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詩歌形式沿革考略
——從中國詩歌形式的源流談新詩形式的建立
文/張興泰（鴻碩）
二、關於新詩形式問題
既然,在中國古典詩歌中,音步整齊系統發展到五、七言近體詩,音步不整齊系統發展到詞和散曲,因此,中國的新詩只能沿著這兩大形式發展下去,在近體詩的基礎上,建立新體「齊言詩」（齊言現代格律體、齊言今風體）；在詞、曲的基礎上建立新體「雜言詩」（雜言現代格律體、雜言今風體）。
在中國近代史上,新詩格律化的趨勢早已透露了消息,很多老詩人都積極致力於新詩格律化的努力,聞一多先生開其端,做出了重大貢獻。聞一多的《死水》,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殷夫的《別了,哥哥》,朱湘的《採蓮曲》,是新詩追求格律的名篇。徐志摩、卞之琳、田間、何其芳等人也做出了積極的探索。1976年清明節天安門廣場上悼念我們敬愛的周總理的浩如煙海的詩篇中,絕大多數的詩作都是用格律的形式寫的,又進一步透露了新詩格律化的新兆。新詩格律化這是中國新詩發展的必然。
(一)關於音步整齊詩的發展前途
在古體詩、近體詩的基礎上建立新體「通韻齊言詩」、新體「變韻齊言詩」。
五、七言近體詩延續了一千多年的時間,在詩歌創作領域中長期成為一種支配形式,並且,獲得了輝煌的成就,在藝術上達到了極高的造詣,這不能說不是一個成功,這不能說詩的格律不是人們喜聞樂見的形式,它是有旺盛的生命力的。今天我們不應當結束它的生命,而應當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去探索更廣闊的途徑,來謳歌我們的時代,使它的生命力得到更充分的發揮。
到底有沒有這個途徑呢?我認為是有的,這是我們民族語言使然。何以見之？漢語一字一音，且具四聲，又以單字為單位，同音字豐富，調動方便，易形成音律、韻律。儘管現代漢語與古時相比發生了變化，但漢語上述基本特徵未變。現就新體「齊言詩」的建立提出以下拙見：
1.「相體裁衣」,不可千篇一律。押韻的樣式要多多變化「不可太密,不可太板,不可太響。」(朱自清：《新詩雜話》)。句句押韻就變成了新的「柏梁體」(如曹丕的《燕歌行》),順口溜不太好,又增加了寫詩的難度,為什麼魏晉以後逐漸形成的近體詩隔句押韻,值得深長思之。1918年6月8日胡適諍友任鴻雋寫給胡適信中說「大凡有生之物,凡有活動,不能不一往不返,必有一個循環張弛的作用。」
2.作新詩,表現現實生活,應當著眼於現代生活語言,而不是文言。鑑於複音節詞彙日趨增多的特點,近體詩的字數、音步等應當有所突破。根據當前語言變化的特點,要想建立起嚴格的格律頗有困難。因此,要建立起齊言今風體、只要要求整齊的音步,整齊的詩節,注意平仄調劑,大體押韻即可。(注意：大體押韻不是隨意,也應有規可循,所以有人叫半格律。見拙作《如何構建現代漢語詩歌的音律和韻律》觀點系列(二)。現代格律體音律、韻律應有嚴格規定。)
3.新體「齊言詩」建立過程中,不僅要對古詩和新詩沿革的經驗認真加以總結、借鑑,而且,必須對現代語言規律特別認真地進行研究。
(二)關於音步不整齊詩的發展前途
在古風、詞、曲的基礎上建立新體「通韻雜言詩」、新體「變韻雜言詩」。自由詩儘管一度打破詞的形式向前探索,在推動革命,推動新文化運功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它在歷史上的功績是不能抹煞的,但上百年來還沒有摸索出一套成熟的路子,不上口,記不住,這是有待解決的一個問題。
歷史上在「詞的散文化」方面蘇軾曾做過嘗試,是不成功的。這說明兩個問題：一是詞向現代雜言詩方面演變是它自身發展的必然趨勢,早已引起文人們的注意追求；二是現代雜言詩應當打破詞的格律,在不束縛思想的前提下,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格律來,沒有格律是不行的,這是中國新詩建立起來的關鍵。
在中國這塊土地上,「詩必有韻,無韻不是詩。」應當是不爭之論。當然,有韻也不一定是詩,音樂美是詩的必須要素,但不是惟一要素,除此之外,詩主情,詩主意境,詩主語言精練,詩主立意新,構思巧……這些要素綜合起來決定具體詩的品位高下。「律詩」叫法不科學,言外之意還有「非律詩」,古時指古詩。須知,古詩也有韻律,只不過沒有近體詩那麼嚴格,那麼規範。沒有韻律的詩不是詩。自由詩給人的印象就是不要韻律,沒有韻律的自由詩當然也不是詩。「詩須廢律」(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實踐證明是錯誤的。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任何形式都有它的約束力。中國的自由詩畢竟是中國詩,「自由」不等於不要格律,只不過格律不宜過嚴罷了。在這方面,魯迅先生曾指出：「白話要押韻而又自然,頗不容易。」因此,雜言今風體詩只要做到「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劑,斯為足矣。」(鍾嶸：《詩品》)做到這一點也是有規可循的(見拙作《中國新詩幾種體式構想》),這是就雜言今風體詩而言。雜言現代格律詩在齊言現代格律詩基礎上建立。其格律要有嚴格規定,但也要有變通。當然,這不是人為的規定而是依據客觀規律來定。
鑑於有些同志主張我們的新詩不一定要格律,在這裡我也不禁要問：假使我們的新詩不要格律,「將許多分了行的新詩歸攏起來,它與尋常的散文區別何在?」(《文學評論》,1980年第一期,肖韓文章)
既然詩是最精粹的語言藝術,要求語言精練,音調和諧,有鮮明的節奏感和韻律,具有音樂美是理所當然的。何況中國的語言有這個條件,努力為之,有何不可?作為藝術,不僅內容上,而且,在形式上都要孜孜不倦地追求,因為只有完美的藝術形式才能更充分地表現內容。應當說,離開了格律也就拋開了中國詩歌形式的基本特點。必須看到,新詩如果不建立格律,也就不可能成為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形式。歷史是不能割斷的,不能承前就不能啟後,不能繼往就不能開來。
在古風、詞、曲的基礎上建立起新體「雜言詩」前途是廣闊的。這是因為詞和雜言詩都是長短句,唐以後,正是口語在文學領域內日益發展壯大的階段,詞的句子可以從一個字起至十一個字止,如蘇軾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一詞中就有這樣的句子：「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這就比近體詩靈活,有利於吸收口語,表達感情。所以,宋人不再拘泥於唐人的韻部,而只憑當代語言來押韻。特別是詞發展到散曲,在這方面表現就更明顯。儘管曲子的平仄比詩詞嚴,在某些情況下,平聲要分陰陽,仄聲要分上去,尤其是上聲、去聲用於韻腳時,尤為嚴格,但總的來說,要比詩詞寬些,自由些。散曲系統和今天普通話系統已經相當接近(有些字的讀音和今天普通話還是不同的),詞大部分依照詩韻,曲則另有韻部,是根據當時的實際語言來用韻的,散曲沒有入聲,原來的入聲已分別歸到平、上、去三聲去了。平聲分陰平、陽平。這和今天普通話是一致的,並以平仄通押為常規。詩和詞都忌重韻,曲不忌重韻,可以有贅韻的情況。詩詞的韻腳安排是固定的,曲可以有襯字,這就更加口語化了,更加顯示了詞向新體雜言詩演變的趨勢。因此,在詞、曲的基礎上建立具有格律的新體雜言詩是完全可能的。
關於新詩形式問題,在這裡只能原則推論一下,新詩產生的時間還相當短,具體形式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討,逐步建立、完善。
三、關於新詩發展道路問題
新詩可以在民歌基礎上建立、發展嗎？
何謂民歌?《文學詞典》上說：「民間文學的一種。是勞動人民口頭創作、口頭流傳、並在流傳中經過集體修改和加工的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風格的詩體……形象生動,形式活潑,語言新鮮,節奏強烈,具有鮮明的現實性、戰鬥性和濃厚的生活氣息。」(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2頁)
要我說簡而言之,一句話：民歌就是民間的歌。
中國的新詩能否在民歌的基礎上去建立、發展呢?從中國詩歌發展史來看,在民歌基礎上建立、發展中國新詩這個命題似乎並不錯。可是情況有變啊!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問題是民歌源流不像古代涓涓而來,現已枯竭,哪有活水源頭來啊!可以說現在的新民歌幾乎已絕跡,我還沒有看到,可能是我眼界不夠。若哪位詩友能拿出一些現在的新民歌,有針對性研究、探討才好。否則,從民歌基礎上建立、發展新詩就很難說。沒有新民歌哪有這個基礎啊?沒有這個基礎又怎麼能說在這個基礎上建立和發展呢?不管誰說的,這話都不對。由於民歌源流已經枯竭,舊民歌沒有新鮮血液,也不能作為新詩的基礎。
清人沈德潛在《古詩源·例言》中說：「《康衢》、《擊壤》肇開聲詩。」(康衢謡：立我蒸民,莫匪而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肇開聲詩」即開始樂歌,開始樂歌那就是民歌之源。我看不是,倘若是源,何以斷流啊?
如果能有夏啟從天上盜來的《九辯》、《九歌》就好了,我想那是天籟之音,大概這才是民歌的初始。現已被天帝收回去了,所以,源流也就枯竭了。
請看,五四時所產生的新詩就不是在民歌基礎上。這是由於古時文人大都用文言寫詩,和民歌語言距離相當大。那是一個小農經濟的時代,生產力低下,人們處於「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相對封閉的狀態,信息很閉塞。「五四」以來,主要是用白話寫詩,和今天口語已無太大差別,如果說有差別的話,那只是詩的語言。現在已是資訊時代,宣傳陣地如此寬廣,勞動群眾的詩作不需要像古時那樣,經過民間口頭流傳,設置樂府,再經過文人加工潤色。隨著城市化速度的加快,今後,更是不可能有的事。專職作家也是勞動者,與勞動人民沒有本質區別。老百姓拿起筆來是文人,文人放下筆也是普通意義上的老百姓。如果說加工潤色,也無非像網上這樣,作品在網上發表後,由詩友們一起探討、修改,或找朋友切磋,或發表時由編輯修定。因此,我認為今天把民歌單提出來意義並不大。依古代傳說來講,今天,天帝把天樂收回也是天經地義的事。
好在中國古典詩歌飽吸了她的乳漿,有了茁壯成長,顯示著旺盛的生命力,歷經千年,至今,依然朝氣蓬勃。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不妨對中國民歌史做以簡要回顧；《詩經》中的十五國風就是民歌；《楚辭》是在楚國民歌基礎上,打破《詩經》四言方塊式的基本格調,創作的句法參差錯落的新詩體；五言詩首先出現在西漢民間,漢樂府和古詩十九首是漢朝詩歌史上的雙璧,相互都有滲透和影響；魏晉南北朝民歌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產生了《孔雀東南飛》、《木蘭辭》等千古名篇；唐詩受其影響頗深,所謂「詩到元和體變新」指的是白居易、元稹、張籍、王建、劉禹錫等人採用古題和新題樂府民歌寫詩,無論從題材、形式、風格等方面比過去都有所發展；宋詞元曲受其哺育,影響更是顯而易見,敦煌曲子詞的發現進一步提供了這樣的證明。
可見,中國古典詩歌中一直湧動著民歌的血脈,既然民歌這條道已竭流,我們完全可以沿著中國古典詩歌的道路,在音步整齊的近體詩基礎上建立齊言現代格律詩；在音步不整齊的古代雜言格律詩（詞、曲）基礎上建立雜言現代格律詩。
誰都不可能結束認識真理的道路，我們必須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科學地把握問題。實事求是地看待、研究問題才是智者的態度。
四，結束語
孫伏園先生在《魯迅先生二、三事》一文中指出：「他覺得唐代的文化觀念,很可以作為我們現代的參考,那時我們的祖先們,對於自己的文化抱有極堅強的把握,決不輕易動搖他們的自信力,同時,對於別系的文化抱有恢廓的胸襟與極精嚴的抉擇,決不輕易地崇拜或輕易地唾棄。這正是我們目前急切需要的態度。」——這也是我們今天在建立新詩體過程中必須採取的態度。
1985年初稿於長春
2009年5月修改於長春
張興泰，字霜子，號鴻碩，吉林省大安市人，高級政工師。先後出版詩集《霜子吟》《張興泰詩歌精粹》《詩鏡文心》（鴻碩詩文集）、該書續集、《鴻碩詩話》《情韻悠悠》（十情集）《詩詞律要講座》等。獲得中國藝術界名人作品展示會優賞獎，個別作品獲得世界學術貢獻獎金獎。現任《中國韻律詩歌旗幟卷》執行主編，中國韻律詩歌學會副會長，中國雅園學會理事，國際當代華文詩歌研究會研究員，中宣盛世國際書畫院研究員，中國詩歌學會會員。
壹點號魯北青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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