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為丈夫，不同悲哀|沈從文《丈夫》與《嫁妝一牛車》丈夫對比

短篇小說《丈夫》是沈從文於1930年創作的作品，主要講述的是是20世紀湘西某地花船上妻子和丈夫間的情感故事。而王禎和的《嫁妝一牛車》則是講述了1960年代，又窮又聾的萬發「典妻」得到夢寐以求的牛車的故事。

兩位主人公在文中都是典型的農村丈夫形象，但是《嫁妝一牛車》中萬發的丈夫身份是完全缺失，而《丈夫》中的丈夫在丈夫身份上是有相對的覺醒。

兩篇作品均表現出身為丈夫身份的悲哀感，但程度上有所差別。且兩篇文章均用一定筆墨揭示了造成這種悲劇的深層原因。

一、同為丈夫身份

由於艱難生活逼迫，鄉下的年輕女子老七，迫不得已來到城裡工作。她的工作是做生意——賣身，但在稱呼上，也叫做「生意」。

「那名稱與別的工作同樣，既不與道德相衝突，也並不違反健康。」

然而，讓人驚訝的是這樣在文明社會中以為恥辱的工作竟能得到丈夫的同意。

文中這樣寫道「許多年輕的丈夫，在娶媳婦以後，把她送出來，自己留在家中耕田種地，安分過日子，也竟是極其平常的事情」。

要是哪天，他們想念自己在城中的妻了，就上城來找她們，「像訪遠親一樣。」

所謂遠親，說白了就是有點關係，但是平時不怎麼聯繫。偶爾的走動，是為了不淹沒那一點點關係。在這裡，沈從文用極其平淡的語調，仿佛在進行一種生活的闡釋：非常簡單、十分自然、極其嫻靜，像是鄉村牧歌，卻也似乎充滿了無力感。

而作品深層意義是想展示當時湘西某地民眾的簡單、不以做這種「生意」為恥的淳樸民風。這種風俗與文明社會所提倡的文明是相違背的，而自稱「鄉下人」的沈從文更認同這種風俗習慣，更是在側面反映出沈從文排斥文明社會。沈從文更加強調人性美。

而王禎和《嫁妝一牛車》中的萬發——由於生活的貧困，生存的困難，他一步步地走向典妻的道路，且越走越遠。這裡選擇將王禎和《嫁妝一牛車》同沈從文的《丈夫》比較，而非柔石的《為奴隸的母親》，是因為《為奴隸的母親》是一開篇就直接描述典妻，且行為是沒有一定的反抗性，或者說是缺乏反抗性。

《丈夫》和《嫁妝一牛車》則是均為間接描寫典妻，並存有一定的反抗因子，就連「不抵抗」的萬發也是曾經反抗過，到最後不得已才陷入典妻的悲哀中。深信命運觀的臺灣農民萬發，儘管取了一個意蘊著萬事萬發的好名字，但生活倒是越過越苦。就像他的妻子阿好一樣，名字十分如意，實際生活卻過得非常不如意。更不要說作為他們的子女了，隨時可能就會走向死亡。

如同題記寫的那樣：

「生命裡總也有甚至修伯特，都會無聲以對的時候」。

萬發選擇當一個真正的聽不見者，以生理上的缺陷帶動心理上的缺陷，讓自己成為一個身心合一的全聾人士。

文章在開頭第二段就直接點明了這點：

「萬發並沒有聾得完全：刃銳的、腐蝕性的一言半語仍還能夠穿進他堅守固御的耳膜裡去。」

但剛擁有牛車的喜悅和身體部分缺陷足夠替他抵擋住這些惡言惡語。不能忘記的是，他剛開始知道自己的妻子和姓簡的販衣商走在一起，身為丈夫的他，採取了一系列行動，想證明自己的丈夫身份。

然而他的耳聾卻成了他最大的阻礙。就像那輪見證阿好與姓簡的販衣商做事的月亮那樣，不僅成了擺設，甚至增加情調。

妻子阿好和簡姓販衣商完全不顧萬發是否在場，仗著他耳朵聾了，說著他聽不到的「情話」，又有小孩阿五這個人證，所有的事情，不管是否符合道德倫理都有了一定的合理性。

萬發的丈夫身份便這樣一點一點地被別人入侵、掠奪，開始的反抗已然沒有繼續，更說不上有什麼效果。

二、丈夫身份缺失的悲哀

《丈夫》中的青年小夥和《嫁妝一牛車》的萬發，都一定程度上失去身為丈夫的身份。

在《丈夫》中，從送妻子到城裡做「生意」，自己可以走親戚一樣看望自己的妻子，是不完全的丈夫身份。因為自己的妻子在花船上做事，自己想和妻子親熱，卻不得不讓位於客人。那種本應該和自己才能有的親密舉動，妻子卻要同客人做。

「丈夫」受不了了，他竟然「像小孩子那樣莫名其妙的哭了起來」。

所有的小孩子的哭法都是隨心所欲性，任性，想哭就哭，誰也攔不住他們。

年輕的丈夫——作為一個成年人，竟然像一個孩子一樣任性。這一方面表明他像孩子一樣單純，另一方面說明妻子同丈夫的感情是很深厚的。因為只有如此信任和關係好的人面前，「孩子」才敢肆無忌憚地撒嬌。

妻子心裡還是愛著自己的丈夫的，她從自己丈夫搖頭、撒票、捂臉哭泣中明白自己丈夫真正想要的是什麼。所以，沈從文在《丈夫》一文給出較為美好的結局：他們兩人起早回到家鄉去了。而這是一定程度上丈夫身份意識的覺醒的表現，更是一定範圍內沈從文對於丈夫身份認同的美好祝福。

那捂著臉的雙手，也將丈夫身為一個成年人的羞愧展露無遺。那是對自己丈夫身份的重大覺醒，更是對丈夫意識的重拾。因此在文章最後，年輕的丈夫能夠領著妻子回到鄉下去，但是是否過著男耕女織的傳統生活，我們不得而知。

萬發的遭遇與年輕小夥的遭遇是完全不同的。

他是有意識地主動選擇放棄自己的丈夫身份，只作為一個物質人而活著。在生活最底層的萬發，以出讓自己的妻子，讓自己的生活得以繼續下去。

他面臨的是一個兩難的境地：是要維護自己的丈夫身份還是被生存威脅？

萬發，一生悲苦，最後在無可奈何中放棄自己的丈夫身份，選擇繼續生存。然而這种放棄，在一定程度上，是他利用自己的耳聾促成。

生存本來就是艱辛且無奈，那麼作為一個人，是不應該選擇不抵抗的。

萬發卻選擇了逃避，因為當生存成為最大的渴望時，其他一切都是可以放棄的。萬發成了「草履蟲」，只知道吃、喝、睡。可是丈夫身份的缺失，讓他生存下去成為了可能。

因此，他裝聾作啞地欺騙自己，以期生活照常進行。從放棄丈夫身份到僥倖得生，這種迫於生存本能需要的放棄，不僅僅是一種身份缺失的悲哀感的集中體現，更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作者對於生存本質的個人性解讀。

三、造成這種身份缺失悲劇的原因

兩篇文章在揭示造成丈夫身份缺失的原因都涉及到生存生活這一大背景，且各有深度。

沈從文的《丈夫》更多的是表現出一種對傳統牧歌生活的單純追求，是一種可以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完美例子。生活的壓力讓丈夫同意年輕的妻子到花船上工作。但在遭遇自己同妻子間的夫妻行為受阻後，他的丈夫意識有了醒悟，他用孩子般的哭泣，及時挽回了夫妻間的感情生活；同時他自己的丈夫身份得到肯定，其丈夫意識是完全覺醒，並得到一定的展現的。這種可以選擇的生活方式，不僅是丈夫和妻子選擇生活的一種，更是沈從文帶給讀者「牧歌」生活的一種。

而這種對於生活方式有著較大的選擇權，在萬發身上卻絲毫沒有體現出來。萬發是被生活逼到角落裡，為了生存下去，他只能選擇出讓自己的丈夫身份，犧牲自己的丈夫身份，來換取生活的繼續。在生存困境與放棄丈夫身份這一兩難選擇中，他選擇生存下去。

馬斯洛在需求層次理論中提到，生理上的需求是最低級別的需求，主要包括呼吸、水、食物、睡眠等七項。在這一層次需求中，性是放在第七項，是滿足了其他六項需求後才會受到人們考慮的。因此，從這一理論，我們可知萬發所受威脅主要是食物的短缺這一項。

尤其是文章中有詳細的筆墨描繪了簡姓販衣商短時離開的那段時間裡，萬發家中食物的匱乏程度。

中國俗語中有這麼一句：「好死不如賴活著」。裝聾的萬發的狀態和這何等相似。從兩難選擇中，毅然選擇生存，主動放棄丈夫身份，與其說是萬發委曲求全的做法，不如說是較為明智的選法，先生而存。

《嫁妝一牛車》的結局是充滿悲劇性。當萬發出讓丈夫的權利得到一架牛車時，牛車卻被時代淘汰了，小轎車開始流行了。萬發卻再也沒有拾起自己丈夫的頭銜，他的丈夫意識難尋蹤跡。

一股悲涼感從文字處散開。我們為年輕小夥得以和妻子過著幸福生活而高興，我們也因萬發丈夫意識的缺失為感動悲哀。生而為人，只是生存。

儘管王禎和在文章結尾讓萬發有了一輛牛車，牛車代表著生存不再是問題，更代表著萬發的丈夫意識將要醒來。可是轎車時代的來臨阻止了萬發的覺醒。時代在發展，而萬發仍只是想著上個時代的事情。

他這一生註定是無法聽見，從不聾——裝聾——全聾，不僅僅是生理上的缺陷，更是心理上的缺陷。

一開始的有所反抗到完全服從於生存理念，萬發這一輩子註定是發不了的。而阿好也只能和別人好。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關於典妻現象的作品有很多。例如柔石的《為奴隸的母親》、羅淑的《生人妻》。

這兩部作品：

「在表現上更突出生存危機和求生欲望, 丈夫的作為被表現為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爭取生存可能性的行為, 他們均是在生死之間所作的決定。兩部作品只能激起人們對豪紳階級的憎惡, 並不覺得丈夫的不道德和墮落 。」

而沈從文的《丈夫》雖然也寫到農民的生存危機, 但它只是被作為背景與原因。作品更主要的是描寫農民精神上的墮落」，後有覺醒。《丈夫》只是一開始丈夫意識被隱藏，到了文章後面，丈夫在花船上的一系列遭遇，其丈夫意識覺醒。這和前兩部文學作品是不一樣的。

尤其是《嫁妝一牛車》中的萬發，為了生存出賣自己丈夫身份，丈夫意識有時覺醒到丈夫意識主動出售，精神上的自我的墮落，是為了生存而生存。

四、結論

縱觀兩部作品，旁觀其他作品，我們可知：作家筆下的丈夫身份意識的覺醒是和生存緊密聯繫。

《丈夫》和《嫁妝一牛車》中的丈夫雖然同為人夫，但是丈夫身份意識缺失程度不同。從缺失到覺醒，沈從文的《丈夫》做到這點；而王禎和的《嫁妝一牛車》則是丈夫身份意識的不斷缺失，到完全缺失。萬發一開始如果說是因為貧困丟失了自己的丈夫意識，但到後來他是主動放棄。

生存從來不容易。而這種丈夫身份的缺失，則讓讀者們看到王禎和對於底層民眾生存狀況的熱心關注和悲憫情懷。

當然，沈從文對於丈夫身份意識覺醒的描繪，不僅僅是其追求人性美的表現，更是為我們呈現出湘西世界的田園風味。因此，兩位作家對於底層人民生存狀態的熱切關注是我們閱讀和學習不可不關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