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故事 | 農家子弟的求學之路（一）

當時的農民子弟，無權無勢，要想擺脫「臉朝黃土背朝天」的境遇，要麼上學，要麼參軍。當地人俗稱「考戶口」，考上大學才能坐機關，吃上國家糧。我最初也是懷揣著「個人奮鬥」的夢想走上求學之路的。鎮上的人們都稱讚老父親的遠見卓識。

中學時代

老人家雖然不識幾個字，但他對我們要求很嚴格，望子成龍心切。冬季夜裡，他常常坐在火坑一旁，監督我在算盤子上練習小九九，聽我念念有詞背著口訣，直到最後算盤珠顯示出1155為止。我們姊妹六個，老父親認準一個理，家裡經濟條件不管有多難，不管要吃多大苦，孩子只要想上學，能夠考上，家裡砸鍋賣鐵也要支持。後來在我們家鄉成了大新聞，同時也成了許多家庭學習的榜樣。

我屬於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一代。我1946年9月22日（陰曆）出生時，家鄉剛剛解放。我6歲開始就讀泊裡小學。記得那是一座寺廟改建的學校，教室裡設備幾乎全無，黑板是用水泥抹在牆上，然後塗上黑顏色，課桌是用兩個磚垛子支起來的木板。我們書包裡每天都裝著石板和石筆。石板有個好處，可以隨寫隨擦。我在這裡一直上到小學畢業。除了正式課程，課外我還參加過繪畫組。記得有一位美術老師授課很有水平，但要求也很嚴格，如發現有人不注意聽講，他會用粉筆頭兒打你，一打一個準兒。

1959年至1962年，我在本鎮的膠南二中讀初中，是七級三班的學生。當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條件艱苦。學校課程安排很緊，除了正常課程，早上都要上早自習。每天天剛蒙蒙亮，家裡人還未起，母親就用三塊磚頭支起砂鍋，將前一天剩下的白薯幹和小豆腐（用蘿蔔和黃豆漿混合煮成的蔬菜）放進去，再添點水熱好，就是我的早餐了。有時我也自己做。吃過早飯，便踏著晨光，急匆匆趕往學校。

每天放學回家，先是幫忙做些家務，挑水做飯，周末甚至去拾草撿糞，只有在晚上才能在昏暗的煤油燈下看書，做作業。由於長期如此，鼻孔常常被燻得黑黑的。因為本人刻苦努力，初中階段各門功課幾乎每次考試都是5分，每年都被評為「三好學生」，所以被選為學校少先隊大隊長，手臂上佩戴著「三道槓」。

後來聽說，膠南二中增加了高中部。由於膠南二中師資力量雄厚，要求嚴格，升學率頗高，因此成為青島地區著名的重點學校，人們趨之若鶩。我曾被母校邀請作報告。那裡的學生，特別是高中生，為了能衝出農村，「考得一個城市戶口」，整個高中三年竟能自覺放棄看電影和電視，全身心地投入備戰高考。

初中階段，我們曾響應接受階級鬥爭教育號召，到附近村莊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國民黨還鄉團製造的「泊裡慘案」進行過社會調查。聽著當事人或其後人的血淚控訴，確實令人髮指，我們受到強烈震撼。我們還學著電影上的樣子組織過一次「塔山野營」。我還曾參加了學校的文藝演出隊，表演過《撲蝴蝶》，說過相聲，參加過全青島市的普通話比賽。那次比賽，我有生第一次乘坐火車出遠門，印象深刻。

初中畢業後，究竟到哪裡上高中？那時，藏馬縣也被撤銷，併入膠南縣，而膠南縣被劃歸昌濰專區管轄。膠南縣城王戈莊離家30公裡的膠南一中帶有高中部，而昌濰專區的所在地濰坊市則有全省重點學校濰坊一中。迄今為止，我校尚未有學生考入濰坊一中。據說學校原本有意保送我去縣城高中，我卻堅持要憑自己的實力參加中考。二中領導最後尊重我的決定，並且也為了有所突破，極力推薦我報考濰坊一中。

膠南二中隊文藝隊

真是老天弄人。1962年初夏的一天，我們結夥乘坐公共汽車去縣城趕考。開考次日，忽報老家暴雨傾盆，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洪災。頓時，泊裡地區的考生人心浮動，歸心似箭。在輔導老師的極力安撫下，我們勉強完成了全部考試科目，之後一刻也不願耽擱，便徒步趕回老家。

後據小妹告知，那天夜裡，響雷滾滾，睡在炕上的母親首先驚醒，惦記著院子裡的幾隻雞，打算下炕去將它們抱回來。誰知雙腿剛剛移到炕前，「撲通」一聲，水就漫到了大腿根部。母親感到大事不好，急忙叫醒父親和妹妹，抓起幾件隨身衣物，慌忙逃離老宅。說時遲那時快，人剛邁出房門，老宅便在頃刻之間被轟然衝垮，只見院牆坍塌，大門也不知去向。等我趕回老家，只見到處房屋坍塌，道路泥濘不堪，難民比比皆是。

父母臨時在后街簡單搭了一個睡覺處——一張破床，上面用樹枝胡亂撐著一席破蓑衣。見此情景，我不禁與母親抱頭痛哭。後來，我家被安置在大隊原作倉庫的一座舊宅裡與另一家合住。若干年後，父母在大哥的幫助下，利用從老宅瓦礫中撿回來的木材和磚塊，以及從野外撿回來的大門和門框，在原地恢復了老宅。

中考揭曉，我竟然被濰坊一中錄取了，成為膠南二中考入該校的第一人和本屆膠南考生唯一一人。只是這一消息來得不是時候，亦喜亦憂。老家遭受嚴重水災，田裡顆粒無收，家中經濟極為困難。雖然國家開始發放救災糧，但要供應一個高中生去濰坊上學談何容易。我面臨兩難的選擇。

最終，我要繼續求學的願望得到了全家的理解和支持。記得開學的前幾天，母親就忙活起來。濰坊市離家幾百公裡，需要乘坐近百公裡的汽車，在膠縣換乘火車。

在那裡上學，要住校。這頭一件事，即被褥問題，難住了老母親。從哪裡去弄一套被褥呢？甭說家裡沒有那麼多布票和棉花票，即使有，那又從何處討還那麼多錢呢？須知除了我之外，二哥還在北京上大學等著用錢呢。難，確實是難。

在萬般無奈之下，母親不得不將平日裡用的口罩（老式紗布口罩）拆開當被裡，用一塊白布染紅後做被面，再添上些舊棉花，一床被子就做成了。至於褥子，也是半人寬的舊褥子改制的。後來到了學校，紅色被子褪色成了大花臉，褥子因為我夜間尿床一個鹽圈套著一個鹽圈，需時常晾曬，經常惹人笑話。

高中開學報名時（十八級一班），我的全部家當就是父母籌來的幾元錢、用供應糧兌換的幾十斤糧票、充作鹹菜用的一袋子炒鹽粒子和上述的一套被褥。

回想在濰坊求學三年的時光，既心酸，又讓人感動。鄉下孩子進城，本來就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況且第一次長期遠離家鄉和父母，獨自一人在外闖蕩，老家又遭了災，我是班上生活最困難的學生，當時的困境可想而知。

在濰坊整整3年，我幾乎很少邁出校門，直到高中畢業，我還搞不清東西南北。為了維持生計，我沒錢將手中糧票直接換成飯票，因為按規定糧票中包括粗糧和細糧，如果條件允許，本可以換成兩種飯票，間或在食堂購買白面饅頭和米飯，可是我卻不能。我只能將細糧票勻給別的同學，兌換他們手中的粗糧票，用粗糧票有時能買到玉米面窩頭，而更多的時候是白薯面窩頭。

當時對我來說，吃飯就炒菜幾乎是奢望。每到飯點兒，我在食堂買到一兩個白薯面窩頭就匆匆離開回到教室或宿舍，打開鹽包，就著鹽粒子就能湊合一頓。學習用具更是節儉，能省則省，筆記本用了正面用反面，有時還用一些舊書報，在空白處寫字算術。

高中三年，從未買過墨水，使用的是一片片像藥片一樣的墨水精。墨水瓶幹了，放上一片，再倒上些清水，搖晃幾下，一瓶藍墨水就出來了。

為了節省一點路費，本可以每半年放假時回家一次的，我就合起來每年回家一趟。除了節流，還千方百計開源。但那時沒有別的本事，只能趁同學們午休的工夫，到學校附近的野地裡割些飼料草賣錢。夏日裡，烈日炎炎，勤工儉學。在那幾年裡，只有大姐節衣縮食，間或給我們一點零花錢，接濟我們，我們才得以完成學業。大姐的恩情，我們一輩子也忘不了。

濰坊一中班團支部迎送會

慶幸的是，在濰坊我遇到了一位恩師——我的班主任夏金峰老師。夏老師是女性，大不了我們幾歲，山東壽光人，和藹慈祥，從不高聲講話。她教我們語文課，了解到我家的情況後，表示了極大的同情心，首先是積極聯繫，幫助我申請助學金。在她的努力下，我拿到了略低於烈屬的二等助學金，每月5元。這對我來說，無異於雪中送炭，幫我解決了維持生活的基本問題。

後來，我曾一再談到，我是靠國家助學金長大的，指的就是這件事。夏老師還像母親一樣對待我。每到節假日，或是周末，別的同學都放假回家了，只有我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她總會把我找過去，和她的家人一起過節吃飯，沒有把我當外人。我十分感動，決心將來報答夏老師的恩情。

當年，我們十八級一班在全校非常出名。同學來自本市和所轄各縣市的尖子，可謂人才濟濟，你追我趕，學習風氣甚濃。1965年，我們班高考升學率達80%以上，全年級第一。可惜受到文化大革命的衝擊，許多考上高等院校的同學最終也未完成學業，影響了一生前程。

令人扼腕的還有，受我影響而於次年從膠南二中考入濰坊一中的我的好友，也是高材生，但由於運氣欠佳，正趕上高考前夕「文革」爆發，高考被取消，他只好回鄉務農。1977年恢復高考，他才考上了師範學校，畢業後當了一名中學教師，但終因沉重的家庭負擔，染上重疾，英年早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