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懲罰了她，然後他們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他們結婚了，之後又分開了4年到8年。

突然有一天，他認為他們應該在一起，於是他懲罰了她。

最後他們又在一起了，並且從此永遠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這是1980年左右，美國一個小鎮的女性讀者所描述的某一浪漫小說中的情節。當然，她非常不喜歡這個情節。

但是，這個橋段，是不是有點熟悉呢？譯林君看到第一眼，腦海中立刻蹦出一個詞：霸道總裁愛上我。

如今這種題材時常佔據著我們的視線。

你打開「微信讀書」APP，映入眼帘的首先會是這個界面：

接著，你往下找到「Top 200/女生」榜單，排名前5的是以下幾本：

看看這些書名：《琉璃美人煞》《醫妃傾天下》《愛你是我難言的隱痛》《天價寵婚：霍總的小嬌妻》《一胎雙寶：總裁大人請溫柔》，可以提煉出「寵愛」「權力」「生娃」等關鍵詞。

儘管小說中架構的時空背景、主角身份、情節各不相同，總體以男女情愛為主要描寫對象，這類小說被稱為「浪漫小說」，在中國統一被歸類為「言情小說」。它是通俗小說的重要分支，受眾以女性為主。

從「微信讀書」提供的數據來看，當日約有7.5萬讀者在看這5本書，由此可見，這類小說的讀者數量不容小覷。

女性為何喜愛閱讀言情小說，又為何要讀這類小說？

30多年前，一位名叫珍妮斯·A.拉德威的美國文化學者，通過讀者討論、訪談、問卷調查等人種志方式，探索美國史密斯頓小鎮的女性讀者閱讀浪漫小說背後的的複雜社會行為。

她在《閱讀浪漫小說：女性，父權制和通俗文學》中說：「閱讀和創作浪漫小說有可能被視為一種集體精心構築的女性儀式。通過這個儀式，女性探究了她們身為男性附屬物這一共同社會境況的結果，同時試圖想像出一個更加完美的狀態——她們所有的需求都將得到充分滿足。」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來自《界面文化》的一篇文章，通過分析浪漫小說/言情小說敘事的泛化，指出女性慾望、父權制和通俗文學之間的勾連，以及當代青年人愛情觀念變化的背後，折射出社會經濟環境以及社會心理的重要變化。

「霸道總裁愛上我」：

浪漫愛情理想的彌散與變形

「『封建禮教』在過去是個貶義詞，現在則是一部分網友要主動遵守的。」自媒體人蘿貝貝如此感嘆當下的網絡環境。包括她在內的許多評論者都發現，異性戀關係的道德正當性成為了當下不少中國觀眾評判文藝作品的唯一尺度。他們的評判標準一方面極端理想化（強調「一生一世一雙人」，男女雙方都不得有任何感情瑕疵），另一方面又極端現實（對物質基礎、尊卑秩序的無限強調）。

這一評判標準製造了無數「彈幕三觀警察」——有人指出《大宅門》中的楊九紅是痴心妄想進入白家的無良妓女，《橘子紅了》中的秀禾與老爺的弟弟相戀是不知廉恥的渣男渣女，《鐵達尼號》和《亂世佳人》都是小三偷情的故事……

電影《鐵達尼號》部分彈幕截圖（來源：@蘿嚴肅）

這種對異性戀關係既理想又現實的矛盾想像，與一種類型文學傳遞的情感結構與價值取向有相似之處，那就是浪漫小說。在中國的語境裡，浪漫小說以「言情小說」之名成為了通俗文學的一個重要分支。

在中國百年現代史的背景下，言情小說及其愛情觀曾有其革命性的一面，在建立現代公民主體性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正如史丹福大學漢語與比較文學系教授李海燕所指出的：

隨著20世紀初浪漫主義自由戀愛理想和弗洛伊德性慾理論的輸入，鴛鴦蝴蝶派的言情小說大行其道；在五四知識分子將「愛情」視作自由、獨立、平等的象徵後，浪漫愛情更是與構建現代民族國家中同等、公平的公民身份緊密捆綁，與儒家社會的等級秩序、人際關係和封建禮教形成鮮明對比。

現代中國「浪漫愛情」之概念的形成，因此被打上了現代化和啟蒙主義的烙印。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近三十年時間裡，集體主義意識形態統攝公共和私人生活，再度壓抑了人們對浪漫愛情的追求。而當改革開放的時代大幕開啟、國家開始從私人生活中逐漸退場，那些曾經被認為不那麼重要的個人情感和欲望不可抑制地噴薄而出，再度成為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以瓊瑤為代表的言情小說在中國圖書市場風靡一時，她在作品中宣揚的「愛情至上」理念接續了上世紀初的啟蒙式愛情神話，並因人們對革命時期壓抑個人情感欲望的批判而增添了進步色彩。

而另一方面，市場化改革也使得性別本質主義捲土重來——隨著企業逐漸從社會福利和家庭照料中剝離，女性發現自己在公共領域的發展面臨著越來越多阻礙，「生兒育女，操持家庭」再度被強調為女性的天職，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之間進退維谷。

在這樣的背景下，女性勢必對親密關係和理想婚戀狀態有著更複雜的觀感和考量。在1984年首次出版的《閱讀浪漫小說》一書中，杜克大學文學與歷史系榮譽教授珍妮斯·A·拉德威（Janice A. Radway）針對當代美國女性閱讀浪漫小說的現象，對這一通俗文學題材的成規定式及其所反映的女性慾望展開了深入分析，她的許多洞見也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中國觀眾的浪漫愛情理想。

《閱讀浪漫小說：女性，父權制和通俗文學》

[美]珍妮斯·A·拉德威 著 胡淑陳 譯

2020年7月

閱讀浪漫小說是女性潛意識裡

反抗現實處境的一種方式

在1960年代女權運動如火如荼之時，購買浪漫小說的女性卻日益增多，那些戀愛故事多發生於英俊多金的男主角和大膽獨立但嬌柔脆弱的女主角之間。美國浪漫小說在1970和1980年代井噴式發展，全盛時期甚至佔據了美國圖書出版市場半壁江山。

學者珍妮斯·A.拉德威在位於美國中西部城市的一個中產社區開展田野調查，探究深受主婦喜愛的浪漫小說具備怎樣的特徵，又如何折射出了讀者對自己生活的感受。

拉德威發現，主婦讀者心中理想的浪漫小說大多圍繞著這一核心展開：一個聰明且有能力的女主角與一個能夠欣賞她的特殊品質、願意以她想要的被愛方式呵護她的男主角，如何相知相戀攜手一生。

在理想的浪漫小說中，男主角被塑造成具有罕見中性氣質的人，一方面強力陽剛，在男性群體中出類拔萃，一方面對女主角溫柔體貼。

作者常著重描摹男主角在遇到真愛（女主角）前後的變化——在她出現之前，他冷酷無情，對親密關係不屑一顧；在她出現之後，他百鍊鋼化作繞指柔，珍重又專一。

我們可以發現，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浪漫小說的內核不僅延續至今，與當下中文言情小說「霸道總裁愛上我」的主流敘事也極為相似。

在理想的浪漫小說中，作者常著重描摹男主角在遇到真愛（女主角）前後的變化。

「觀眾和讀者對於文本的解讀大體仍有一定的程式或規律性可循……之所以會出現相似的閱讀習慣，主要是因為處於相似位置的讀者習得了一套相似的閱讀策略和闡釋代碼用於解讀其接觸到的文本。」

拉德威指出，閱讀浪漫小說是女性潛意識裡反抗現實處境的一種方式，這種反抗基於如下前提：在父權制婚戀關係中，只有女性被要求向他人提供照料和情感滋養，她們自己卻得不到足夠的關心，因此感到身體和心靈的疲憊與空虛。

由於不滿於不對稱男女關係造成的性別分工和情感呵護匱乏，女性訴諸於浪漫小說提供的幻想性解決策略，來獲得某種情感補償。

有趣的是，接受拉德威採訪的女性讀者都認為，浪漫小說中描述的人物或情節與她們所知的現實絲毫不符，但她們又非常強調作者嚴謹刻畫故事背景細節的重要性。這一矛盾認知無意識地流露出了女性讀者雖對現實不滿、但依然期待某種完美異性戀關係和制度安排真實存在的微妙心態。

在拉德威看來，閱讀浪漫小說是女性的集體儀式，「她們從中獲悉了父權制的本質，並了解了它對於身為女人，也即是說，身為一個在男人佔主導地位的社會中未掌握權力的個體的她們意味著什麼。」

當下的言情小說，

反映了女性怎樣的希冀和恐懼？

那些最受歡迎的浪漫小說無一不在傳達一個訊息，即保持女性的主體性、滿足女性的欲望與父權社會制度可以做到並行不悖。

在這樣的想像中，女性讀者說服自己，男性氣質對女性有百益而無一害（暴力和施虐甚至亦是「愛的證明」），克服由當前性別分工引發的恐懼，讓自己相信「即便在最糟糕的情況下，理想愛情仍有可能存在」。

由此，我們有理由認為，浪漫小說及其傳達的浪漫愛情理想是女性在不如意的現實面前的一種應對策略，藉由虛構作品中女主角的成功，故事的讀者也獲得了自我實現和權力彰顯的滿足感。

值得注意的是，浪漫小說具有雙面性：

一方面它借用了1960年代以來女權運動積累的話語資源主張女性賦權，比如強調女主角自信、獨立等性格氣質，並因此喚起男主角的愛慕；

但它也有消極保守的一面，大團圓結局依然在強調女性作為戀人、妻子和母親的男性附屬身份，以浪漫的方式合理化這個讓現實中女性感到不滿的父權結構。

在當下流行文化工業迅速擴大的過程中，這類言情小說的敘事結構日益深入人心。從網絡文學到IP熱，言情小說的邏輯被大規模複製或轉譯，中國觀眾/讀者得以從各個渠道（圖書、影視劇、綜藝節目、遊戲）接觸這套「人設化」嚴重的話語，成為了人們理解分析幾乎所有文化產品的一個基礎闡釋框架。

即使是像《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這類主旨絕非浪漫愛情的嚴肅文學作品，也被一些讀者從異性戀道德的角度去評判，並得出「三觀不正」的結論。

如果我們認同拉德威所說「浪漫小說及其傳達的浪漫愛情理想是女性在不如意的現實面前的一種應對策略」，那麼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是：

當下的浪漫愛情理想，反映了女性怎樣的希冀和恐懼？

撰文：林子人，編輯：黃月、潘文捷，經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權轉載，內容有刪減。

閱讀浪漫小說：女性，父權制和通俗文學

過去，女性通過閱讀浪漫小說反抗父權制

現在，我們通過理解浪漫小說的閱讀史來瓦解父權制

《閱讀浪漫小說：女性，父權制和通俗文學》

[美]珍妮斯·A·拉德威 著 胡淑陳 譯

202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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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編輯 | 水晶湯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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