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紙張上用活字印刷的技術，與在羊皮紙上抄寫手稿相比，在西方從15世紀中葉起標誌著一次具有決定意義的進步，在中國社會中卻是以迥然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的。
公元9~10世紀時，一種迅速而廉價地印刷某些已纂就文獻和圖像的方法之傳播，其影響在那裡似乎並不像是一種具有革命性質的事件，雖然從全面權衡，其後果從來都不比印刷術在歐洲傳播的意義小多少。但這種差異是完全有根據的。歐洲在一個相對短暫的時代中，便從中世紀的那種在罕見而又珍貴的載體上的抄書，過渡到了刊印書。
歐洲在12世紀時，才熟知從伊斯蘭地區進口的紙張，但於13世紀末便開始自己在義大利造紙，而於1380年左右又非常熱烈地歡迎雕版印刷術，並於1430~1460年間成功地使用了最早的活字印刷術。可中國社會卻經歷了一種既進步得很快，而又性質不同的發展。對於翻印文獻是必不可缺的紙張，在中國從漢代末年起，就變成了文字的普通載體（中國最早的紙張，是從被斷代為公元2世紀的古老漢墓中發現的）。使用載有文字或圖案的石碑拓片（用溼紙作拓片，然後再曬乾、上墨和利用塗刷法在紙上翻印），在中國文明的所有地區，至今仍是獲得雕刻圖像，或著名書法作品的最真實而又廉價的複製手段，它主要發展於漢代和木版印刷術的初期。
此外，印版也是可以使人通過翻印而獲得文字印跡、圖案或宗教神像的印刷品。出現在8世紀期間的木板印刷術，就如同是這兩種方法（拓片和印版）的結合一樣。現知的最早例證，應斷代為8世紀末葉，即於敦煌發現的那些帶有短文的佛教畫，此外還有保存在日本的那些很可能是於764~770年間在中國印刷的巫咒。在其中包括刊印於9~10世紀的大批刊本文獻的敦煌文書等特藏中，以木版印刷的第一種重要文獻是一部《金剛經》，它已被斷代為868年。在近期也發現了其他一些刊本文獻，其中兩種來自吳越國（長江下遊和浙江），並被斷代為953和974年；另外一種被斷代為975年，發現於杭州。在這個時代，木版印刷術在四川的紅土盆地，以及從杭州延伸到長江下遊平原上的、非常商業化和人口稠密的城市中，變得用途極其廣泛。
人們從9世紀起，就在這些地區發現了有關秘術的小書、曆書、佛經、書典、民用簡明全書、初級童蒙課本、為科舉而使用的範文集、史書等等。中國可能是受刊印宗教文獻之需要的啟發，才產生了一種技術，我們有必要在此強調最初應用這種技術時的商業和民間特徵。對此，統治階層和文人階級，都毫不遲疑地利用了這種新的印刷方法。在馮道（882~954年）的倡議下，已經於932~952年間奉欽命在開封刊印。944~951年間也在四川刊印書籍。以後，佛經於972~983年間在成都刊印。它們共包括1076部，分成5048卷，系用兩頁一版的13萬塊雕版印刷而成。從1024年起，木版印刷術被用於四川的第一批紙幣的印刷，以及所頒布的詔令和官方律令。
1027年，醫藥書為了其傳播而被校訂和付梓刊印。木版印刷術可以使人以準確的方式翻印文獻的手寫文字和圖像，因而於10世紀期間蔚然成風。它可能在中華文明的所有地區（中國、日本、朝鮮、越南），都保持了一種優勢地位，一直到活字印刷術的產生，以及19世紀在西方發明的機械印刷術人華為止O然而，活字的發明在中國要比歐洲早得多，東亞國家可能在使用木雕版的同時，也使用了活字印刷術。中國對於活字的首次記載出現在一部筆記中，此書大部分內容都涉及到了科學和技術史，這就是1086年出版的沈括的《夢溪筆談》。此項發明被歸於沈括的一名門人畢昇，而且還被斷代於1041~1048年。
在蒙古人佔領中國南方期間，王禎在其發表於1313年的《農書》中，就提到了使用錫制活字，同時還建議使用一種旋轉盤，以在其中排列按韻分類的活字。但現知最早的大規模活字印刷，則發生在朝鮮，它是在中央政權的倡議下，於1403~1484年間完成的。1403年共鑄造了十萬個漢文方塊字，在15世紀期間又完成了其他幾次鑄字工程。江蘇無錫的兩大印書家族安氏和華氏都使用銅鑄活字。在1574年，卷帙浩繁的故事集《太平廣記》，就是用活字印刷出版的，它當初在10世紀末曾以木版印刷過首版。
在一個稍晚的時代，康熙時代的插圖巨型類書（共包括近一億個方塊字）《圖書集成》，也於1713~1722年間用活字刊印。所以，漢族文明圈中的東亞（但也包括受漢人影響的附近地區，如維吾爾族人、藏族人、蒙古人、滿族人，他們都曾使用過拼音字母）在11~18世紀期間，都有過一種獨立於歐洲的活字印刷傳統，而且其技術上也有差異，因為中國的活字印刷不包括印刷機。如果大家通過其出版物的規模來判斷，那麼這種傳統就遠不應被忽略。但活字很少能有機會在機械印刷術發展之前在中國文化圈地區取代木版印刷。
事實上，如果說活字排版印刷術的發明顯得如同是歐洲的一大重要發現，因為那裡的幾百個字母就足以印刷一切可能存在的文獻了，那麼它在一種其財富之一恰恰正是其文字符號的豐富性和多樣性的社會中，卻不會具有同樣的意義。與大家通常想像的情況相反，活字印刷術在西方，形成了一種相對於木版印刷術來說，具有決定意義的進步，所有的進步都不能與這種較為複雜和巧妙的印刷術相媲美。西方印刷術的優越性僅僅是緩慢地形成的，直到19世紀實現機械化時，它才變成無可爭議的了。
那時之前，它始終是一種相當緩慢而又昂貴的印刷文獻的手段。利瑪竇於17世紀初葉指出，中國的木版印刷工匠用於刻寫其木版的時間，不會比歐洲活字印刷工用於他們每頁文字排版的時間長。木刻版可以被重新刻寫、修訂，並與後來的活字印刷形式相反，可以在庫房中保存下來以供再版使用。歐洲印刷術的傳播，是通過作品傳統的日趨貧乏表現出來的，因為出版者不可能冒險出版一些不能確保相當暢銷的書籍；而中國的木版印刷在操作方面，要遠遠高於15世紀歐洲洲的木版印刷術（由於印章技術和拓片藝術的成果，同時也是由於使用了特殊的紙張，而使需要印刷的行文在背面以倒置出現），它的最大優點是成了一種不太昂貴和使用很靈活的印刷手段，而且不需要巨額資金。因此，從10世紀起，它就使人能夠獲得數目極多的印刷版次，甚至是印數有限的、以私人或官方名義完成印刷的版本。
此外，一件無疑具有重要意義的事實是，圖畫在中國文化圈的地區中，與木版印刷文獻同時發展起來了；而插圖在西方的刊本著作中，則是較晚的時代才變得常見。從木版印刷術的初期開始，大部分中國書籍都是植物志及技術、考古和建築術的論著、小說、宗教經文……它們都配有有時質量極佳的插圖。木版印刷文字和插圖，在11~13世紀時取得了巨大發展，在萬曆年間（1573~1619年）達到了頂峰。在這個時代可以印刷一些三色、四色，有時甚至是五色的套色圖版。儘管其中的某些差異取決於技術和文化傳統，取決於它們各自特有的社會和經濟背景，但這也解釋了這種技術在東亞和歐洲，為什麼未曾經過同樣的發展道路。
結語
無論如何，中國在印刷文獻和圖案方面，要比歐洲先進500年的時光。人們可以認為，直到18世紀中葉，在中國刊印的書籍，比在世界上其餘地方所印刷的總量還要多。沒有任何一種文明中的文字傳統（以碑銘、稿本和木刻本書的形式出現），會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