貂蟬與潘金蓮之比較，兩個女人的名聲肯定不會一樣的

貂蟬與潘金蓮之比較

摘 要：文學作品往往注入新的描寫對象，從而顯示出一種超越前人的藝術水平。明代把生活中的下層婦女、娼妓作為描寫對象，成功地塑造了潘金蓮、杜十娘、貂蟬、閻婆惜等眾多女性形象，使明代小說在前人的基礎上，進一步豐富了這些女性形象。本文就《三國演義》中的貂蟬和《水滸傳》中的潘金蓮這兩個人物形象試作分析比較，展現人物性格與主題異同。

《三國演義》中的母愛和愛情都貼滿了「權、忠、義」的標籤，在《三國演義》中，正式稱之為計的第一計，就是「王司徒巧使連環計」的這個計。王允的連環計，其實就是美人計而已。而此計的主演，即為堪稱有「閉月」之容的貂蟬。貂蟬的出現充滿了政治誘餌的意味。在古代四大美女中，貂蟬是最缺乏自由個性的，較其他美女而言，她僅作為離間董卓與呂布的一顆棋子，一個政治籌碼，當這一歷史使命成功完成時，她便將退出歷史舞臺。對此，她沒有任何的遲疑和猶豫，甚至沒有思想感情上的矛盾和波動。這樣，貂蟬就只是某種觀念的物化，而失去了一個人，特別是一個女人的根本特點。這個形象缺乏最起碼的血肉。曹操殺了呂布後「操將呂布妻小並貂蟬載回許都」，輕描淡寫的一句話，便交代了中國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下落。

其實，歷史上並無貂蟬其人，羅貫中在創作《三國演義》時，根據「據正史，採小說」的創作原則，對史料中「布與卓侍婢私通」這一點予以虛構，對人物關係進行了創造性的改造，出現了貂蟬這一美女形象，這樣一來，使故事情節更趨合理，人物形象也更趨豐滿了。「王司徒巧使連環計」，充分展示了王允老謀深算的性格；董卓與呂布為爭奪貂蟬而反目，不僅符合二人的性格特點，而且與歷史事實取得了邏輯上的一致，歸根究底貂蟬的出現還是為了塑造其他男性角色服務。

與之同期的《水滸傳》中潘金蓮的人物形象就要豐滿得多，是一個有血有肉的、性格和形象都很鮮明的女性形象。她不像貂蟬那樣，是一個任人擺布的傀儡，隨人使用的工具，而是一個具有獨立人格意識的活生生的人。潘金蓮雖然是使女，地位低下，但面對「大戶」的無理糾纏，不為富貴所動，也不為威勢所迫，維護了自己的人格，珍惜自己的感情，比之貂蟬任從王允的吩咐便毫無考慮地上演美人計，顯得更加真實。潘金蓮縱然擺脫了「大戶」的糾纏，卻無法擺脫她的必然命運，還是被報復性地嫁給了武大，但她仍然沒有屈服，面對這樣一樁各種不般配的婚姻，她有自己的理想與追求。雖然在《水滸傳》中她也僅僅算個配角，但在描寫女性文學的藝術長廊中，這是一種反傳統觀念的翻天覆地的變化。

武松的出現，終於喚醒了潘金蓮久被壓抑的情感。可是她找錯了對象，終落得一個自討沒趣的下場，然而她的大膽追求仍是作為一個豐滿的女性人物的突出展現。失意之下，一個偶然的機遇改變了潘金蓮的命運，在西門慶的淫威和王婆的精心策劃與安排下，潘金蓮最終接受了西門慶，至少西門慶可以給她一次做女人的資格。可惜的是，潘金蓮成了西門慶無恥淫慾的犧牲品，也成就了自己淫婦的罵名，是一個被侮辱與被踐踏的可憐女人。造成潘金蓮悲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是「大戶」對她的妄圖佔有和將她嫁給武大使然。這一情節在客觀上揭示了封建社會中婦女、特別是身處下層的婦女們的悲慘命運，從而揭示了封建制度的罪惡。

不容忽視的是，《三國演義》中英雄的標準是不近女色，董卓和呂布中了美人計的下場自不必說，其中的女性只能控制自己做女人的權利而甘心去做衣服、做美人計的籌碼；《水滸傳》的重要尺度是「萬惡淫為首」，西門慶與潘金蓮的淫慾最終也只能換來無盡的罵名與悲劇的命運，英雄們十分享受手刃淫婦的快感。兩部小說中的女性都是次要的陪襯，女性觀都空前失落，在某種程度上遠離了人性和人道主義，究其原因，恐怕還是受時代背景與小說主題所限。

文學作品自古以來就具有審美價值與教化功能。小說借人物形象的塑造，懲惡揚善、扶植綱常也就理所應當。明代的歷史題材、英雄題材的世情小說是從講史話本發展而來，作者在人物選取上多選擇男性作為表現主體。明代程朱理學影響下，男權社會深入人心，「理」成為女性人物形象的審美標準，一種剝奪女性人權的思想觀念在明代迅速深化，明清上半葉小說中女性人物形象被劃分為兩種：一種女性心甘情願放棄個人自由而成為男性的附屬品，大讚倫理道德，女性只能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另一種就是被理學家所強烈鄙棄的淫婦形象，「紅顏禍水」的象徵。女性形象塑造上的單一，可以看成是倫理道德的載體，失去其本身的審美價值。封建禮教對女性人物要求嚴苛，其核心是女性要服從於男子的意志。小說起著詮釋封建禮教、「婦德」觀念的作用。

作為歷史演義與英雄傳奇的代表，《三國演義》與《水滸傳》所展現的是一個十足的男人世界，小說著重想要表現的是英雄的勇敢與不受美色誘惑的形象，權、忠、義的主題，無論是多美的美女，恐怕也只能起到陪襯的作用。但在錯綜複雜的政治鬥爭和英雄好漢廝殺的間隙，有意識地敘幾筆女性風情，既滿足了普通市民百姓的審美閱讀趣味，又平添了幾分生活情趣。

從貂蟬到潘金蓮，我們可以欣喜地看到文學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漸變過程。同樣是面對封建制度的罪惡，貂蟬身上充分體現了中國封建社會中美麗女性常見的悲劇，「自古紅顏多薄命」，作者為了情節的需要而把她拉出來，又因故事的結束便棄之如草芥，僅僅是一個概念性的符號，是作者的意圖和某種倫理觀念的化身。在男權社會中，女人是沒有地位的，她們只不過充當一種政治工具而已，女性的一切行為都必須符合封建社會中的綱常禮教。與貂蟬這一形象相比，潘金蓮作為市民婦女的代表，雖然也具有不少的弱點和缺點，但她已經意識到自己是人而不是物，有自己的情感與追求，試圖反抗腐朽的婚姻制度，有一種貂蟬身上沒有的、難能可貴的人格獨立性和反抗性，儘管她的反抗是朦朧的，盲目的，不自覺的，帶有原始色彩的。在思想上體現出一種超越時代的進步性，是一個處於初步覺醒狀態的婦女形象。這種向腐朽的封建倫理道德發起挑戰的極端方式，閃耀出人性復甦的火花，尤其是女性意識的覺醒，雖然是短暫的一瞬，卻具有劃時代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