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時的創痛

恐懼的起因

上小學之後我們家從育才街搬到了存信巷，我的玩伴之中除了年長一點的彭姊姊、實姊姊、嘉美、天來之外，開始出現一些同輩以及更年幼的孩子。我記得巷弄裡有一棵大榕樹，樹蔭非常茂密，晚上的街燈很暗，巷子裡黑漆漆的，走過那棵大樹總感到毛毛的。村子裡的孩子們彼此警告，說那樹上有個叫「黑鍋貼」的鬼，我腦子裡烙了這個印，每次經過總是拼了命地跑，差點沒嚇破膽。住育才街時曾經有一次被躲在樹叢後伸著舌頭、用手電筒照著臉的乾哥哥嚇得摔了一大跤，幾乎造成了腦震蕩。

孩子們對鬼如此感興趣，其實和年長的人喜歡說鬼故事有關。長夜漫漫閒著無聊，大伙兒便湊在一塊兒講鬼，孩子們也擠在大人的身邊既恐懼又著迷地側耳聆聽。其中有一則鬼故事給我的印象最深。某位東北籍的長輩告訴我們說，他在大陸時有一回住客棧，半夜起來解手時突然看見門口站了一個裹腳的老太太，頭上梳著髻兒，穿著民初寬袖寬腿兒的衫褲，身子飄飄忽忽的。他心想，這麼晚了她站在門口乾啥呀？再仔細一瞧，竟然發現老太太的側面薄得跟張紙似的。我聽到這裡嚇得趕緊把腳丫縮上來，跟紙一樣薄的老太太從此埋藏在我的八識田裡，永世不得超生了。

媽媽也喜歡講鬼，她最愛乾隆大學士紀曉嵐的故事。她說紀曉嵐小時候有一回上茅房，手裡拿了一盞油燈，一個沒留神就把油燈放在大頭鬼的腦袋上了。大頭鬼一氣，故意顯相給他看，他卻毫不畏懼地對那鬼說：「小鬼！小鬼！你好大的頭呀！」小鬼聽了覺得這孩子果然不凡，日後必有大出息，於是讚嘆道：「仕郎！仕郎！你好大的膽哪！」我聽完這故事，紀曉嵐的不凡早已忘光，就記得那大頭鬼有多恐怖了，從此上廁所總覺得旁邊站了個腦袋奇大無比的鬼。

當身心處在健康狀態時，這些無意識裡的意象通常起不了什麼作用，譬如我在懷孕期間身體出奇的健康，即使是住在荒郊野外心裡也毫無所懼。但是產下潔生的第二天我的身心突然瓦解，處在谷底的三年中無意識裡最深的恐懼全都休耕、翻土，曝了光。那些從恐懼裡投射出來的意象，多半都是荒郊野外的孤魂或女鬼。我因此聯想到克裡希那穆提在《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Think on These Things ）這本書裡說過的一段話：「你們大人和孩子相處時，不該把一些誤謬的觀念、對鬼怪的想法或自己特殊的經驗強加給他們。然而這是很難避免的事，因為年長的人總會花許多時間訴說人生中的一些不重要的事。他們逐漸把自己的焦慮、恐懼及迷信傳給了孩子，孩子自然會重複大人的想法。年長的人對這些連自己都不明白的事根本不該在孩子面前提及，相反的，你們應該創造一個自由無懼的環境讓孩子在其中成長。」

如此認真的自省式教育在得過且過的上一代人眼底，恐怕是極度嚴謹了點兒，然而從我自身的經驗來看，童年灌輸的恐懼一旦集中曝光，若是沒有一點自我觀照的能力，是很可能招架不住的。世紀末的今日，聚落式的生活已經式微，在公寓裡成長的孩子們很少有機會再聽到一群大人講鬼，然而電視和動畫所提供的恐懼暗示卻比講鬼更生動、更微細、更詭譎，父母的輔導還是有必要的。

父母的對立

搬到存信巷之後，父親回家的次數愈來愈少了，他寧願長年待在臺北的武昌街十八號──當年立委的休閒俱樂部，和工友老李同住在一間陰暗的宿舍裡。他的生活日益消沉，成天逃避在圍棋裡面，雖然隸屬於交通委員會，卻總是拒絕發言質詢。他不常回家的理由最主要是跟母親不和，兩人無法相處，連一個禮拜都嫌多。他們的心性不同，人生觀不同，對人的態度不同，心理的需求不同。譬如父親好面子，母親實際；父親被動，母親主動；父親寡言，母親善道；父親感性，母親理性。然而在所有浮面的差異之下，潛藏的卻是人性共通的恐懼、掙扎、渴望、失望、哀傷、逃避、自憐與嫉恨..

父親好不容易從臺北回來，母親為了取悅他，總是費心地替他張羅牌搭子，當大家高高興興地正在玩牌時，站在父親身後的母親，看著看著就成了後座駕駛，開始指揮東指揮西的，忍不住還要罵上兩句「笨死了」。父親聽著聽著，突然忍不住了，站起身來滿臉漲得通紅，憤恨地撂了一句：「你聰明！你打好了！」然後轉身就走了，當天便打道返回臺北。我盼了半年好不容易把他盼了回來──還是乾爹教我用激將法寫信罵他「不回家就是老混蛋」，才把他激了回來──沒想到兩天就走了，這一去可能又是半年，我心裡真是失望極了。

母親在金錢上老是有恐慌感，看到別的立委都有本事賺外快，便說服父親掛牌當律師。父親不擅言辭，雖然掛了胡大律師的招牌，不幸上法庭時口拙，無法替人進行有效的辯護（說不定他心裡想的是和解算了），因此律師的招牌不久就給砸了，母親為了此事經常當外人的面說他無能。別說替人辯護口拙，就連和母親吵架，他也是挨了一百句才能回個一兩句，罵完便趕緊奪門而出。有時他從臺北領了薪俸回來走到半路碰上同事告急缺錢用，他就把信封裡一半的錢給了那個人，回家只能交給母親一半的薪水當家用，患有金錢恐慌症的母親病情因而日益嚴重。

小時候我是父母之間的夾心餅，起先是母親在我身邊叨念父親的自卑與無能，長大一點換成父親在我面前數落母親的拜金與現實。我記得父親愛看武俠小說，但又恐怕母親笑他沒出息讀閒書，便躲在被窩裡拿著手電筒偷看，喜歡和爸爸起膩的我也躲在裡面和他一起偷看。父女二人像是做了壞事的小偷，緊張中帶著莫名的興奮。這時父親好像在跟他同年齡的玩伴告狀一般悄悄地對我說：「那個老達卜（上海話發音的「老太婆」）根本是金錢掛帥，她心裡永遠是金錢第一，她第二，別人第三。」聽了這些話，我深深覺得他是如此的厭惡母親。

兒時的創痛

我小時候確實有心理學所說的戀父情結，父親一向是我的榮耀以及我同情的對象，母親的強勢與批判使得我一面倒地傾向於他。我無論在長相、氣質和心性上都比較像父親，而且父親和我的關係又特別近，似乎不需要太多的言語便能直接地融合，母親對這一點時常流露出妒意，從眼神就可以清楚地感覺到。上小學後母親開始把對父親的不滿（其實是對自己的不滿）遷怒到我身上，總嫌我和他一般無能、沒用。她時常拿我最要好的朋友周中立與我相比，她總說中立能幹、活潑、頭腦清楚，我和她站在一塊兒簡直像個老實的小傻瓜。她日復一日地加重我頭上的罪名，我雖然反彈但似乎愈來愈朝著她的精神暗示發展，後來我從心理學上完全印證了父母的指責終將一一實現。

父母欠缺覺察的教育方式形成了我許多人格上的矛盾。父親寵我、縱我，要星星月亮他都設法摘下來給我。上小學後我的鋼筆起碼有五十支，我喜歡聖誕卡片，爸爸一買就是一百張──他無法時常回來看我便轉而以物質的形式補償。從小到大他總共只打過我一回──他和朋友下棋眼看著就要贏了，我過去奪他的注意力，把他勝算在握的棋給毀了。他氣得一巴掌託住我的屁股使勁一推，把我從客廳的前端推到了後端，但地板很滑所以我毫髮未傷。我心裡篤定他不會真的傷我，拍拍屁股笑嘻嘻地站起來就跑。

他在家的時候我是個滿洲格格，他回臺北之後我就成了灰姑娘。當時村子裡的人耳語，盛傳我是母親抱來的養女。我聽見了跑去質問媽媽，媽媽說他們存心不良，我是她打了幾個月的安胎針才保住的親生女兒，這才提起了樂老師與朱大夫的傳奇故事。

一家三口的緊張關係只有一個人可以扮演潤滑劑的角色，別人都起不了什麼作用，這個人就是父親姊姊的兒子，我的表哥──劉光夏。中國人常說「甥舅最有緣」，此話確實不假。爸爸的親戚之中只有表哥到了臺灣，母親則一個都沒有。表哥活潑、幽默，但也頗有個性。他長年教外國人華語，學生多半是外交官。他時常和母親聊起洋人世界的種種，我在旁邊耳濡目染開始有了幾分嚮往。表哥的感受力和滋養力都比一般男人強，譬如我剛出生的時候母親不敢幫我洗澡，表哥卻能一手包辦。潔生出世後表哥立刻從夏威夷趕回來看我們。潔生喜歡哭鬧沒有人能治得了她，但一到表哥的手裡不消多久就睡著了。表哥後來和專攻體育舞蹈的陳姊姊結婚，生下了小侄女璐璐和小侄兒老虎，他們的家就成了我的避難所及兒童樂園。

記得有一天夜裡母親和表哥在客廳裡聊天，我覺得沒趣，想到飯廳拿糖吃，但飯廳的燈沒開，黑漆漆的令我有點害怕。我打岔要表哥幫我拿糖，媽媽嘲笑我既好吃又沒膽兒。我的自尊心受了傷，氣得壯起了膽跑到飯廳抓了一把糖，高聲喊了一句大人平日隨口即出的國罵之後，撒丫子就往外跑。母親火冒三丈，拿著一根竹條跟在我後頭追殺，兩個人繞著存信巷不知跑了多少圈。後來我躲進一家人的後花園，母親找不到我只好作罷。我聽見她在我後頭追殺的時候口裡沒停地喊著：「我今天非把你打死不可！」平日裡我一跟她頂嘴，她也是對我又打又擰的，可都沒那天晚上那麼當真，所以我不敢回家了。

晚上11 點多一個人在巷子裡沒魂似的走著，排行老五的乾哥哥騎著腳踏車經過時發現了我，得知事情的始末之後，他騎車載我回家準備向母親賠罪了事。回家後我跪在母親面前硬是不肯開口認錯。表哥在一旁勸架，母親好一陣子才軟了下來，終究饒了我。第二天放學我對老李說：「我恨媽媽。」老李一臉驚駭，責備我怎麼可以如此不孝。我得不到心理上的支持便逕自走到竹林宣誓：長大之後一定要復仇雪恥。我想日後的叛逆以及與基督山李敖伯爵的因緣，大概就是這麼一點一滴種下的吧。

另外一件令母親恐懼的事，就是見到父親爛醉如泥地回來，東倒西歪的完全失去了平日的壓抑與克制。老李看到這種情境總是亦步亦趨地照料著父親，我站在一旁揪著心，母親則是嚇得閃到了一邊。老李示意要母親過去扶爸爸，她說她最討厭人沒理性，爸爸是斷掌，很可能一巴掌就把她打暈了。老李把爸爸扶到床上，爸爸嘴裡一直喊著：「因因哪！因因哪！」我湊上前去既難過又害怕地拉著他的手，他淚眼模糊地望著我哀號：「媽媽呀！媽媽！..」爸爸的哀號勾起了我心底最深的無助與同情，我含著眼淚束手無策地低頭看著他吐了一臉盆的酒菜。

父親長期不回家，母親如果休戰不打麻將，總是一根煙接著一根煙地抽個不停，或者焦躁不安地在客廳裡來來回回地走著。她的不安和錯綜複雜的情緒嚴重地波及了我幼小易感的心。生活在一個欠缺溝通的家庭裡，孩子只能窺見問題的一角，父母深埋的渴望、孤寂、幽怨與憤恨如同一座冰封千年的活火山，不知哪一天會爆發。媽媽在家時我的感覺就像坐在活火山口，心中充滿著不祥，她遷怒的眼神也總是令我不寒而慄。我仍然清楚地記得她為我綁馬尾頭時為了避免頭髮很快就鬆開，往往過於實際地扎得太緊，我痛得發出「哎喲」的喊叫，她拿起梳子劈頭就敲我的腦袋，我只好頂著一束緊繃的馬尾去上學，離開她的視線時才敢稍微鬆綁。

日式的房子在冬日裡門窗經常被吹得咻咻作響，爸爸人在臺北，媽媽打牌去了，只剩下老李和我兩個人在家，那種相倚相靠的孤獨感總讓我聯想起當時私下流行的一首禁歌（因為某種政治因素而被禁了），歌詞好像是：熱紅紅的太陽往上爬呀，往上爬，爬上了白塔，照進我們的家，我們家裡人兩個呀，爺爺愛我，我愛他呀..

有一天我和母親在街上走著，一位陌生男子迎面而來，母親突然停下腳步過去拉住那名男子的手臂。我站在一旁看著他們交談時臉上浮現的表情，我猜想他們一定是多年不見的老友。他們談完話之後過了幾天母親就帶著我到那位叔叔家串門，母親和他談著談著便開始哭訴自己守了多年活寡的難熬之苦，那位叔叔似乎相當同情母親的遭遇。不久，那位叔叔便時常到家裡來探望母親。有一天我放學回家意外地發現他環腰抱著一臉笑意的母親，母親看見我立刻撇開他的手，表情十分尷尬。父親從臺北回來帶我到包姑姑家聊天，我當著包姑姑的面把這件事告訴了父親，父親的反應頗為淡然。當時他和包姑姑到底講了些什麼話我已經記不得了，但自此之後那位叔叔和母親就不再往來。我當著包姑姑的面向父親告狀的事令母親對我更加不滿。

選自《死亡與童女之舞：胡因夢自傳》（胡因夢著，圓神出版社，199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