者川島真曾以九一八事變、西安事變、七七事變、珍珠港事件與英美的對日宣戰、開羅會議、日本投降等重要事件為例，與日記原稿進行對照，認為「總體來說，1970年代在日本出版的《蔣介石秘錄》引用的蔣介石日記之內容，大部分都與胡佛研究院藏蔣介石日記手稿一致，可以說是日記的第四個副本」，但是他也表示「《蔣介石秘錄》不是學術性的著作，而是宣傳性的著作。所以，引用的部分不一定客觀，可以明顯看出編者的意圖」，「但是，引用之處大部分內容與日記一致，因此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以下稱「大事長編」）是《事略稿本》及《蔣中正日記》未公開前，民國史研究者的重要參考資料，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由總統府總統事略編纂室（簡稱「事略室」）編纂，1978年10月出版，共八卷、十三冊，自1887年誕生至1949年12月六十三歲止，為蔣氏前半生大事之記述。各卷內容：第一卷，自1887年誕生至1928年，即蔣氏一歲至四十二歲間大事；第二卷，自1929年至1933年，即四十三歲至四十七歲間大事；第三卷，自1934年至1936年，即四十八歲至五十歲間大事；第四卷，分為上、下冊，自1937年至1941年，即五十一歲至五十五歲間大事；第五卷，分為上、下冊，自1942年至1945年，即五十六歲至五十九歲間大事；第六卷，分為兩冊，上冊1946年、下冊1947年，即六十歲至六十一歲間大事；第七卷，分為兩冊，上冊1948年，下冊1949年，即六十二歲至六十三歲間大事；第八卷，自1950年1975年，即六十四歲至八十九歲逝世，二十六年之大事年表。內容大量徵引蔣氏言論、函電、公牘等資料，書中「公自記曰」、「公自記所感曰」等部份，被外界視為錄自蔣氏日記，研究者往往據此理解蔣氏心跡，引證對問題之意見。黃仁宇曾以該書中「公自記曰」、「公自記所感曰」等，與《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相關內容，著有《從大歷史角度讀蔣介石日記》（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臺北）一書，析論1924年至1945年間民國史上相關史事。但是《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並非事略室等單位首次刊印之蔣氏大事記，在此之前，已有《蔣總統大事年表（初稿）》及《蔣總統大事長編》兩書，不過當時僅有少量印行，流傳不廣，外界所知有限。
《蔣總統大事年表（初稿）》（以下簡稱「大事年表」），未註明編纂者、出版時間及單位等，難以得知相關訊息，但就全稿止於1956年7月，蔣氏七十歲來看，應該在1960年代。全套六冊，第一冊建軍時期，自1887年誕生至1925年三十九歲，又分為兩個時期，自1887年誕生至1923年三十七歲為○○時期，自1924年三十八歲至1925年三十九歲為建軍時期；第二冊北伐時期，自1926年四十歲至1928年四十二歲；第三冊統一時期，自1929年四十三歲至1937年6月五十一歲；第四冊抗戰時期，自1937年7月五十一歲至1945年8月五十九歲；第五冊戡亂時期（一），自1945年8月五十九歲至1950年2月六十三歲；第六冊復興時期，自1950年3月六十四歲至1956年7月七十歲。全書以日繫月，以月繫年，依時間先後排列，內容以蔣氏個人行動為主，較陳佈雷於1948年所編輯蔣氏年表詳細。其中第四冊抗戰時期，敘事內容比其他各冊詳細，「公曰」部份係摘錄自日記，但在文字上有若干調整，如1941年1月17日軍事委員會明令撤銷新四軍番號，發表新四軍叛變經過，《大事年表》當日記事：「公曰：『制裁新四軍問題，此為抗戰成敗最大之關鍵，若無最後制裁決心，則以後中共看破我心理，彼更可藉外力以事要脅，而俄國之允撥武器者，亦必以此作為容共之要求，故乘俄械未到之時，斷然處置，以表示我對中共制裁之決心，決不因俄國接濟我武器，而有所遷就也。」日記則為：「制裁新四軍問題，此為抗戰成敗最大之關鍵，若無最後決心，則以後中共看破我心理，彼更藉俄勢以要脅，而俄械之已允者亦必以此為其容共要求之工具，以後國權全操在人矣。故因俄械將到未到之時，以表示我對中共制裁之決心，決不為俄國大炮二百門、飛機二百五十架等大量武器接濟之故，而有遷就與疑慮。此等得失存亡之大事，決不為外人物質之關係而動心也，其來也，吾國如此，其不來也，吾更應如此也。」兩者相對照，《大事年表》顯然精簡，日後，《大事長編》同日記事，即在《大事年表》之「公曰」內容上，再加以刪削，使文字更加簡潔，但不失原意。
《蔣總統大事長編》為事略室慶祝蔣中正八十一歲生日，於1967年10月出版，一套六卷，自1887年誕生至1956年12月七十歲止。其內容區分：第一卷，自1887年誕生至1928年北伐統一，即蔣氏一歲至四十二歲間大事；第二卷，自1929年全國統一至1936年抗戰前夕，為蔣氏四十三歲至五十歲間大事；第三卷，自1937年全面抗戰至1941年太平洋戰爭發生，為蔣氏五十一歲至五十五歲間大事；第四卷，自1942年世界大戰至1945年抗戰勝利，為蔣氏五十六歲至五十九歲間大事；第五卷，自1946年國共和談、動員戡亂至1949年大陸淪陷，為蔣氏六十歲至六十三歲間大事；第六卷，自1950年至1956年，政府遷臺初期，為蔣氏六十四歲至七十歲間大事。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圖片來自網絡）
《蔣總統大事長編》由秦孝儀任總編纂，袁金書、陳敬之任編纂，沈篤夫、許兆瑞、趙佛重任助理編纂，周應龍為檢校。秦孝儀於〈編纂例言〉中，說明該書之體例「採『編年』與『紀事本末』體例而互用之。雖以歲月為經，以行事之推移為緯，有時於其終始之間，亦或統敘本末，或追窮原委，或逕記公心跡言論，或雖敵方資料，亦採為必要之參證與補充」，及編纂原則「長編各時期，於黨派稱謂，皆依原始檔， 亦即依當時政府立場而直稱之，如毛共在圍剿時期稱『匪』，在就編時期稱『中共』，在戡亂時期稱『匪偽』，蓋所以明從違，正是非，嚴敵我，亦所以示天下以大公，篤政府之大信。」
該書以前述《大事年表》為基礎，敘事內容雖然較為詳細，但對於蔣氏個人活動卻省略甚多，以1948年1月為例，該書有十天記事，《大事年表》卻有十六天記事；所用資料亦多為重新編輯，較少引用原始文獻。至於秦氏所稱「或逕記公心跡言論」，集中於「言論」部份，「心跡」則較為缺乏，如前述《大事年表》1941年1月17日蔣氏自述處理新四軍之原因，該書即未引錄。就整體而言，該書對蔣氏七十歲以前經歷，仍不失為一份值得參考的資料。而該書編纂過程中，是否曾參考《事略稿本》，亦未有進一步證明，難以判斷，但因編纂諸人均參與《事略稿本》之資料搜集及撰稿工作，應有一定關聯性。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係在《蔣總統大事長編》之基礎上，由事略室人員負責增補整編完成，以秦孝儀為總編纂，陳敬之、吳伯卿為編纂，許兆瑞、鄧耀秋、曾白雲為副編纂。全書體例，一仍其舊，以「編年」與「紀事本末」交互為用。但記事方面較《蔣總統大事長編》豐富詳實，尤以1937年至1949年之內容增加最為可觀。此應與《事略稿本》在此時期已完成1949年前之編纂有關，《大事長編》之撰稿者能以《事略稿本》為底本進行刪修，或摘錄《事略稿本》中相對應年份之資料，內容自然更為充實。而在徵引過程中，《大事長編》仍對《事略稿本》進行字句上的刪修，以1949年相關記事為例，《大事長編》與《事略稿本》即使摘錄同一段日記，文字亦不相同，如11月11日《大事長編》之「公於『反省錄』中自記所感曰」，與日記「上星期反省錄」之內容幾乎完全相同，而《事略稿本》卻在文字上作了一些修改；5月13日《事略稿本》之內容與日記大致相同，《大事長編》除將「建設則以臺灣與定海為著手之起點」中「與定海」刪除外，並將「事略稿本」最後一句「一是以實行民生主義為建設之要務」，改為「一是以民生主義社會建設及其政策實施為要務」，並增加「更擬定推行土地債券，士兵與工人保險制度」兩句。凡此皆可以說明《大事長編》雖然是以《事略稿本》為底本，但兩者間仍有相當多的差異。
《大事長編》出版初期，屬於內部運用書籍，並未對外公開，僅有少數學者專家經當時擔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主任委員之秦孝儀同意後得以運用。但以外在環境變化，研究者對於史料開放要求益切，輾轉得知有此書後，透過各種途徑向秦氏提出要求，致該書雖未發行，但流傳尚廣。
《大事長編》僅編至1949年，1950年至1975年部份，因環境限制，「部分圖書，尚涉及國家機密，整齊次第，蓋仍有待」，僅能暫編大事年表，接續於後。至1999年，秦孝儀以蔣氏逝世已逾三十年，而《大溪檔案》在移交國史館後，已陸續開放；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庋藏之檔案資料，亦早已訂定三十年開放之規定，實具備續編大事長編之條件，復徵得蔣方智怡同意提供所保存之蔣氏日記，乃由其擔任董事長之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擬定「《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續編計劃」，由李雲漢、呂芳上、邵銘煌、劉維開組成編輯小組，展開1950年之後的《大事長編》續編工作。
續編工作在體例及寫作方式等方面，仍沿舊例，並延續前編卷數，於2002年12月出版第九卷，為1950年，蔣氏六十四歲大事。之後採一年一卷原則，至2008年4月，出版至第十三卷，為1954年，是蔣氏六十四歲至六十八歲，五年間大事俱已齊備。2008年正計劃整編1955年大事長編，因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於當年將蔣氏日記開放至1955年，且將於2009年7月將後續部份悉數開放。編撰小組以日記既已開放，繼續出版《大事長編》似無必要，乃提案並經中正文教基金會董事會通過，同意停止出版。
政府遷臺後，蔣中正之相關檔案、文物（通稱「大溪檔案」），係由總統府負責管理，1995年初，總統府同意將蔣中正檔案、文物移交國史館典藏，經國史館清點、整理完成後，定名「蔣中正總統檔案」，於1998年2月正式對外開放。自開放以來，《蔣中正總統檔案》吸引大批民國史研究者前往參閱，而在其中最引起學者注意的資料，為列在「文物圖書」類的《事略稿本》及《五記》。《事略稿本》自1927年至1949年，是以蔣氏日記為主要資料編輯而成的大事長編；《五記》則為《困勉記初稿》、《遊記初稿》、《學記初稿》、《省克記初稿》、《愛記初稿》等蔣氏日記類鈔之統稱。
《事略稿本》實為《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之延續。前已述及，蔣氏曾將其早年日記、函電、文稿等個人資料，交由毛思誠保管整理。1937年抗戰軍興，毛氏以身體多病，返回故鄉奉化休養，未隨政府西遷，蔣氏個人資料保管整理工作，由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侍從室第二處（簡稱「侍二處」）主任的陳佈雷接替。1939年，陳佈雷於所主持侍二處內成立總裁事略編纂室（簡稱「編纂室」），以王宇高、孫詒、袁惠常等任編纂員，於是年8月展開「事略稿本」之編纂。
王、袁、孫三人均為蔣氏之奉化同鄉，具舊學根底。王宇高為蹕駐村人，著有《珠巖齋文初稿》；袁惠常為慈林村人，著有《雪野堂文稿》；孫詒著有《瓶梅齋詩錄》等傳世；侍從室同仁習稱三人為「奉化三先生」。編纂採取分年負責制，依照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書之原有體例，每人負責一年的事略編纂，成稿後送請陳氏校閱。據當時任職侍二處之蔣君章回憶編纂室工作情形，謂：「當時的編纂室，有三位編審，三位書記。三位編審是王宇高先生、孫詒先生和袁惠常先生，都是奉化籍，我們習稱為奉化三先生，他們都是古文家，採取分年負責制，各人負責一年的事略編纂，成稿後送請布公校閱。文中頗有議論文，略似評傳性質。當時我有個不成熟的建議，在某次會議上發表。我的建議重點，大約有四：其一，採取毛勉廬先生（按即毛思誠，為總統的老師）《民國十五年前之蔣介石先生》一書之原有體例，一線相承，使成整體；其二，按年按月按日把有關的事實，依次紀錄下來，包括書面指示、電報、文告、演講在內，其有關的覆電，以附註方式記載之；其三，委座日記中有關修養或其他文字，仍沿舊例，以『公曰』字樣表示之；其四，此時為委座作傳略，以事實的彙集為主要目標，不採作傳的方式，旨在保存資料的完整，作為歷史的文獻。明清兩代的實錄或前代的起居注，所用的方法，頗堪參考。此外我又向三位先生建議：搜集資料時，應採卡片方式，一一記載下來、然後按照工作的分配，把不屬自己負責範圍內卡片，互相交換，使同一資料來源所涉及的不同年分的事實，避免他人再閱一遍。我這個建議，和三位先生工作習慣不同，他們都默不作聲，因此我不再說話了。」1945年侍從室併入國民政府，編纂室隨之移交，隸屬政務局，與陳氏關係形式上中斷，但實際上仍請示陳氏。至1948年已陸續完成1927年至1936年部份，各年沿用《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之名稱，依序為《民國十六年之蔣介石先生》、《民國十七年之蔣介石先生》等。
《事略稿本》（圖片來自網絡）
1949年初，因時局變化，已完成之《事略稿本》隨同蔣中正相關資料一併運臺，存放於桃園大溪，「大溪檔案」名稱即由此而來。1951年10月，時任總統府機要室主任之周宏濤以蔣氏傳略編纂工作應繼續進行，遂委請蔣君章（時任總統府秘書）主持相關事宜，續編1937年之後《事略稿本》。蔣君章認為茲事體大，建議組成事略編纂小組，請張其昀、陶希聖任指導員，並擬採專案方式進行，先行編定史迪威事件、開羅會議及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談判等三方面資料。1952年4月，蔣因發表〈宋子文莫斯科談判追記〉一文，引起外界爭議，奉命免除一切職務，並不得參加各種工作。《事略稿本》之編纂由負責《大溪檔案》整理工作之許卓修接替，至1958年7月，陸續完成1937年至1945年部份。其中1937年至1941年，由許卓山、袁金書擔任，許卓修審核，於1955年12月前完成。1956年1月，總統府成立總統事略編纂室（簡稱「事略室」），由許卓修以總統府秘書兼事略室總編纂，相關人員一併納入，《事略稿本》之編纂工作即由該室負責，以袁金書編纂1942年、1944年，許卓修、許兆瑞編纂1943年、1945年，許卓修綜核，至1958年7月完稿。1958年8月，許卓修因積勞致疾，請辭事略室總編纂職，經核定由總統府秘書秦孝儀接任。秦氏到任後，除親自校勘已編成之《事略稿本》外，並繼續編纂1946年以後之《事略稿本》。其中1947年、1948年資料之搜集整理及撰擬初稿，由陳敬之、趙佛重擔任；1946年、1949年，由袁金書、許兆瑞負責；至總統事略編纂室結束時， 1949年之前之《事略稿本》編纂工作均已完成。1950年後的《事略稿本》，事略室亦繼續搜集相關資料進行編纂，但因環境限制，主要以剪報資料及公開言論等為主，並未具備1949年之前可參考大量政府檔案及往來函電等資料的條件，僅完成部份初稿。國史館為便於學者運用，自2003年起，陸續整編出版1927年起之《事略稿本》影印本，至2012年10月，已出版七十一冊，時間至1947年12月。
《事略稿本》除體例外，資料來源亦與《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大致相同，包括蔣氏保存之函電、手令、公牘、文稿等，並摘引蔣氏日記。而隨著蔣氏之職位日益重要，日記成為理解其在政策形成過程中的真正想法的重要依據。因此《事略稿本》所摘引日記之篇幅較《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為大，不過在處理過程上，兩者大致相同，摘引日記之內容在審閱過程中會在文字上進行調整，與原稿略有出入。如以1948年5月行憲政府成立前記事為例，對照日記原文與《事略稿本》摘錄，可以發現《事略稿本》大多在不變動日記原意的情形下，文字略作調整，斥責幹部部份則修飾較多。其中值得注意者，為5月15日日記為：「朝醒後，深慮總統應否就職，或如始願仍退任行政院長而讓位於德鄰，再三考慮，決定退讓，起床後向天父禱告，究竟應否就職，無論進退，皆懇求天父明白指示，最後得默示進，不可辭總統，故決不辭」，但在《事略稿本》中，將「再三考慮」以下字句，改為「經再三考慮，以為不能退讓，否則是逃避責任，而非退讓矣，亦為上帝與天理皆所不容者也」，刪削幅度頗大，主要原因為《事略稿本》編纂者對於日記中如「起床後向天父禱告」等涉及個人信仰的記載，皆修改為較不具宗教色彩之中性文字，或不錄入。
《蔣中正總統五記》（圖片來自網絡）
《五記》包括《困勉記初稿》、《遊記初稿》、《學記初稿》、《省克記初稿》、《愛記初稿》等，亦為延續毛思誠所編蔣氏日記類鈔而來。此項工作係陳佈雷主持《事略稿本》編纂時期，由參與編纂工作之王宇高與王宇正等負責。各記中摘錄日記內容的重點及起迄時間不一，《困勉記初稿》摘記1921年至1943年間，蔣氏處理黨政事務的心跡；《遊記初稿》摘記1930年至1943年間，蔣氏於日記中之記遊；《學記初稿》摘記1931年至1943年，蔣氏於日記中所記讀書心得；《省克記初稿》摘記1915年至1942年間，蔣氏於「雪恥」項書寫自省、自勵語句；《愛記初稿》摘記1926年至1943年間，蔣氏於日記中記對家人、師友、同志的關愛之意。各記摘錄內容並非原文照抄，而是在不失原意的情況下，精簡抄錄，因此即使同一段日記，在不同的類抄中，字句上仍有所不同。研究者如就各個類鈔相互對照，或與《事略稿本》參看，即可以發現其中的異同。原稿因抄錄字跡潦草，閱讀頗有困難，已由國史館以「蔣中正總統五記」為名，於2011年12月整理排印出版。
1986年10月31日為蔣中正百年誕辰，國立中央圖書館（1996年易名「國家圖書館」）編目組就《中華民國圖書聯合目錄》、《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碩士論文目錄》、《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中文報紙論文分類索引》等資料，收錄有關蔣中正之言論、文告、傳記、行誼及其思想評述等出版品，收錄時限截至1986年9月，彙編《蔣中正先生論著目錄》，為臺灣地區及海外在1980年代及其之前關於蔣中正研究成果之總集。同一時間，中國歷史學會、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等機構聯合舉辦「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論會」，出席學者共提出論文一百篇，會後並將論文結集出版《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論集》五冊，為歷年來關於蔣中正最大規模的學術研討會。會中，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艾愷（Guy S. Alitto）發表〈西方史學論著中的蔣中正先生〉，就有關蔣中正的西方歷史著作，提出檢討與批評，其中包括前述《蔣總統秘錄》之英譯本在內。他認為《蔣總統秘錄》對蔣氏是有利的，作者古屋奎二敘述了蔣氏對於每一個事件或問題的看法，「但蔣先生在該書中不能顯出他具有吸引力、說服力，甚至人情味的品質。事實上，蔣先生『這個人』根本就沒有在書中出現。該書僅對蔣先生事業的政治層面加以敘述，而且行文過於沉悶，過份吹擂和欠缺優雅。」他進一步建議：「如果要在西方史學論著中改善蔣先生的地位，就要以西方語文撰寫一部真正成功的傳記。當然，這必定是一種細膩而艱辛的學術工作，同時也必須是一種知識取信的作品，這個傳記必須是文字優美和具有可讀性，絕不能僅敘述蔣先生的事業，而必須抓住他表像背後的個人性格。」時隔26年，艾愷的這段評論與建議，在今天看來，仍然具有相當說服力，而張朋園在進行評論時，針對艾愷的建議，提出了他的看法：「無論什麼樣的天縱英才來為蔣先生寫傳，還得有一個條件與之配合。我們必須以有關蔣先生的原始資料供給他參考。什麼樣的原始資料？我想最具體的就是大溪檔案，尤其是蔣先生的日記、國民黨最高階層的會議速記錄等。我們必須公開有關的資料，讓資料自己說話，則一切謠言及不實之論皆可不攻自破。」國民黨最高階層的會議速記錄於1994年開放，《大溪檔案》更名《蔣中正總統檔案》於1998年開放，《蔣中正日記》亦於2009年全部開放，依照張朋園的看法，顯然撰寫一部艾愷所謂真正成功的蔣中正傳記之時機已經成熟，而這也應該是現階段蔣中正研究要努力的目標。
由前所述，《蔣中正日記》未開放前，已有《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等傳記類書籍，因作者與蔣氏所具有的公、私情誼，或蔣氏為日後編纂其傳記所需，抑或基於宣傳、政治運用等因素，多有參閱或引用蔣氏日記內容，但是對於學者而言，這些書籍所引用之日記內容是否可信，為心中最大的疑問，而希望能直接閱讀日記。因此《蔣中正日記》開放後，引發新一波的蔣中正研究熱潮，甚至有所謂「蔣學」的出現，以蔣中正為主題的研究論文成為民國史研究的主流，相關學術討論會亦一再召開，然而《蔣中正日記》的開放是否真的對蔣中正研究產生重要的影響？臺灣方面，民國史一直是歷史研究中的主流，因此蔣中正的相關研究從不缺乏，在《蔣中正日記》開放前，學者已經使用上述《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等傳記類書籍進行研究，因此在開放後，以1949年之前民國史事為主題的研究，日記的運用大多在補充原先的觀點，少有顛覆性的改變，較大的影響是在1949年之後民國史事的探討，包括韓戰、第一次臺海危機、金門砲戰、聯合國中國代表權、退出聯合國等主題，日記提供較以往豐富的決策性資料，陸續有學者進行研究。中正紀念堂近幾年來亦委託學者進行「遷臺初期的蔣中正」、「1950年代的蔣中正」等研究計劃，研究成果正陸續發表。大陸方面，《蔣中正日記》的開放在民國史或蔣中正研究的影響，則是開放前未曾預期的情形，除了日記本身具有豐富的內容，王奇生曾表示：「歷史研究的重要前提，是必須依賴史料。歷史上有很多非常重要的人物，因為沒有留下史料而不被歷史學家所重視，因為你沒有辦法去對他進行深入的研究。現在被歷史學家反復研究的人，往往是因為他留下來的史料非常地龐大、非常地豐富。現在蔣介石的日記開放了，因為有他幾十年的日記，學界看完以後對他的研究確實有所深化。當然歷史學家們對蔣介石的看法還存有很大的差異。」從後見之明的角度來看，應該與日記暫存地點的選擇、兩岸關係改善、媒體與學者運作，以及大陸出現的「民國的熱」等因素有關。相關研究大量增加，以收錄大陸地區期刊電子全文「中國知網」（CNKI）為例，以「蔣介石」為篇名進行搜尋，1949年中共建政至2006年《蔣中正日記》開放當年，五十八年間共有相關論文1748篇，平均每年30篇；2007年《蔣中正日記》開放次年至2012年年中，六年共有946篇，平均每年157篇，數量確實十分可觀；博、碩士論文亦是如此，以「中國知網」收錄，自1999年至2012年以「蔣介石」為題的博士論文2篇、碩士論文43篇，共45篇，其中37篇是2007年之後提出，其中2011年的有12篇（博士論文1篇、碩士論文11篇）。
從研究方向來看，《蔣中正日記》開放後，除傳統以政治、軍事、外交等公領域為主題的研究外，逐漸擴充到宗教信仰、人際關係、日常生活等私領域的探討。2010年1月，臺灣方面以蔣中正《事略稿本》讀書會成員為主的「蔣中正研究群」，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在臺北舉行以「蔣介石的人際網絡」為主題的學術討論會，會中除就「人際網絡」相關問題進行探討外，亦就蔣介石相關主題的研究成果，從海外、大陸、臺灣三方面，進行回顧與展望。其中，楊奎松對《蔣中正日記》的一段分析，值得研究者參考，他說：「以往的蔣介石研究者過多地側重於政治史的研究，較少關注蔣的思想、情感、性格、宗教信仰、家庭關係、人際關係以及蔣的心理活動等較私人的情況。而蔣的日記手稿，絕大部份內容過去早就以年譜、類編、困勉記等形式，包括以蔣的大事長編或事略稿本的形式披露過。因為手稿最大的特色是大量增加了涉及蔣個人生活、情感和內心活動方面的內容，或只是便於人們瞭解已經刊佈的蔣日記內容，在文字上有過怎樣的修改，因此，過去單純從事政治史或軍事史研究的學者，要想馬上將這些樣新的內容與他們過去的研究成果結合起來，獲得新的發現，就比較困難。而這種情況恰恰也說明，在蔣的日記手稿中迄今並沒有，或很少有政治史方面新的重大發現。」而「蔣介石的人際網絡」學術討論會正是試圖從《蔣中正日記》中所呈現的私領域著手，分別探討蔣介石的黨政人際關係、蔣介石的軍事人脈、蔣介石的親緣、蔣介石的愛情、蔣介石的地緣關係等，探討蔣氏的人際網絡，期望在《蔣中正日記》與蔣中正研究中間取得新的聯繫。所有十篇論文，經過修正補充後，集結成書，在臺北、北京分別以「蔣介石的親情、友情與愛情」、「蔣介石的人際網絡」為名出版。次年6月，兩方學者繼續以「蔣介石日常生活研究」為主題，在花蓮舉行的學術討論會，從休閒與遊憩、空間與時間觀、讀書生活與醫療等三方面進行討論，拓展蔣中正研究的新視野。
然而私領域的研究，往往會引起「枝微末節」、「有什麼作用」等方面的質疑，例如探討蔣中正的旅遊生活，就有可能要面對國家領導者進行旅遊是否具有正當性，或旅遊與國計民生是否有所關連等問題。事實上，私領域的研究會擴大對於公領域相關問題的理解，如1949年對於蔣中正而言，是一生中最大的挫敗，是充滿屈辱悲慘的一年，但是從日記中可以理解他憑藉堅定的宗教信仰，克服內心的挫折、屈辱，積極面對未來。因此對蔣氏宗教信仰的探討，實際上是對他在公領域作為的重要參考，而這一方面的資料，在蔣氏言論集或相關檔案中並不多見，只有從日記中，我們才能清楚看見一個具有虔誠基督宗教信仰的蔣中正。同樣的情形亦見諸於旅遊，蔣氏相關資料，如《蔣中正總統檔案》或《總統蔣公言論總集》等，關於旅遊的記錄並不多見，但是從日記中，我們可以發現蔣氏是一位喜愛旅遊，而且十分重視休閒生活的國家領導者，即使在對日抗戰或國共戰爭戰情緊急期間，仍不忘旅遊休閒，舒解身心，目的在迎接下一階段的挑戰。
除了私領域的研究外，日記中亦有許多反應其內心感想的記事，包括對人的批評、對事的意見等，對於理解蔣中正有相當參考價值，但是這些批評、意見，不見得會反應在外在表現或公開作為上。以日記中常見到的對人批評為例，蔣氏在日記中時常有指責同志、部屬、學者的文字，措詞十分嚴厲，如其於1947年4月，國民政府改組，提選孫科為國民政府副主席，八個月後則在日記中痛斥孫科「性行卑劣貪婪，寡廉鮮恥，令人痛心疾首。以總理如此偉大人格，而生有如此不肖之子，殊所不解。」1949年3月，親書「安危同仗，甘苦共嘗」立軸祝賀何應欽六十歲生日，而在半年前，1948年9月的日記中，卻批評何應欽「愚拙不自知」，謂：「其主持軍政部二十年來，因苟且不肯負責努力建立軍隊之人事與經理制度，以致今日國破民困，而彼獨厚顏自稱其為已可以對得起國家，並反對設立軍費監理會，以辭職相脅。既不肯自強，而又不許人與問，執一意把持，必使軍敗國亡，將任外國來監督國防軍費而後已。此其卑劣之性情與思想，誤軍者必此人也。如其果辭，則應照準，不可再留也」；四個月後，1949年7月，又在日記中指責何氏「不分親疏，不知氣節，毫無責任與歷史觀念」，「二十餘年來軍事制度與組織毫無進步與改革，以造成軍事失敗，軍閥重起慘境，此其應負重大責任。」此種斥責或批評實為其內心情緒的表達，然而蔣氏作為國家領導人，理解內、外之間的關係，個人好惡不應該影響用人施政，日記成為其發洩的管道，透過日記，可以看到一個有著喜怒哀樂的「平常人」蔣中正，一個與外在表現不一致的蔣中正。
日記中還有一些其他資料無法呈現的事務，如讀書。蔣氏十分喜愛讀書，但是他讀過那些書？對他有什麼影響？在檔案或相關資料中難以呈現，日記中卻有相當多的記載。蔣氏在閱讀書籍時，往往會將重要內容抄錄於日記中，或在日記中撰寫個人的讀書心得，透過日記可以較為清楚的瞭解他的閱讀史。再如，蔣氏一生有許多演講，以《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為例，全書四十卷中，有一半的內容（卷十至卷二十九）為「演講」類，可見其數量之多，而蔣氏每次演講內容如何形成？或有以為係秘書人員起草，然細審演講內容，往往有其親身經歷之陳述，而對照同一時期日記內容，蔣氏所記錄之個人想法、觀念，與所發表演講內容或有吻合之處，亦即透過日記或許可以理解蔣氏對於問題思考的脈胳等。
不過日記終究是具有強烈個人特色的資料，每個人對於問題的看法不同，對於生活的體驗亦不一致，蔣中正亦是如此。日記中所記內容，是他自己認為應該記錄的活動或對人、對事的意見，而非應外人或研究者需要所記錄。因此對於《蔣中正日記》，研究者不需要有過高的期待，認為日記可以解決與蔣氏有關的各種問題，日記所能解決的只是與蔣氏個人相關的問題。例如近年來學者經由《蔣中正日記》對於蔣與胡適關係的討論，就是一個例證。蔣中正在日記所顯示對於胡適的種種批評，只是個人的意見，是他內心的想法，並非形之於外的作為，如果僅以《蔣中正日記》為資料討論蔣氏與胡適關係，會失之於偏，仍必須參考其他資料。他在日記中所記對於問題的看法，亦是如此，許多時候是停留在想像的階段，實際作為並非一致，甚至南轅北轍，否定自己的想法。
綜合而言，蔣中正研究應該是以蔣中正為主體的研究，呂芳上認為「『無蔣不成書』，蔣的確是民國史上不可或缺的要角，但蔣的生平與國民黨史、民國史，也不能完全等同。黨史、國史往往有一定框架與格局，至於個人心態幽微之處的變化，是洞悉蔣中正之所以為蔣中正之要竅。過去把歷史人物型塑成正負兩極的木偶，正與缺少『這個人』的學術研究走向息息相關」。就此而言，《蔣中正日記》對於蔣中正研究絕對有其重要性，如果蔣中正研究偏離了主體，《蔣中正日記》對於研究者的意義不大。要充分發揮《蔣中正日記》的史料功能，研究者應該發展以蔣中正為主體的蔣中正研究，更進一步的目標，則是如何以《蔣中正日記》為基礎，結合《蔣中正總統檔案》等相關資料，書寫一部「人性化」的蔣中正傳記。
（本文刊於周惠民主編《民國史事與檔案》，政治大學出版社，2013年6月版，注釋請參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