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廣網北京12月4日消息 據中國之聲《央廣夜新聞》報導，河南鄭州的在校大學生小閆，在去年放暑假期間，和朋友王某掏鳥窩抓了16隻鳥出售，司法機關認定，這16隻鳥是國家二級保護動物燕隼，因涉嫌構成非法收購、獵捕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兩人分別被判刑10年半和10年，並處罰款。判決雖有法可依，卻在社會引發種種討論。目前，小閆的家人已經為小閆請了律師，希望法院能夠啟動再審程序。昨晚，新鄉市中級人民法院發布通報稱，法院將依法認真審查，並將審查結果第一時間向社會發布。
「大學生掏鳥窩被判十年」受關注
受小閆家人委託，正在代理申訴的律師付建說，經過查閱與案件相關的材料，他認為，小閆的行為，情有可原：「他逮這個鳥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賣。村裡有鳥窩，兩個小夥子，一個扶著，一個上去，把鳥掏下來，回家精心地飼養。因為年輕人好奇，他就把鳥的照片發到朋友圈裡，朋友就說這東西挺好玩，想買，所以他就把鳥給賣了。」
據小閆在法庭上的供述，他與同學王某以150元的價格，賣給本市的貟某1隻燕隼，以800元的價格賣到鄭州7隻燕隼，他還獨自以280元的價格賣到洛陽市2隻燕隼。去年7月27號，他和同學又以同樣的方式掏了4隻幼隼。
河南省輝縣市人民法院一審認為：小閆和同學王某違反野生動物保護法規，明知是國家保護動物，而非法獵捕、出售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其行為已構成非法獵捕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判處小閆有期徒刑10年零6個月，並處罰金1萬元；同學王某也領到了相應的刑罰。
小閆的父親無法接受這一結果，他說，兒子自小就喜歡養一些小動物，而且，小閆自己也不知道他和同學掏的鳥，是國家二級保護動物燕隼。隨後，小閆們提出了上訴。代理申訴的律師付建認為，小閆對這些鳥的認識，也有誤差：「本來他就不知道這是什麼鳥,後來他在網上對比了一下，說這鳥叫阿穆爾隼，是無尾動物，上面也沒標明它是國家保護動物，他自己不知道，藉助網絡查了一下。但是最後鑑定出來叫什麼呢？叫燕隼。」
對此，河南新鄉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買家在百度貼吧上看到小閆發布出售燕隼的信息後，主動加小閆的QQ號碼與其聯繫，商談燕隼價格、交易地點等情況，這與小閆供述的情節相一致，足以認定他們在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燕隼是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的情況下而非法交易。最終，新鄉市中院維持了一審判決。
公訴方河南省輝縣市檢察院也認為，此案罪責刑相適應。負責辦理此案的檢察官表示，小閆是「河南鷹獵興趣交流群」的一員，曾網上非法收購1隻鳳頭鷹轉手出售；小閆在網上兜售時特意標註信息為「阿穆爾隼」。檢察官稱，捕獵、收購、倒賣「一條龍」，小閆的犯罪行為實施了不止一次，種種行為足以證明其主觀上是明知的。
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非法獵捕、殺害、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構成犯罪，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最高法在《關於審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說到，所有隼科動物均為國家二級保護動物，「情節嚴重」和「情節特別嚴重」的認定標準分別為6隻和10隻。
判決結果引發巨大輿論爭議
大學生、抓鳥、判刑10年，這幾個關鍵詞，自然引起了輿論的強烈反彈。人們對這樣的判決，莫衷一是。
有人反映：「太重了，對一個大學生來說，才20歲左右，出來以後，最好的十年已經過去了，以後找工作、生活等等，都會遇到重重門檻。」也有人說：「有法律依據那就得按照法律來。既然犯了錯誤，那就應該為錯誤付出代價，如果都覺得判得重了，或者這樣判不合適的話，法律標準的制定，那不就沒有意義了！」還有群眾反應：「有點冤吧。按理說，那些珍稀動物是應該保護，加重處罰的，但也可能是宣傳不到位，導致他們不知道這個事兒。」
爭論不止發生在普通人群當中。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阮齊林認為，這起事件之所以引起輿論的關注，與事件本身的特殊性有關：「這種犯罪因為它不像殺人、放火、盜竊那樣，在傳統意義上招人恨，這種獵捕珍危野生動物的行為，它沒有具體的被害人。珍稀瀕危野生動物不會找他算帳的。從道德上來講，動物畢竟是動物，因而也不會有個人的情感因素，具有強烈的（公眾）譴責性。」阮齊林表示，也正是因為這一特殊性，所以，社會公眾才更應當確信，司法機關的判決，是嚴格依法裁判的。具體到這個案件，如果沒有法定的減輕處罰情節，法官也只能在10年到15年之間判刑期。
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朱巍則認為，從嚴格遵守法律條文角度講，法院的判決固然無可挑剔，但他更擔心的是，類似判決能否取得相應的社會效果：「國家對於自由裁量權的標準，實際上更多的是罪刑法定。但是也應該考慮社會影響、社會效果，以及整個刑法對社會的促進和警示作用。我覺得對於這種初犯，而且社會危害性顯著比較輕微的，更應當突出刑法的教育功能，一方面，對這個大學生進行教育，另一方面，對這個案件向社會進行宣揚，而不是忽視刑法的教育功能，只突出、僵硬地適用刑法的刑罰功能。」
對此，阮齊林也坦陳，實際案件千差萬別，如果僅以結果論罪，個別情況下難免失之刻板：「也是要考慮到案件千差萬別的情況，僅僅根據後果，也就是數量和保護的動物級別，來定罪量刑，有的時候會過於刻板。」阮齊林說，但這依然無法改變此案判決的合法性。
各地違反動物保護法案例並不少見
河南耍猴藝人被判刑、常州一男子抓百隻青蛙被起訴、溫州一民工抓300隻麻雀被刑拘……近年來各地稀裡糊塗違反動物保護法的案例並不少見。
今年年初，南通如皋的李某為了討好老闆，花6元錢買了3隻鳥，然而意想不到的是，經過鑑定，這三隻鳥分別為領角鴞、紅隼和阿穆爾隼，均為國家二級保護動物，最後李某被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罰款2000元。
前一段時間，如東的成某、刁某為了吃一頓「野味」解解饞，在如東縣掘港鎮用燈光、彈弓、魚叉等工具非法捕殺白鷺、夜鷺共23隻。目前，兩人因涉嫌非法狩獵罪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案件還在進一步審理當中。南通農委林政站工作人員胡會發分析說：「兩個案例反映一個特點就是：民眾對野生動物保護知識睏乏、認知度不高或者說對法律缺乏敬畏精神，導致在日常生活中容易忽視，不經意就觸犯了刑法。」
今年4月下旬，被告人孫牛棚在高淳區椏溪鎮孫家村的山林中張網捕鳥，4月24號晚上捕獲領角鴞一隻、山斑鳩一隻，烏鶇一隻，其中領角鴞屬於國家二級保護動物。4月25號，被告人孫牛棚在當地集貿市場兜售捕獲到的野生鳥類時被民警抓獲。法官宣判，孫牛棚犯非法獵捕珍貴野生動物罪，判處拘役三個月，緩刑三個月，並處罰金1000元。
今年8月8號，被告人鄭玉國從安徽省非法攜帶85隻青蛙，以40元的價格出售給被告人劉雲成，劉雲成在轉賣過程中被警方查獲。經過鑑定，這批青蛙中有國家二級保護動物虎紋蛙17隻。法官表示：「考慮到他有自首情節。被告人劉運成，犯的是非法收購珍貴動物罪，判處的是拘役三個月，緩刑三個月，並處罰金2000.」
針對這兩起案件，建鄴區法院法官楊浩提醒廣大市民：「這些野生動物都是禁止捕獵和買賣的……特別是像國家一二級的保護動物，剛剛的這兩個案件都是國家二級的，如果說購買這類動物的話，就有可能涉嫌到非法收購珍貴野生動物罪，情節嚴重法律規定是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為何法律層面相對清晰 民意層面卻混沌不斷？
法院判定一出，輿論四起，如何引導社會大眾「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普及保護動物的相關法律法規引起關注。調查顯示，各地都在做，但是難度也不小，比如有的縣說，「我們一個縣也就一個野保站，一個縣也就是兩三個人，配合執法都忙不過來，宣傳只能定期做做」還有的說，我們自己都未必專業：「有的縣裡林業這條線就5、6個人，鄉鎮基本就一個人，要承擔所有林業工作有些力不從心；在專業技術方面，人員大多是兼職的，時間和精力上跟不上；品種鑑定上，在刑事處罰中，林業執法人員有的有鑑定權，但不是專業的，也不能把品種認全。」
「主要有什麼難點呢，群眾對這類的情況認為與自身不相關，根本不願意聽不願意問不願意了解。再加上現在的城鎮化建設比較快，看見野生動物的機會也不多了，只有動物園能看見，一般人對什麼樣的動物是野生動物需要保護的不清楚。你像東北虎啊、大熊貓啊這樣的大家都知道，就其他那些都不清楚。」 人手、資金、技術都不足，在採訪中，有森林公安一線工作人員表示，要想解決問題恐怕還得靠嚴刑峻法。
淮河流域丘陵地帶野生留鳥有一百多種，蚌埠是世界鳥類遷徙通道之一，每年冬季天空中的鳥類明顯增多，一些不法分子通過張網、架設電網、下地籠、撒毒餌等手段，捕獵野生動物，蚌埠森林公安每年要處理10到20期非法捕獵野生動物案件，在整個案件中有很高的犯案率，採訪中蚌埠森林公安局胡金峰大隊長表現出無奈和憤怒:「最主要的是對一些法律法規認識不到位，貪圖小便宜，這類行為隱蔽性非常強，別人你根本就發現不了，給我們打擊帶來很大的一個難度，像打遊擊一樣，這種現象非常普遍，可以講付出了很大的人力物力。」
胡金峰大隊長說，目前新的野生動物保護法正在修訂中，希望對於運輸野生動物的人員、車輛給予更嚴厲的處罰，食用野生動物的人員也有可能要承擔刑事責任，一些法規的修訂更加有利於開展野生動物的保護工作。
在「國家隊」力量外，民間力量也有可能成為有益補充。
今年六十一歲的何慶敏是一家民間野生動物保護組織的負責人，自幼生活在林區的他一直希望能用行動反哺家鄉的土地：「我現在下邊有兩支農民反偷獵巡護隊，一支愛鳥護鳥隊，盡己所能做一些宣傳。在各個學校做生態文明教育，辦些講座， 觀鳥護鳥隊，兩人一組定期走一走，有捕鳥害鳥的行為制止一下。」過去八年裡，何慶敏幾乎是靠一己之力支撐著這個組織的運行：「什麼都缺，所以這些年協會始終自身就建設沒有進展，很長時間是我一個人或者一兩個人，沒有辦法投入很多精力……民間組織能力比較有限。」
對於這樣一個缺少資金，沒有專業人員的民間動物保護組織而言，他們能做的的確非常有限。然而，儘管如此，年過六十的老何依然默默堅持。雖然保護動物的宣傳開始贏得掌聲而不是白眼，但作為一名民間動物保護組織的負責人，何慶敏還是希望能夠有更多人聽聽他的意見和心聲：「我感覺目前這個情況，需要全社會有個統一協調、統一行動這樣的管理程序，現在各個部門大體還是自己做自己的，比如政法 口他們雖然聯繫一起來，但是最起碼跟民間組織情況的溝通，統一行動機制目前沒有建立起來，各方大家都做這方面的工作，但是有不同關注點，不同程序，我自己 感覺這個力量效果沒有發揮到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