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論｜文學是否可以作為人性的「遮羞布」？

「高管性侵養女」事件一出即引發社會熱議，網友在批判鮑毓明種種禽獸行為之時，火極一時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再次跳至人們眼前。

小說推薦語裡有這麼一段話：「這本小說乍看談論權力不對等之性與暴力，實際上更直指文學及語言如何成為誘姦與哄騙之物；在加害者對受侵害者不可逆轉之剝奪和取樂中，成為殘忍的同謀，背叛了溝通與文明，也使人迎向了失語和瘋癲。」

必加思索平臺用戶 @懶 在聞名讀完此書後不禁感慨：生活中還有無數個「房思琪」，無數個「李國華」活著。那麼文學是否可以作為人性的「遮羞布」？

辯題：文學是否可以作為人性的「遮羞布」？

「熱愛學習的醬醬」：

我們必須搞明白文學創作的起源與文學創作的內核，其次我認為最應該探索的是文學本身是否具備道德屬性，假設文學是中性的、工具的，想必林奕晗不會產生疑問，這道論題也不會產生。

簡單概括，文學最早不是以文字形式呈現的，而是通過講故事的方式；故事通過講述者的視角進行層層演化，最初的故事與最終的故事相去甚遠；文字被發明後人們才將故事記錄在冊，也才有了文學創作。

什麼情況下會進行文學創作？作家通過自我視角對人生，對社會進行種種反思，然後形成於文字。文風的形成也正是如此。眾所周知，文風與作家的經歷（不管是精神的還是現實的）息息相關。

託爾斯泰的現實主義與他本身是大貴族有關，卡夫卡近乎神經性的寫作與他羸弱的神經有關，王爾德的《道林·格雷的畫像》取材於現實生活…如果我們要通過現實語境去思考文學世界中的價值觀道德觀，將會是一個無比疲累的事情。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是一部文學作品，與上述文學作品不盡相同，林奕晗的自殺是「房思琪現象」進入大眾視野中的主要原因。

在林奕晗看來，房思琪愛上誘姦犯是因為文學推波助瀾，是文學讓李國華看上去人畜無害，也是文學讓李國華成為表面上的「君子「，君子的身份構建文學起著絕對性的作用，當林奕晗看到真正的李國華時，李國華這個人消失了，留在她眼裡的是「文學」，是文學助長了誘姦案的發生。

所以文學在《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裡確實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這一點不論從文學的發展，文學的創作來說都可以佐證。文學在李國華身上，確實是遮羞布，毫無疑問。

「用戶2227」：

文學會不會成為人的遮羞布不好說，但是文章，文字和話言是會的。因為人終究是人，是會被很多東西影響的。

有過這樣一個實驗，給兩組志願者看一個小姑娘的兩份檔案。這個小姑娘得了絕症，但在她死前可以送往一個機構，在那裡可以讓她生命的最後過的更快樂一些。（兩份檔案都寫了基本背景）第一份檔案上寫了小姑娘的基本情況和病的嚴重程度和症狀。第二份檔案寫了小姑娘的日常生活和她的日記。最後附上了她的一些照片。

在看完檔案後，實驗者告訴他們，那個機構名額有限，需要排隊，其順序是根據其病情和痛苦程度而定。不過他們有一個機會可以讓小姑娘的排名往前挪一下。其結果大家都猜的到。

大家看的時候不知道有沒有注意這段話「那個機構名額有限，需要排隊，其順序是根據其病情和痛苦程度而定。」也就是說排在小姑娘前面的是更加需要援助的人。但是在實驗中第二組很少有人能注意到這一點（如果不是照片是真人的話，就算注意到了這一點估計也會讓小姑娘提前）。第一組則多了不少。

說了這麼多廢話，大家也猜的我要說什麼了。人的判斷，尤其是群眾的判斷，一定有非理性的成分，非理性不代表錯，但是非理性更容易被利用。（其實，理性也挺容易利用的）文字和文章可以美化罪惡，甚至讓罪惡不再是罪惡。

「小羊不愛吃草」：

稍微反駁一下咯，2227估計是必加思索第一幽默人。

文章、文字、語言確實會影響人，人的性格生成很大一部分是受到「言說」的引導；「言說」要構建的正好是理性。雖然群眾的判斷多數都是非理性的，但非理性並非是文章、文字為罪惡辯護的原因。

文章與文字確實可能為罪惡辯護，比如法律文書，比如一些公關文書；但文學是否也在為罪惡辯護呢？或者回歸論題，文學是否會成為人性的遮羞布呢？

我認為是不會的，首先，文學作品首要揭露的就是人性，不論是《悲慘世界》中的煉獄，還是《洛麗塔》，抑或《駱駝祥子》….只要作家在寫作的時候沒有為文學注入「罪惡」，文學就一定是中立的，文章與文字亦然。

一個律師，通過巧舌如簧的口才使原本有罪的人無罪釋放，這不是法律的錯；同理，一個人利用文章與文學大做文章，傷害別人，這也不是文章與文學的錯，這是當事人利慾薰心，將李國華的罪歸於文學，和古代將亡國的帽子扣子女性身上是一樣的。

所謂靡靡之音，也得有願意傾聽者，靡靡之音才能發揮其作用。文學的惡是被原本就惡的人所用，而非文學對正常人產生影響，使其成為罪犯。

「沒有黑色」：

文學不會成為人性的遮羞布，文學也無法美化\醜化人性，文學所做的只有一件事，揭示現實但不批判現實；描寫現實但不忠於現實。

林奕晗在《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中要叩問的是確實是文學是否在為罪惡矯飾，某種意義上可以這麼講；《洛麗塔》是否在為戀童癖做「掩護」？《包法利夫人》是否美化失足婦女？

除了林奕晗本人之外，其他人對以上作品的解讀無不帶有個人視角，帶有個人道德倫理；一部文學作品最不重要的就是道德倫理。因為文學歷史上幾乎沒有「三觀正」的常規作品。

文學是什麼？我認為要麼是對現實的誇張，要麼是對現實的縮小。

卡夫卡借《審判》說明法律制度機械，普魯斯特借《追憶似水年華》描述時間的漫長…文學的作用只有一點，通過作品升華\收縮讀者視角。

李國華與房思琪之間，林奕晗給的解釋是一個被誘姦的少女愛上誘姦犯的故事，她也確實給出文學在李國華和房思琪之間起著決定性作用的線索。但我認為，這只是因為房思琪是文學少女，如果房思琪喜歡繪畫，今天的論題就會成為：「繪畫是否在矯飾人性。」

所以文學只是林奕晗寫《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的工具，而李國華，也只是一個讀書人中的敗類而已，用他來解釋文學的意義，對文學不公。

「圍觀群眾」：

不能把問題歸結於文學，如此的話，高尚職業（如老師），技術，藝術（如電影）等又有哪個不可作為人性的遮羞布？

我覺得問題的根源不在於去尋找那塊遮羞布，遮羞布無處不在，人性的醜陋面只能在一定程度範圍內控制，但它也無法根絕。對於個體來說，能正確識別遮羞布，讓它遮不住羞，對保護自己和家人都很重要，不是嗎？

心中少一點權威，不要那麼容易崇拜，少看點標籤，多一點思考，質疑和邏輯論證，遮羞布還會那麼好用嗎？

這不是在替使用遮羞布者辯解，他們應該受到懲罰；也不是在指責被欺騙或受傷害的人，他們的遭遇值得同情，只是對於普通人來說，我們既然控制不了別人使用遮羞布，那最好的保護自己的辦法，就是練就一雙火眼金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