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年終諾貝爾獎頒發之際，有一個問題常會激發世人的好奇：猶太人為什麼那麼聰明？猶太人是一個小民族，至今不過1500萬，佔全球總人口的0.2%，然而他們在各領域的突出成就與其人口規模完全不成正比。諾貝爾獎得主通常都是全世界各領域最傑出的人才，而據《猶太人與諾貝爾獎》和諾貝爾獎網站的數字，截至2017年，猶太人在902位諾貝爾獎得主中佔據203席，比例高達22.5%，達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百倍。這其中，在經濟學獎得主中高達36.71%，物理學獎26.21%，醫學與生理學獎25.23%，化學獎19.77%，文學獎13.27%，和平獎8.65%。的確，猶太人聰明的說法由來已久，16世紀英國就有這樣的說法：「只要聲稱所學來自猶太人，笨伯便會相信一切全是真。」西歐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現在約有1100萬）據說是所有已知人類群體中智商最高的，平均值為112-115，比歐洲人的標準值100要高多了。這樣的傳說在中國人中也一直很盛行，雲也退在遊歷以色列之後寫的遊記《自由與愛之地》中就說：「各種信息來源都在告訴我們，對猶太人的智力要無條件地抱有敬意。」這幾乎是把納粹對猶太人是「劣等種族」的指控顛倒了過來，但問題是，他們那麼高的智力是怎麼來的呢？
作者 | 維舟
編輯 | 程遲
「傳統好」還是「基因好」？
第一種觀點強調猶太人的「傳統」和「文化」，認為自從《聖經》時代以來，猶太人就注重對《塔木德》等典籍的釋讀、傳承，在對這些經典的守護中，他們發展出一種對知識的尊重，強調讀寫能力，也因此格外重視教育，最終使他們代代都能出人才。
今年上半年網飛推出的《離經叛道》，展現了現代社會中仍舊極度保守的猶太社區。圖/豆瓣
這樣的觀點乍看確實不無道理，猶太人重視教育也是事實。義大利猶太裔作家普裡莫·萊維（1919-1987）的祖母對猶太教的傳統禮儀已不太了解，但「仍然像猶太人一樣重視教育」——19世紀末的義大利大部分人口都屬於文盲，但多數義大利猶太人卻能識文斷字。
問題是，重視教育的民族遠不只有猶太人，像中國人也自古尊重知識、惜字愛才，但這通常只是出現一小群知識精英而非全民族現象，「傳統」作為一種解釋實在過於籠統。
此外，如果說猶太人的傳統歷來如此，那按理來說他們應該一直都很優秀才是，但事實是，古希臘羅馬時代的著作幾乎不曾提及猶太人有多聰明，在當時的典籍中找不到任何一段稱讚猶太人的智慧，卻公認古希臘人異常聰明。猶太人在智性上的突出表現是相當晚近的事，只是到了最近200年才在各領域湧現出大批人才。
第二種觀點注意到了猶太人的智性成就是到近代才出現的，強調他們已經在長期特殊經歷下進化出了特殊的「猶太天才」基因。
雖然近百年來，社會科學的共識是人類的演化在5萬年前就停止了，世界各地人類的頭腦都差不多，但也有不少學者相信，在不同環境下的生存策略仍在促使人類繼續演化，複雜的語言和不斷提升的創新能力可以讓人在自然選擇壓力下勝出，而像猶太人這樣的商人民族就因為文化複雜度較高而出現了基因突變。
理論生物學家威廉·漢彌爾頓就曾暗示：「在我看來，文明一直促進著某些內在的智性。比如，商業運作，就是世界文明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需要參與其中的人擁有複雜的認知能力，就像在軍事冒險中那樣。所不同的是，商業運作更加謹慎，而不是鋌而走險。很有可能文明選擇了能夠成就商業運作的那種智性。」
在《一萬年的爆發：文明如何加速人類進化》一書中，遺傳歷史學者亨利·哈本丁等人系統闡釋了這個觀點。
他認為絕大多數猶太人在「大流散」之後，逐漸被迫放棄農業，在公元800-1700年間轉向從事貿易，隨後又越來越專注於金融和放貸，「這些職業（交易和金融業）有很高的智商需求，我們可以肯定沒有其他人類群體有這麼高數量比例的人口在長時段內從事需要很高認知能力的職業」。
《一萬年的爆發: 文明如何加速人類進化》[美]格雷戈裡·柯克倫、亨利·哈本丁 著彭李菁 譯
見識城邦 | 中信出版集團
2017-12
實際上，當時全世界只有猶太人有那麼高比例的人口從事白領職業，而智商低於100的人基本上沒辦法從事這類工作，其結果是不夠聰明的猶太人會逐步被淘汰——假設智商有30%的遺傳性，在經歷40代、大約1000年後，他們的智商值將高12個點。
這一觀點有不少人相信。因1953年與人共同發現DNA結構而獲諾貝爾獎的美國分子生物學家詹姆斯·沃森就曾說，猶太人和印度婆羅門都非常成功，因為在過去的幾千年裡這兩個人群都從事著學者的工作，所以通過自然選擇給後代留下了遺傳學優勢。他有一次還對猶太裔的人類遺傳學家大衛·賴克說：「你們什麼時候能夠搞清楚為什麼你們猶太人比其他人聰明這麼多呢？」
但大衛·賴克本人對此很不以為然，因為沃森常以挑戰正統觀念為樂，這些只是他隨意散布的直覺想法；賴克還嘲諷提出這一假說的哈本丁是「出了名的喜歡對人群之間的行為差異提出各種毫無證據的假想性解釋」，比如他斷言非洲黑人懶惰成性，因為「沒有經歷一些歐亞人群所經歷過的對勤勞的自然選擇」。
在《人類起源的故事》一書中，賴克強調對智力的遺傳率不應高估，迄今為止的研究結果也沒有發現與教育相關的遺傳突變在不同人群中的頻率存在系統性差異，換言之，不同族群中聰明人的比例是差不多的。
《人類起源故事: 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
[美]大衛·賴克 著
葉凱雄、 胡正飛 譯
湛廬文化 |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6
在歐美，這是一個極具爭議的話題。進化論的創始人之一拉馬克就相信，人的特徵是習得的，而這文化成果可以世代傳承，這暗中支持了一種貴族式的政治觀，因為如果是這樣，那麼權貴的後代就會高人一等。
現代優生學的創始人高爾頓率先使用進化論原理和家譜材料解釋歷史上的天才現象，相信「通過連續幾代人審慎的婚配，產生一批天賦很高的人才，這是相當可行的」。
但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同為優生學早期提倡者的美國生物學家亨利·戈達德，1917年卻宣稱猶太人智商值低下——著名進化生物學家史蒂芬·傑·古爾德以此作為智商測試不可靠的證據。在西方，這一生物決定論的論調常常令人不愉快地聯想到種族主義。
更棘手的一點是，「猶太人」其實是一個種族成分來源極其複雜多元的族群，僅在體質上就有白人、黑人和黃種人的差別，在整體上並沒有單一遺傳特徵，鄰近人群的基因流入使得猶太人群不可能演化出顯著的共同遺傳特徵。
在以色列，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的智商測試成績平均比東方猶太人高14點，因而即便是主張猶太人有特殊高智商基因的，也僅針對前者，因為後者看起來並無特異之處。實際上，猶太人內部也有「鄙視鏈」，近代西歐的猶太人就常常認為東歐猶太人都是無知而粗魯的。
那麼問題又回來了，到底該如何解釋近現代歐美猶太人在智性上的突出成就呢？
猶太人的成功是城市資產階級的成功
在回答這個問題時，人們常常被猶太人「僅佔世界人口0.2%卻拿走22%諾貝爾獎」這一比例所迷惑，但如果我們回到歐洲近代史上仔細看看，就會發現，猶太人本來就在當時的許多城鎮中佔有極為可觀的比重。
1933年納粹上臺時，德國有50.3萬猶太人，僅佔總人口0.76%，但70.7%的猶太人都住在人口多於10萬的較大城市中，僅柏林就佔了三分之一。
由於自中世紀以來的職業限制（禁止擁有土地等），猶太人在歐洲大多集中在商業、金融和文化領域，1933年有24.5%的德國人從事農林業，但僅有1.4%的猶太人幹這行；全德國15.6%的人口從事商業，猶太人中卻佔到48.9%。其結果，猶太人在律師、公證人、經紀人、商業代理人、醫生、編輯和作家等需要較高教育水平的職業中佔據了不成比例的高份額，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是中產階級。
1943年美國總統羅斯福曾說「猶太人只佔德國人口的一小部分，但德國超過50%的律師、醫生、學校教師、大學教授等都是猶太人」——比例其實沒那麼高，但大大高於其在人口中不到1%的比例卻是事實。
之所以有這樣的印象，可能是因為猶太人高度聚集在大城市，如當時德國大城市中，猶太醫生所佔比例可高達50%，但在全德國就只佔13%，這意味著在大城市之外就很少看到猶太醫生。
在19世紀末的布達佩斯，猶太人佔了全市人口的四分之一；到1910年，他們佔了全市銀行和金融服務業內個體經營者的85%，整個匈牙利大約45%的律師和49%的醫生是猶太人。
19世紀的布達佩斯。圖/維基百科
在1890年的維也納，80萬總人口中有多達10萬是猶太人，1938年更高達18-20萬，當時超過90%的奧地利猶太人都生活在維也納。在一戰前夕，維也納大學40%的醫學院學生、1/4的法學院學生，以及相當一部分的新聞記者都是猶太人。
在東歐，由於猶太人更多（19世紀末歐洲900萬猶太人，其中520萬住在俄國，城鎮人口更少），因而猶太人在城市中的佔比更突出。讓羅馬尼亞民族主義者難堪的是，1850年代該國大多數城市中，猶太人數量佔優。直到1897年，98%的白俄羅斯人都生活在小村鎮裡，而其最大城市明斯克51%的人口都是猶太人。
二戰爆發時，猶太人佔波蘭總人口的10%，但在華沙、羅茲等大城市中卻佔30%上下。當時猶太人在烏克蘭全國人口佔比僅5%，但首都基輔四分之一都是猶太人，另一大城市敖德薩在20世紀初有30萬猶太人，其中知識分子（教師、藝術家、作家、有教養的市民）的比例驚人，但在二戰後倖存下來的只有1萬人。
十九世紀德國的工業城市。圖/維基百科
當歐洲各國（尤其是西歐和中歐）邁向現代化的時候，在經濟和文化上率先得到發展的無疑是這些城市中心，而聚居在這裡的猶太人就比其它任何族群都更好地抓住了經濟擴張所帶來的全新機遇，並參與到一個國際性的貿易、金融網絡中去了。
19世紀正是歐洲各國資產階級影響不斷增長的重要時期，1815-1914年間，官吏、律師、金融家、教師、醫生等專業人員在挪威人口中的佔比從6%增至22%。與此同時，當時尚未瓦解的封建制度還將各國農民束縛在土地上，而猶太人則極好地適應了當時出現的新機會，比任何群體都更驚人地證明了「唯才是舉」可能帶來的活力。
這樣，自19世紀中葉猶太人獲得解放以來，他們雖然當時政治地位並不安穩，經濟上卻大獲其利，躋身新興的資產階級和知識精英。
在一戰前夕，猶太人在歐洲各國中僅佔總人口的1%-5%，但德國首都柏林1/3的稅收來自猶太人，在經濟中心法蘭克福，猶太人繳納的稅收是新教徒的4倍、天主教徒的8倍。
作為成功的資產階級，他們又和社會、經濟、文化等領域最現代、最前沿的發展有著最為緊密的關聯。這一方面讓他們獲得了空前的成功，但另一方面，也因為這種成功而成為許多心懷不滿的煽動家們現成的攻擊目標。
這應當歸功於猶太人的天賦、狡詐、努力還是團結？當時就已眾說紛紜。但這背後也許並沒有什麼神秘可言，畢竟在近代早期的任何一個國家，城鎮居民、專業技術人員和中產階級的識字率都遠遠高於農民和城市下層階級。
當時各國大學招收的學生人數不多，而實業家、商人和金融家才更有錢有意願供養自己的孩子去讀大學——這群人裡恰好猶太人就佔了很大比例。可以說，猶太人是率先領會到了這個道理：通過對教育的投入，為下一代積累人力資本和文化資本。
1900年的柏林。圖/維基百科
在此，猶太人聚居在大城市中心、集中在中產階層的特點又促成了他們的成功。因為在任何一個領域的成功並不僅僅取決於智商，信息網絡的規模、多樣性和效率是決定革新速度的重大因素，猶太人無論在地理上還是階層上又都位於信息交流網絡的中樞。
《發現的時代：21世紀風險指南》一書將歐洲文藝復興時群星閃耀的現象稱之為「集體天才」（collective genius），也就是說，讓擁有獨特能力的人相互關聯，各自對同一問題貢獻和激發出一些原創性觀點，就能對個人和整個研究的突破起到更大的推動作用。
由於「個體天才數量可能在各地的人口總佔據著恆常的比重，但集體天才則因社會的學習和關聯水平不同而差異巨大」，這樣，其他群體或許也不乏高智商者，但單憑這一點卻不足以確保他們做出成績，而猶太人中卻能催生出成群的天才。
《發現的時代: 21世紀風險指南》
[南非]伊恩·戈爾丁/ [加]克裡斯·柯塔納 著
李果 譯
中信大方 | 中信出版集團2017-5
其實，我們中國人應該特別能理解這一點，因為海外華人的成功也是同理。泰國首都曼谷原本就是一座華人城鎮，在近現代的很長一段時間內，當地華人數量都多過泰人——即便到今天，曼谷中產階級仍主要由華人構成，因為華人父母通過教育實現了階層的代際傳遞。
雖然流行的解釋認為這是「華人聰明」，但那就很難解釋為何留在國內的中國人在近現代並無那麼突出的表現——就像東方猶太人的表現也平平，因為他們並不像歐洲猶太人那樣在現代化過程中集中於城市中上層。
如果是這樣，那麼這一歷史也可以啟發我們：這與其說是一個族群（猶太人）的特質，不如說是一個社會階層（歐洲近代城市資產階級）的現象，只要敏銳地抓住機會，在一個信息網絡中多與人交流、彼此激發，那麼猶太人的成功並非無法複製。
參考書目：
[美]S.N.艾森斯塔特《猶太文明：比較視野下的猶太歷史》，胡浩、劉麗娟、張瑞敏譯，中信出版社，2019年
[以色列]尼西姆·米沙爾，丹·拉維夫《猶太人與諾貝爾獎》，施冬建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19年
[美]格雷戈裡·柯克倫、亨利·哈本丁《一萬年的爆發：文明如何加速人類進化》，彭李菁譯，中信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
[美]大衛·賴克《人類起源的故事》，葉凱雄、胡正飛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
[英]理察·J.埃文斯《企鵝歐洲史7：競逐權力，1815-1914》，胡利平譯，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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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弗立茨·斯特恩《金與鐵：俾斯麥、布萊希羅德與德意志帝國的建立》，王晨譯，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
[英]理察·J. 埃文斯《第三帝國的到來》，賴麗薇譯，九州出版社，2020年
[英]伊恩·湯姆森《普裡莫·萊維傳》，楊晨光譯，三輝圖書|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
雲也退《自由與愛之地：入以色列記》，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