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多少年來，俄羅斯官方認為卡廷事件系以史達林為首的蘇聯領導所為。然而還有不少人對俄羅斯的官方立場持懷疑態度，甚至進行了獨立調查並撰寫大量著述，以表達不同的觀點和立場。施韋德的這篇文章指出，證明史達林對屠殺波蘭人的卡廷事件負有領導責任的基本文件《蘇聯內務人民委員貝利亞1940年3月向史達林呈報的794/б號報告》及根據該報告通過的政治局決議疑點重重，而且俄羅斯官方解密了上述「超級機密」檔案，卻對與卡廷事件相關的機密程度低得多的卡廷文件諱莫如深，認為「不適宜」解密。實際上，這些文件的解密可能會對卡廷事件的官方說法造成沉重的打擊。
［關鍵詞］卡廷事件 卡廷森林 貝利亞 史達林 葉爾欽
2010年4月28日，俄羅斯媒體報導了一條「聳人聽聞」的新聞：俄羅斯國家檔案總局網站公布了蘇共中央政治局檔案館所謂「一號秘密文件袋」中的卡廷事件文件彩色掃描件。如果據此就認為卡廷犯罪活動的歷史已經掀開新的一頁，卡廷森林悲劇的罪魁禍首之爭可以就此打上句號，還為時尚早。
一、證明史達林犯罪的「一號秘密文件袋」主要文件：證據存在大量「硬傷」
首先提請讀者注意，早在1992年，葉爾欽已解密了克裡姆林宮卡廷案件文件。1992年10月14日，俄聯邦檔案總專家P皮霍亞在華沙向波蘭方面轉交了卡廷文件的複印件。1999年，卡廷文件黑白複印件在俄羅斯—波蘭文集《卡廷：不宣而戰的戰俘》中公之於世。所有這些行動都伴隨有俄羅斯媒體的下述聲明：「史達林的犯罪活動」終於真相大白。而今天，在65周年勝利紀念日前夕，又有人決定再次把這個舊聞變為「新聞」。
早在2005年9月，卡廷文件的彩色掃描件就已經在「卡廷真相」網站公布。在此之後，成千上萬對卡廷犯罪活動調查感興趣的人閱讀了這些文件。許多關於卡廷事件出版物的作者引用和轉載了這些文件。
所以，卡廷文件彩色掃描件在俄羅斯國家檔案總局官網公布，無非是要表明，俄羅斯檔案部門想與時俱進。如再查看1992年就卡廷文件所做的筆跡鑑定和刑事偵查鑑定，就更有意思了，這些鑑定似乎證實了卡廷文件的真實性。但不知為什麼，上述鑑定卻秘而不宣。也許這是因為卡廷文件內存在眾多違規現象、不準確之處和缺乏充分論證的解釋；也許是因為這些鑑定文件根本就不存在。一位獨立專家在克裡姆林宮卡廷文件中發現了約60處不準確和荒唐之處。我們不準備談它們，只想指出以下情況。
證明史達林對屠殺波蘭人應承擔領導責任的基本文件是《蘇聯內務人民委員貝利亞1940年3月向史達林呈報的提議處決25700名波蘭戰俘和公民的794/б號報告》。在貝利亞報告中，違反常規的關鍵是該報告沒有籤發日期。這一情況本身雖非絕無僅有，但已知的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報告籤發日期均為貝利亞親筆填寫。也許794/б號報告作者真的忘記填寫籤發日期？有這樣的可能。但我們所說的問題是：根據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秘書處的發文登記，794/б號報告報送史達林的日期是1940年2月29日。而史達林「收到」的（如已經證實的那樣）794/б號報告，報送日期和籤發日期均為3月而沒有具體日期。沒有一個公證人，沒有一個法院會認為一個在2月份被登記過、籤發日期卻是3月的貝利亞報告真實可信，根據常理，這份報告是偽造的。在史達林時期，類似行為被歸類為破壞活動並要承擔所有後果。
不僅如此，2009年俄聯邦內務部主要專家之一Э莫洛科夫的刑事偵查鑑定實驗室，根據「卡廷真相」國際項目協調人謝爾蓋·斯特雷金的提議，進行了正式鑑定，確認貝利亞籤發的794/б號報告的前三頁出自同一臺打字機，第四頁出自另一臺打字機。這對任何一個公文處理制度來說都是不可思議的，更何況是在史達林時期。如果特別考慮到整個報告總計89行，第四頁僅有五行字，但貝利亞的籤字、文字的修改（估計是史達林親自修改的）和在背面加蓋的登記印章，這一頁就顯得特別重要。毫無疑問，正是由於上述原因才沒有重打這一頁。
因此，重新列印上述報告前三頁，而且使用的是另一臺打字機，自然會讓人們有理由得出這樣的結論：涉及這幾頁的聯共（布）中央關於處決25700名波蘭公民的決議不可信。
兩份聯共（布）中央政治局1940年3月5日會議的13/144號記錄摘要(即政治局3月5日決議)也存在一些嚴重違規之處。它們實際上是沒有籤字蓋章的摘要副本。為什麼將這些沒有籤字蓋章的摘要副本作為原件發給貝利亞和謝列平？順便說一下，正本放在何處至今也不清楚。發給內務人民委員部人民委員貝利亞的記錄摘要，沒有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印章，也沒有史達林真跡複製的印章或籤字，或綜合部門的確認。文件不可能以這樣的形式發給貝利亞。作為例子，我們提請注意，甚至通常對工作人員表彰的指示副本，如果沒有幹部部門的籤字蓋章也是無效的。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59年2月送交克格勃主席亞歷山大·謝列平的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決議。這個決議的附件是1940年3月5日的會議記錄摘要，它是在1940年3月打好的。但1959年去掉了「1940年3月5日」的日期，然後打上了一個新的日期——1959年2月27日，以及謝列平的名字，蓋上了蘇共中央的印章並用另一臺打字機打上：「И史達林」。結果搞出了一個畸形的官僚主義「四不像」，憑空造出了1959年2月27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13/144號記錄摘要的內容。這完全不能被認為是官方文件。
證實1940年內務人民委員部工作人員處決了21857名波蘭戰俘和公民的最重要的文件，被認為是克格勃主席謝列平呈報給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雪夫的632-ш號報告，報告籤發日期為1959年3月3日。報告中關於處決波蘭人的地點、被處決人員的構成和國際上認可的H布爾堅科院士委員會的結論，有著明顯的錯誤和大量不準確的說法。絕對清楚的是，作者並不擁有客觀和可靠的關于波蘭戰俘和波蘭公民的真實情況（謝列平不是作者，他只籤署了文件）。
除了根據證據對上述事件的回答外，還應聽聽俄羅斯檔案專家對「一號秘密文件袋」中發現的克裡姆林宮卡廷文件真實情況的評論。官方的說法如下：根據葉爾欽總統的委託，由俄聯邦總統辦公廳主任Ю彼得羅夫、俄聯邦總統顧問Д沃爾科戈諾夫、俄聯邦國家檔案總專家P皮霍亞和檔案館長A科羅特科夫組成的特別委員會，1992年9月24日在蘇共中央檔案館中發現了密封的公文夾，裡面有一個秘密公文袋，準確地說是一個封套，那裡裝有卡廷文件。
2009年10月15日之前，即當國家杜馬議員安德烈·馬卡羅夫在「假造歷史和歷史神話是當代政治的手段」圓桌會議上沒有講述卡廷文件發現的真實情況之前，這一說法沒有受到質疑。它們的確是在1992年9月對蘇共審判期間發現的，不過，發現地點不是檔案館，而是葉爾欽個人的保密櫃。馬卡羅夫說，他（很可能是和沙赫賴）到葉爾欽那裡，「我們說：鮑裡斯·尼古拉耶維奇，蘇共案的審判很糟糕。他打開了保密櫃，以便讓我們清楚，這是怎麼回事，他拿出了六個公文夾後說：好吧，拿去吧。我們當著他的面翻看，那裡究竟有什麼東西。他又把兩個文件夾拿了回去並說：不，現在談這一問題為時尚早。而我偶然看到了文件名稱，它令人毛骨悚然。要知道，當時關於這一情況，國家再沒有任何人知道。因為，那些文件夾中有一個是卡廷文件。」〔俄〕《我們的時代》第139期，2009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
不過，在哪裡發現和誰發現了這一袋公文，無關緊要。眾所周知，要隱瞞令人不愉快的真相時，才會散布謊言。而我們所說的情況是：「秘檔第一卷」在葉爾欽那裡存放了幾乎一年，這讓人們不得不提出一些不愉快的問題。為什麼葉爾欽不將卡廷文件交給1992年5月21日在莫斯科進行正式訪問的波蘭總統萊赫·華勒沙？又是為什麼到了1992年9月，鮑裡斯·尼古拉耶維奇下令立即將卡廷文件送交華沙？不管是否樂意，都不得不傾聽一些研究人員的意見，而他們斷言，1992年5月，正在對文件進行「加工」，還來不及妥善地「處理好」這些文件。
二、為什麼超級機密文件（「一號秘密文件袋」）可以解密
而次級機密卻要守口如瓶？解密那些可以說明波蘭軍官死亡真實情況的卡廷文件，才是調查卡廷悲劇的真正突破。國家杜馬議員安德烈·薩韋利耶夫2006年5月向俄聯邦國防部中央檔案館提交質詢函，請求解密衛國戰爭時期給蘇聯維亞澤姆拉格三個營區（斯摩稜斯克、庫普林斯克和克拉斯寧斯克，它們看來都是「特別」戰俘營）航拍的偵查照片並提供複印件。根據H布爾堅科院士委員會的報告，被俘的波蘭軍官在被納粹分子槍殺之前，一直關押在這些地方。而通過航拍照片可以得到無可辯駁的證據，證明內務人民委員部的「特別」戰俘營是存在還是不存在。
除此之外，薩韋利耶夫的質詢函還要求解密德國戰俘的審訊記錄。這些戰俘於1941年秋天在卡廷森林參與了槍殺波蘭公民事件俄羅斯國防部中央檔案館：35號文獻庫，清單11280，案卷798，第175頁。但俄羅斯聯邦國防部武裝力量檔案部門告訴議員，已通過決議，不許解密保存在俄聯邦國防部中央檔案館的卡廷案件文件。
這讓人百思不得其解：卡廷事件的超級機密文件已經解密，密級低的文件卻不能解密！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解密這些文件會對官方的卡廷犯罪說法造成沉重的打擊；「特別」戰俘營的航拍照片是存在的。這裡有必要對進行了14年的159號卡廷刑事案偵查案解釋幾句。該案由俄聯邦軍事總檢察院負責偵查。案件材料的相當一部分，被毫無道理地列為保密材料。
儘管如此，官方偵辦卡廷案件的某些信息依然為公眾所知。國家杜馬在2010年4月19日根據俄共倡議舉行了圓桌會議，弄清了一個問題，即軍事總檢察院偵查隊的宗旨並非全面和客觀地對卡廷案件進行偵查，而僅僅是從法律上為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和俄羅斯總統葉爾欽認定蘇聯和內務人民委員部領導了卡廷屠殺，提供犯罪證據而已。即從法律上賦予案件善始善終的形式並以被告死亡為由了結此案。
根據指示，偵查人員對159號卡廷刑事案的調查，僅限於調查1940年3~5月期間的事件。對那些證明納粹分子在1941年秋在卡廷森林槍殺了波蘭軍官的事實和證據，沒有進行研究。特別是對1944年1月24日，由H布爾堅科院士領導的《特別委員會關於查清和偵查德國法西斯佔領者在卡廷森林屠殺波蘭戰俘的報告》完全視而不見。
同樣，軍事總檢察院對波蘭法醫教授Я奧爾布雷赫特和С謝恩加列維奇1945年12月12日的法醫評語也置若罔聞。波蘭的這兩位法醫是泰鬥級專家和歐洲巨星，他們在法醫評語中同意德國教授Г布特茨在卡廷（科濟亞山區）進行的掘屍檢驗報告，並斷言波蘭軍官被內務人民委員部槍殺之說「經不住任何推敲」。
軍事總檢察院偵查隊對部分波蘭軍官1940~1941年被關押在遠東、馬加丹和極圈內地區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戰俘營的證據，也沒有進行檢查。雖然證實官方說法的見證人的證詞自相矛盾，但是軍事總檢察院偵查人員也不進行指正。
俄羅斯軍事檢察院偵查人員被禁止在159號刑事調查的框架內，將1940年部分波蘭戰俘被處決與1920年蘇波戰爭期間他們的軍事犯罪活動聯繫在一起，禁止將1919~1922年在波蘭被俘的蘇聯戰俘和被拘留的蘇聯公民的死亡聯繫在一起。
三、波蘭想方設法影響卡廷事件調查
現已查清，波蘭對卡廷事件的調查進程施加了決定性影響。比如，波蘭犧牲軍官的多數名單是波方向俄軍事總檢察院提交的。這些名單納入該案時，並未對這些波蘭人死亡的地點、時間及原因進行相應的核實。與波方共同在俄羅斯境內進行掘屍檢驗而取得的物證，違反所有訴訟程序準則交給了波蘭方面。
除此之外，參加159號刑事案調查的軍事總檢察院工作人員還經常造訪波蘭駐莫斯科使館，在那裡享受波蘭方面的接待，享受美味佳餚。他們在沒有特別必要的情況下，長期赴波蘭出公差和休養，在波蘭得到現代化辦公設備和其他禮品。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特維爾州的梅德諾耶特別墓地。那裡埋葬了6000名波蘭警察。俄羅斯檔案館領導人A·阿爾季佐夫抱怨說：「梅德諾耶從來沒有德國佔領軍，那一地區一直在蘇聯控制之下，對此，我們該怎麼辦？」不打自招。誰也沒有斷言，蘇聯境內死亡的所有戰俘都是納粹分子所為。
在「卡廷真相」國際調查框架內開展了獨立調查。調查認為：1939~1940年內務人民委員部處決了約3200名犯罪的波蘭公民，其中有將軍、軍官、警察、官員等。他們的犯罪活動及罪名都被證實成立；部分波蘭軍官1941年秋天在卡廷森林被納粹分子槍殺；其餘部分在戰爭期間由於各種原因，死於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戰俘營；部分被俘的波蘭人生還，被波蘭人稱為卡廷慘案的受害者。
至於梅德諾耶的特別墓地，情況可能與在烏克蘭所發生的醜聞類似：2006年，基輔的往事協會揭露，波蘭專家粗暴違犯了掘屍檢驗的準則，於2001年和2006年在位於基輔的貝科夫尼墓地進行掘屍檢驗。結果表明，在基輔墓地被處決的150~270人和在貝科夫尼被鎮壓和埋葬的3500名波蘭公民都是在1940年被內務人民委員部處決的〔烏克蘭〕基輔《明鏡》周刊，2006年11月11日。鑑於此，某些俄羅斯研究人員認為，波蘭專家在梅德諾耶墓地也採用了類似手法。已經準確查明，這一特別墓地裡埋葬著5000多名20世紀30年代被鎮壓的蘇聯人。但1991年波蘭考古學家卻在這裡「發現」了25個「波蘭墳墓」，似乎奧斯塔什科夫俘虜營的6311名被處決的警察，全部長眠在這些墳墓中。這樣張冠李戴之後，人們就不知道那些被處決的蘇聯人的墓地究竟消失在何處？
因此，還存在這樣的推測，在梅德諾耶特別墓地考古發現的不是6000人，而是300名被處決的波蘭警察。內務人民委員部保存的文件俄羅斯國立軍事檔案館：32291號文獻庫，清單1，案卷8，第99頁。證明了這一說法。文件證明，1941年1月，一些來自白俄羅斯和烏克蘭西部地區的前波蘭警察，被押送至白海—波羅的海運河區，估計他們來自奧斯塔什科夫俘虜營。對此，誰也沒有進行過調查。
四、結論與建議
以上所述證明，俄羅斯檔案館在網際網路發布的克裡姆林宮文件掃描件，並不是卡廷案件偵查的終結。除了十來個獨立調查者外，卡廷文件的可靠性已引起了成千上萬人的關注。毫無疑問，他們也會得出與本文同樣的結論。
我們相信，俄聯邦總統梅德韋傑夫關於文件繼續解密的指示得到落實後，卡廷調查的形勢會峰迴路轉。159號刑事案中的183個文件，將會有116個解密。新的醜聞將會再次震動俄羅斯，俄羅斯軍事偵查人員對卡廷犯罪活動的調查是不客觀的，他們進行的是先入為主的偵查。因此，應當堅持對159號刑事案重新偵查，偵查將會發現波蘭戰俘在俄羅斯境內死亡的全部真相以及誰應是對他們的死亡承擔責任的罪犯。除此之外，對「一號秘密文件袋」克裡姆林宮卡廷文件，應進行全面、客觀和獨立（如有可能，則是國際的）的鑑定。關於鑑定結果，應對世界和俄羅斯公眾公開。
最後，筆者想表達這樣的意願：偵查結束後，卡廷案件應在法庭進行不帶偏見和全面的公開審理，以便今後杜絕任何利用卡廷犯罪活動從事投機的可能。
（作者：〔俄〕弗拉基米爾·施韋德俄羅斯聯邦三級國家顧問；譯者：馬維先 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