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N發行的關於蘭斯-阿姆斯特朗的紀錄片《Lance》已經在美國和國內播放完畢。本片由美國著名人物傳記片導演Zenovich操刀，採訪了大量當事人和利益相關方，分為上下兩集重新帶人們回到那個複雜的爭議年代。
文 / 蕭深
本文沒有那種「非此即彼」的結論，更不會「語不驚人死不休」。只想看看觀點的朋友可以現在就關閉網頁，免得浪費時間。
的確，人的命運要靠自我奮鬥，但也要考慮歷史的進程。
這實在是至理名言，放在阿姆斯特朗身上也再合適不過。如今圍繞阿姆斯特朗「英雄」和「騙子」的兩極化評價，都離不開非常重要的歷史環境。
阿姆斯特朗之所以成為「英雄」，前有勒蒙德成為美國第一個環法冠軍的輿論鋪墊，中有他自己戰勝癌症重返賽場的勵志故事；後有「費斯蒂納事件」給環法乃至公路自行車運動帶來的信譽危機。
在這個特殊的時期，自行車需要一個能夠扭轉乾坤的偶像（而且這個人還沒有歐洲背景，是個美國人），阿姆斯特朗的奪冠可謂恰逢其時。
這些是阿姆斯特朗「成功」的重要基礎。一個既有美國夢特徵，又有普世性價值的英雄故事，搭配一個需要走出興奮劑陰霾的百年傳奇賽事品牌，再加上一項挑戰自我和極限的運動，商業-健康-社會-公益屬性都得到了統一。
現在看來這當然是一種歷史的諷刺，但在當時卻是所有的利益相關方（贊助商、賽事方、項目管理機構、媒體）都喜歡的完美劇本。
而阿姆斯特朗之所以也成為「騙子」，既有他自己長期服藥的既成事實、有蘭迪斯的案發及爆料，也有「港口行動」導致費拉裡醫生倒臺及一批名將落網。在這種環境之下，阿姆斯特朗跌落神壇其實只是時間問題，而當初在神壇上站得多高，這回就一定跌得多慘。
這些是阿姆斯特朗倒臺的重要基礎。一個「英雄」的誕生從不只是他自己的功勞，一個偶像的坍塌也必須要多重因素來推動。當隊友、對手、合作夥伴一個又一個落馬的時候，沒有人能獨善其身。哪怕阿姆斯特朗不選擇復出，結果也很難產生變化。因為他作為目標實在太大，牽涉的利益也太多。
《Lance》這部紀錄片的導演Marina Zenovich，對上述兩大與自行車運動相關的歷史進程都有比較清晰的把握，讓我們可以回到那個時代重新審視和興奮劑有關的問題，而不是只通過阿姆斯特朗來講出他所謂的「真相」，這無疑是本片的成功之處。
但也許是囿於篇幅限制或處於其他考慮，本片並沒有機會從更寬廣的歷史視角進行分析，真正去觸及那個時代全球體育圍繞興奮劑問題的困局。
在商業化進程越發深入但相關制度又不十分健全的背景下，多個項目（特別是多個大國）都出現了嚴重的興奮劑問題（比如田徑、遊泳、舉重）
國際體育組織的腐敗給包括反興奮劑工作在內的全球體育事業造成了很大影響（比如那個時期出現的，類似鹽湖城冬奧會賄選醜聞這樣的轟動性事件）
檢測技術的局限，使得當時反興奮劑工作的難度遠大於現在。
這些問題不去深入分析，就很容易讓公眾產生一種似是而非的偏見：只有自行車運動（公路自行車）才是興奮劑的重災區，而這個項目的特點（對耐力的超高要求）更導致了興奮劑使用的泛濫。如今網際網路關於阿姆斯特朗和興奮劑的許多爭論，就是建立在這種偏見的基礎之上，自然討論不出多麼有價值的結論。
至於輿論上另一種對人們誤導很深的觀點則是：體育和政治無關。這種觀點把美好的設想等同於現實，將複雜問題過度簡單化，最後結果就是把大家越帶越偏。
實際上，一切涉及全球化的領域都避免不了政治利益，一切需要大工業化的行業都不可能不涉及經濟利益。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互為表裡，才構成今天全球體育產業的真實面貌。
阿姆斯特朗的事件當然不會例外。在成為環法冠軍之後，他就已經不是一個人那麼簡單，而是一個規模龐大、屬性複雜的利益集團的代言人。
這部片子的下集，當談到那些贊助商48小時內紛紛閃電般解除合同，導致損失了多達7500萬美元時，他言話間的那種憤懣、不甘、無奈都詮釋了問題的複雜性。而「複雜」恰恰是阿姆斯特朗在採訪當中說出的一個關鍵詞。
但阿姆斯特朗沒有真正說出的是，當年他之所以能如此快速地走上神壇，甚至逐漸具備主宰一切的力量（比如對勒蒙德，比如那些對說真話者的起訴），更離不開這個利益集團的推波助瀾。某種程度上說，成敗皆繫於此。
所以，關於是否服用興奮劑問題的結論可能是簡單的，但如何評價興奮劑事件的相關人物從來都沒有那麼簡單。想用一種觀點就把一個人物說清楚，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特別是這個人如果距離現在越近，就越不可能說清楚。
這時候你大概就會明白，我為什麼在文章開頭寫了那樣一句話。因為，「我們」的觀點和結論多數時候都不重要，因為「我們」從來都不掌握事情的主流與本質。儘管在這個網際網路經濟時代，會不斷有聲音鼓勵「我們」去表達（就像鼓勵年輕人去消費一樣），但真正推動事物前進的從來都不是「我們」，也未必是「阿姆斯特朗」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