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當下西方世界的網際網路，特別是社交媒體，把前所未有的權力賦予了那些拒絕包容、思想狹隘且嚴於審查的人。對於這種自下而上的挑戰，出版商們的反應大都怯懦而令人沮喪。面臨爭議，大型跨國出版公司往往選擇匆忙撤回稿件，向詆毀作者的網民致歉，承諾之後會聽取各方意見，盡力做得更好。這類現象愈發常見，愈發令人失望。
鑑於這種可悲境地，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叛逆的美國出版家巴尼·羅塞特（Barney Rosset）的個人生活和事業成就。
巴尼·羅塞特（1922-2012）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在巴尼·羅塞特經營之下，格羅夫出版社（Grove Press）由一家小型出版公司轉變為美國最具反叛色彩且最高效的言論自由渠道。他出版過二十世紀最富爭議的一部分書籍（《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北回歸線》等禁書的無刪節版），但從沒為任何事情道過歉。1968年，由於在格羅夫出版的《常青評論》（Evergreen Review ）雜誌中刊登了切·格瓦拉的日記片段，他的辦公室遭到美國空軍中一群反對卡斯楚的古巴預備役軍官的火焰炸彈襲擊。同年，SCUM（直譯就是「滅絕男人協會」）的創始人兼唯一成員瓦萊麗·索拉娜斯，在格羅夫出版社的辦公室外埋伏羅塞特，試圖在他外出吃飯的時候用碎冰錐行刺，但羅塞特沒有出現，她只好放棄，轉念決定去槍擊安迪·沃霍爾。
刊登切·格瓦拉日記片段的《常青評論》之後，羅塞特在1969年開始進軍電影發行行業。他買下了《我好奇之黃》（I Am Curious [Yellow]）的美國發行權，該片是由瑞典導演維爾戈特·斯耶曼於1967年執導的軟色情電影。這後來成為格羅夫出版社史上最成功的一筆投資，但同時也激怒了激進女權主義者，其中二十多人佔領了格羅夫的辦公室，舉著寫有「我們憤怒之黃/We Are Furious（Yellow）」的牌子。羅塞特傳記《巴尼》的作者麥可·羅森塔爾解釋說，那些人被格羅夫出版社對婦女的利用激怒了，尤其是他們出版的色情作品。
但羅塞特根本不在乎那些抗議者和他們的口號，他只關心電影和文學，他熱衷於寫作、出版和展示的自由，這與他對個人閱讀、觀看自由的追求如出一轍。為了捍衛這些自由權利，他竭盡所能地與任何反對他的人鬥爭，且通常都能獲勝。你我都是這些勝利幸運的受益者，包括所有自由社會中不願由他人選定自己讀物的個體。
一
1922年5月28日，巴尼·羅塞特生於芝加哥。他的母親是一個愛爾蘭裔的美國天主教徒，他的父親則是一個不信教的猶太人。根據他去世後出版的自傳（《巴尼·羅塞特：我的出版人生》），他惹是生非的血統由來已久。自傳開篇申明道：
反叛是我家族血統的一部分，我們從來不願不假思索地接受官方關於對錯或者好壞的說教。無論有多困難，我們始終會反抗那些強加在我們身上的陳舊習俗。
自傳《巴尼·羅塞特：我的出版人生》，東方出版社2019年1月版在自傳中，羅塞特講述了他曾祖父麥可·坦西的故事，後者是一個愛爾蘭農夫，因謀殺被判死刑。當年富有的英國地主控制了大部分愛爾蘭土地，並禁止本地人在其地盤上釣魚或打獵。像當時大多數愛爾蘭人一樣，為了養活家人，坦西被迫去偷獵魚和其他野味。一次，他被一個地主的地產經理抓住了，坦西殺了對方。陪審團認定他有罪，並判處絞刑，但在一份請求寬大處理的請願書到達法庭之後，判決結果減輕為無期徒刑。坦西被釋放時垂垂老矣，沒過幾年就撒手人寰。羅塞特如此總結麥可·坦西的故事：「他的家族，也就是我的家族，是愛爾蘭秘密革命運動的一部分，這場運動最終將他們的英國君主趕出了愛爾蘭的大部分地區。這筆遺產讓我感到非常自豪。」
有必要指出，羅塞特的處境和麥可·坦西截然不同。他的父親老巴尼通過銀行業積累了財富，小巴尼因此出身富貴。雖然他們在大蕭條時期蒙受損失，但並未遭遇真正的危機。老巴尼是一個共和黨資本家，他支持赫伯特·胡佛，但他的兒子卻上了理念激進的小學和中學，這大概源於他母親的影響。她是一個自由派民主黨人，或許因此，羅塞特很早就對反叛者、離群者和法外之徒有好感，兒時偶像之一是美國黑幫分子、連環銀行搶劫犯約翰·迪林傑。他剛上學的時候組織了一場請願活動，要求不僅赦免迪林傑，還應讓他取代赫伯特·胡佛擔任總統。他在請願書中聲稱：「在這個時代，我們需要這樣的人！」
在蓋特韋學校因資金短缺而關閉之後，羅塞特被弗朗西斯·W·帕克學校錄取，他稱這是一所由一名自由派貴族女子重金資助的私立學校。在回憶錄中，他挖苦道：
可以說，正是在帕克中學，我開始了與聯邦調查局之間的漫長糾葛。七年級時，我讀了喬治·H·塞爾德斯關於墨索裡尼的書《鋸末凱撒》（Sawdust Caesar），這本書註定要在關於我的政府文件中扮演重要角色……我討厭墨索裡尼。塞爾德斯說得很清楚，獨裁是強大且非常危險的。後來，聯邦調查局報告稱我是一個「法西斯主義者」、墨索裡尼的仰慕者，導致這個荒謬論斷的原因始終不得而知。得益於信息自由法，多年來我從檔案中獲取了大量文件，可以確定我只在上小學的時候被稱為「法西斯主義者」。從高中開始，他們把我標記為「激進分子」，大概「激進分子」這個稱號更符合他們的口味。
對於最後一點，聯邦調查局沒有完全說錯，羅塞特確實是一個激進分子。八年級時，他和一個朋友開始出版自己編輯的校報，名為《社會共產主義者》（Sommunist），他們把「社會主義者」（Socialist）和「共產主義者」（Communist）結合起來創造了這個標題。後來他們又把報紙名字改成了《反對一切》（Anti-Everything）。
高中畢業後，羅塞特讀過幾所大學，但都沒能獲得學位。1940年是他在斯沃斯莫爾學院的第一年也是唯一一年，在那兒，他接觸到了亨利·米勒的作品。聽了一個朋友的建議，羅塞特到紐約的哥譚書市買了一本米勒的《北回歸線》，該書當時在美國是禁書。讀完後，他寫了一篇相關的課程論文。「我從來沒覺得米勒的小說有多麼色情，」他在自傳中坦言，「但它令人振奮，也令人沮喪，因為它很真實，並且以優雅的姿態反抗傳統。我的課程論文題為《亨利·米勒與『我們的生活方式』》，文中探討美國式的生活習慣是否值得捍衛，最後勉強得出結論：值得。」
珍珠港事件後，羅塞特在步兵團裡待了一小段時間。在俄勒岡的訓練營裡，他發現自己和一群貧窮的工人階級士兵混在一起，而他們遲早會在歐洲或者太平洋的地面戰爭中犧牲或受傷。憂心忡忡的老巴尼說服了兒子，動用一些關係把羅塞特安排到中國，餘下大部分時間他都在中國拍攝抗日戰爭的影像。這段經歷培養了他對電影和製片的終生熱愛，而這也深刻影響了後來他掌舵格羅夫出版社的發展理念。
戰後，羅塞特同抽象表現主義畫家瓊·米切爾結了婚，他們定居於紐約格林威治村，成為二戰後紐約藝術與文學繁榮圖景的一部分，常常與傑克遜·波洛克和威廉·德·庫寧之輩來往。身處藝術家和作家群體之間，羅塞特掙扎了一段時間才找到值得做的事情。在回歸校園之前他嘗試在聯合國找一份工作，但並未成功，而後他在新社會研究學院取得了學士學位。與此同時，他的婚姻逐漸走向了盡頭，他和瓊在1952年離婚，但他們一直保持著朋友關係。在婚姻破裂之時，作為一個相當優雅的結尾，瓊帶著藝術家朋友弗朗辛·費爾森塔爾去見巴尼，鼓勵他開始從事出版行業。
費爾森塔爾的朋友約翰·巴爾科姆籌辦了一個叫格羅夫出版社的小公司，名字來源於他在西村居住的街道名。他只出版了三本書就把錢花光了，而且都是二十世紀以前作品的重印本。於是1951年12月，羅塞特在父親的資助下買入1500美元股份，成為巴爾科姆的合伙人。不久之後，他又買下巴爾科姆的所有股份，開始著手把格羅夫出版社從一個默默無名的再版商重塑成在全美前衛文學界最受歡迎的出版商。
二
1954年，羅塞特著力於出版未刪減版的D·H·勞倫斯的情愛小說《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為此他開始了與美國審查機構的第一次關鍵鬥爭。他沒有繞過政府偷偷把書弄進書店，而是選擇刊印這本小說，然後讓他在巴黎的同事寄回給他。進口封禁書籍違反當時美國海關規定，於是羅塞特給紐約有關當局寫了幾封信，告訴他們他正等著一批書到貨，那些書應被海關認定為色情違禁品。羅塞特希望那批書能被攔截並沒收，從而為訴訟提供依據，然而沒人在意他的警告。
格羅夫出版社出版的未刪減版《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於是他安排了第二次郵寄，並在書到達之後親自去海關自首。對此紐約海關官員一頭霧水，仍然不願採取行動，並把書交給了位於華盛頓特區的臭名昭著的限制級商品政府收管處。負責審查的部門認定這本書確實是違禁品，並將其扣押。羅塞特終於等來機會，立刻起訴美國郵政總局侵犯了憲法第一修正案賦予他的權利。
這個做法雖有預謀，仍冒了不少風險。在那兩年前，紐約編輯、出版人塞繆爾·羅斯因為通過美國郵政郵寄《美國阿芙羅狄蒂》而被定罪，他編寫的這份季刊被認定為淫穢刊物。羅斯被判入獄五年，附加五千美元罰款，後來他在監獄裡待了四年。羅塞特料到自己一審會敗訴，但他賭聯邦上訴法院會推翻下級法院的判決。1959年7月21日，弗雷德裡克·范·皮特·布賴恩法官駁回原判，裁定《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不屬於淫穢書籍，因此受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布萊恩法官解釋說：
對維護自由社會來說，至關重要的是對那些阻止思想傳播的限制措施加以最嚴格的限制。重點不在於表達思想的途徑，可以是政治宣傳冊、政治作品或者經濟學、社會理論和批評作品，亦能以藝術為載體，但關鍵在於所有這些表達都必須能被自由獲取。
這是一場令人欣慰的偉大勝利，羅塞特為這場官司花費了近十萬美元，這筆錢大約相當於今天的一百萬美元。當初他如果輸了官司，格羅夫出版社幾乎肯定會倒閉，羅塞特也很可能被判入獄。這些成本完全由羅塞特自己和格羅夫出版社承擔，而他從未得到補償。
有趣的是，羅塞特根本不在乎D·H·勞倫斯的小說，那只不過是掩人耳目的一招，他的最終目的是率先在美國出版亨利·米勒的《北回歸線》。《北回歸線》的尺度遠超《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米勒對性愛場面有更多的生動描述，而勞倫斯從未敢嘗試把這麼多色情內容寫進一本小說裡。如果把《北回歸線》選作反抗審查的第一步，羅塞特擔心自己會在法庭上慘敗。作為一個美國當世作家，亨利·米勒完全被主流摒棄，勞倫斯則已經去世了快三十年。因此他得以借用英語文學經典的名義，相對容易地找到為他辯護的學者和作家。然而在美國法庭上，米勒這個名字遠非善茬。
格羅夫出版社的《北回歸線》儘管如此，在前一本書的勝利鼓舞下，羅塞特開始準備出版《北回歸線》，過程註定困難重重。米勒自己都不願意為此挑戰法律，他反而有點喜歡文化隱士的感覺，做一個無法在自己祖國出書的文學異端。雖然他自己肯定會極力否認這點，但米勒沒有羅塞特那麼勇敢，並不想冒著入獄或破產的風險去參與反抗審查的高尚鬥爭。但羅塞特一心想著再戰一回合，這次為了捍衛美國人閱讀米勒作品的權利，他花掉了接近二十五萬美元，相當於如今的兩百萬美元。麥可·羅森塔爾如此寫道：
巴尼對捍衛憲法第一修正案賦予的權利有著不顧一切的決心，這驅使他做了任何其他美國出版商都沒有勇氣，或者說缺乏那種神聖的瘋狂去做的事情：支持那些因為試圖售賣禁書而面臨刑事指控的書商，並承擔全部法律及其他費用。接下來的幾年中，在21個州發生了60起針對書店、報攤老闆和員工的案件，指控他們違反當地關於淫穢出版物的條例。羅塞特悉數為每起案件組織了辯護團隊，負擔了所有費用。他樂於把錢花在符合自己憲法原則的事情上，這使他成了美國出版史上獨一無二的人物。
1964年7月22日，美國最高法院推翻了下級法院的判決，裁定亨利·米勒的《北回歸線》不屬於淫穢作品。兩年後，羅塞特又成功讓麻薩諸塞州一家上訴法院裁定威廉·伯勞斯的經典地下作品《裸體午餐》也並非淫穢書籍。任何懷疑這兩個判決對重塑美國文化環境的重要性的人，可以去讀麥可·科達在2001年出版的《暢銷書的故事》（ Making the List: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Bestseller, 1900-1999）。巴尼·羅塞特的名字沒有出現在科達的書中，但他的影響力不言而喻。
《暢銷書的故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11月版二十世紀上半葉，年度暢銷書榜單被健康的宗教寓言所佔據，諸如《無酵麵包》、《康姆王國的小牧羊人》、《在主教的馬車裡》、《王國的鑰匙》等等，一些真正的經典作品也曾出現在榜單裡，比如《歡樂之家》、《巴斯克維爾的獵犬》以及《維吉尼亞人》，但1900年到1910年間的任何一本書都不足以嚇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老練讀者，厄普頓·辛克萊的《叢林》或許是個例外。查爾斯·倫巴是羅塞特在眾多對抗審查的案件中的律師，他的表弟諾曼·梅勒指出，羅塞特1966年對《裸體午餐》所做的辯護改變了美國文學史，它打開了各種可能性的大門，在那之後美國出版商幾乎願意印刷任何東西。
傑奎琳·蘇珊的《純真告別》（Valley of the Dolls）是1966年最暢銷的小說，書裡滿是對（婚前、婚外、同性）性愛、吸毒的生動描寫，以及其他在羅塞特挑戰權威之前主流暢銷作品不可能直白書寫的內容。那年暢銷榜第二位是哈羅德·羅賓斯的《冒險家》（The Adventurers），故事裡隨處可見對性愛、強姦、謀殺的坦誠描寫。若非羅塞塔的勝訴為更多尺度自由、風格放肆的小說鋪平了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晚期到七十年代許多著名的暢銷小說都不可能現世：《羅斯瑪麗的嬰兒》、《教父》、約翰·厄普代克的《夫婦們》、戈爾·維達爾的《永恆的媚拉》（Myra Breckinridge）、菲利普·羅斯的《波特諾伊的怨訴》、《驅魔人》、《尋找顧巴先生》（Looking for Mr. Goodbar）、《顧慮》（Scruples），餘不一一。
羅塞特改變的不僅僅是暢銷小說榜單。1949年的暢銷非虛構作品排行榜裡有三本關於卡納斯塔（一種紙牌遊戲）的書，以及兩本由兩個叫富爾頓的人寫的宗教巨著：富爾頓·奧斯勒的《最偉大的故事》和富爾頓·J·希恩的《寧靜靈魂》。然而1970年代的榜單上既沒有關於卡納斯塔的書也沒有名叫富爾頓的人寫的書，大量關於性愛的書籍取而代之，例如《你想知道而不敢問的性知識》、《感性的女人》、《感性的男人》、《所有女人都可以》、《性的歡愉》、《我的秘密花園：女性性幻想》，以及其他很多類似的作品。
巴尼·羅塞特幫助改變了美國的文學格局，讓主流出版商們可以放心印售那些直白描寫性愛、暴力、吸毒以及另類生活方式等的書籍。麥可·羅森塔爾如此總結1964年最高法院判決產生的影響：
儘管花了長達數月的時間，巴尼最終成功阻止了那些妨礙《北回歸線》銷售的合法手段，改變了美國有關審查制度的規則，而這也得益於威廉·布倫南的鼎力相助，後者是撰寫相關意見書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米勒不經意間使巴尼取得了最偉大的勝利，雖然他自己也並非有意為之。儘管或許被認為是個淫穢商品販子，巴尼仍應被看作二十世紀最勇敢的憲法第一修正案鬥士。
三
儘管如今巴尼·羅塞特主要因其出版工作而被人銘記，但他的另一偉大成就在於電影發行行業。二戰期間的攝影經歷讓他萌生了在電影界留下痕跡的畢生願望。「隨著好萊塢在戰後的衰落，」他在自傳中寫道，「越來越多的觀眾想看智識涵養更高的電影，希望它們向格羅夫出版的文學作品看齊。」於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早期，羅塞特創立了常青影院，作為他書刊出版業務的影視衍生品。
在蘭登書屋的傑森·愛潑斯坦的幫助下，格羅夫出版社和四星電視臺建立了合作關係，共同攝製由格羅夫出版社和《常青評論》的作者們編寫的原創劇本。1963年，常青影院弄到了文學巨擘塞繆爾·貝克特、哈羅德·品特、尤金·尤涅斯庫、瑪格麗特·杜拉斯和阿蘭·羅伯-格裡耶等人寫的劇本。他們原本打算將五個人寫的故事揉雜在同一部電影裡，但就像羅塞特其他很多宏偉野心一樣，這個計劃從未落地，只有貝克特寫的劇本《電影》最後由常青影院改編成了電影。羅塞特並未氣餒，在六十年代大部分時間裡，他從別的發行商那裡買來一系列電影，大部分都是由阿涅斯·瓦爾達、肯尼思·安格和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等藝術家拍的晦澀的實驗性短片。這些影片大多只在紐約一些前衛影院放映過，而羅塞特希望通過在全國各地展映來賺錢。
根據貝克特劇本改編的短片《電影》（1965）劇照在1968年的法蘭克福電影節上，羅塞特第一次聽說了頗受爭議的瑞典新電影《我好奇之黃》，他隨即聲稱直覺告訴他這部電影非常適合常青影院，並聯繫了瑞典製片方，以十萬美元的價格買下該片在美國的版權。「儘管在今天的標準看來這個片子裡並沒有什麼露骨的性愛，」羅塞特後來寫道，「有關這部電影的消息剛傳到美國就成了一樁醜聞。美國海關官員在機場以淫穢罪將其沒收。」
「這與我為出版審查進行的鬥爭有著顯而易見的相似之處。我當時宣稱《我好奇之黃》會為電影產業爭得自由，就像《查泰萊夫人的情人》那個案件一樣。但我的預期並未成真，那個案子在地方法院和聯邦法院之間周旋了超過一年。就像之前處理書籍相關案件一樣，我們找來了一些顯要人物作證辯護，其中包括諾曼·梅勒以及影評人斯坦利·考夫曼、約翰·西蒙和霍利斯·阿爾珀特。陪審團認定該片是淫穢電影，但之後美國上訴法院幾乎史無前例地推翻了這個裁定，並宣布依據最高法院的解釋《我好奇之黃》不在淫穢之列。」
《我好奇之黃》最後在1969年3月上映，它在紐約的首映式引起了巨大反響。為了在美國其他相對保守的城市放映該片，有時羅塞特必須採取極端策略。一些影院拒絕提供標準的排片份額，擔心社區裡沒人會來看，而影院老闆會白忙活。羅塞特只好自己租下影院放映電影，自行整理所有票房收據。「在明尼阿波利斯，」他寫道，「我們甚至買下了一個影院，電影放完之後又把它賣掉了！」
《我好奇之黃》美國版海報《我好奇之黃》給羅塞特和他的公司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收益，但可悲的是，這部電影也標誌著這家新貴公司之終結的開始。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早期，格羅夫出版社被種種問題困擾，羅塞特將其主要歸咎於聯邦調查局。據他所稱，聯邦調查局反對《常青評論》的反越南戰爭立場，以及他和公德「警察」之間的諸多鬥爭。因為《我好奇之黃》這部電影，羅塞特的公司遭到女權主義者的圍攻，而公司出離於憤怒的員工們也發起了一場極具破壞性的工會罷工抗議。
羅塞特懷疑這一場運動是由聯邦調查局或者中央情報局暗中煽動起來的，甚至可能是兩者合力而為，「工會是在幫助政府弄垮格羅夫出版社」。畢竟，其他出版公司都沒有面臨成立工會的壓力。羅塞特後來寫道，這場運動把他和忠實的員工們拖進了「人間地獄」，「樓裡每天都被炸彈威脅和火災警報弄得空無一人」。鬧劇結束的時候，格羅夫出版社已然破產。
四
人們很容易把巴尼·羅塞特對聯邦調查局的指責看成一種偏執的狂怒，仿佛一個痴心妄想的商人抗拒他智慧結晶的消亡。但他的自傳裡對其厚實詳細的聯邦調查局檔案有充分的展示，這足以支持他對政府參與對格羅夫出版社的圍剿的猜疑。然而，羅塞特對公司的失敗也負有責任。在《我好奇之黃》票房大捷之後（該片是1969年全美票房收入第12高的電影），羅塞特重金投入進口歐洲電影，花了大筆的錢購得許多高雅歐洲電影，以期複製《我好奇之黃》的成功。
可惜這回他沒能跟上時代，投資打了水漂。《我好奇之黃》的勝訴使放映更露骨的電影成為可能，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早期成了色情時尚的黃金時代，代表作例如傑拉德·達米亞諾的《深喉》（1972）、《瓊斯小姐的魔鬼》（1973），以及米切爾兄弟的《無邊春色綠門後》（1972）。事實證明，美國人並非出於對歐洲藝術電影的渴望而蜂擁去看《我好奇之黃》。格羅夫出版社自此陷入財務困境，一蹶不振。色情作品、激進的女權主義者、工會煽動者以及聯邦調查局達成了此前二十年間所有美國反淫穢團體都沒能完成的壯舉：把格羅夫出版社逼到了滅亡的邊緣。
這家出版商熬到了1979年夏天，在絕望邊緣等來了曇花一現的救世主。在《現代啟示錄》上映前不久，羅塞特在舊金山見到了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後者預期自己的新電影會像他的《教父》系列一樣賣座，因而提議收購格羅夫出版社，並讓羅塞特繼續負責日常運作。兩人達成了口頭協議：科波拉會為出版社在舊金山買下辦公區域，羅塞特則在關閉位於紐約的辦公室後把業務轉移到舊金山。他們原本計劃在八月份敲定最後的收購計劃，那時科波拉會在紐約出席《現代啟示錄》的首映式，羅塞特為此激動不已。不幸的是——雖然現在看來很奇怪，《現代啟示錄》上映後沒能帶來預期的票房收入。當羅塞特在紐約再次見到科波拉的時候，沮喪的電影人告訴他：「你知道，我破產了。巴尼，我現在一無所有。」羅塞特在他的回憶錄中說：「科波拉花了幾年時間才從財務危機中抽身而退，而我始終陷在裡面。」
儘管遭遇了致命打擊，格羅夫出版社之後仍取得了一項驚人的文學壯舉。1980年，羅塞特買下了一本名不見經傳的精裝小說的平裝本版權，這本小說原本由路易斯安那大學出版社出版，作者是一位在1969年自殺的無名作家。這部名為《笨蛋聯盟》（ A Confederacy of Dunces）的小說轟動一時，而富於悲劇色彩的作者約翰·甘迺迪·圖爾死後獲得了1981年普利茲小說獎。這本暢銷書並不足以挽救它的出版商，1985年英國出版人喬治·韋登菲爾德勳爵和石油產業女繼承人安·蓋蒂出價兩百萬美元收購格羅夫出版社，並讓羅塞特繼續經營，他別無選擇。次年4月一次會議期間，作為美國最無畏的反傳統出版人，巴尼·羅塞特長達35年的生涯竟草草結束：
當我被告知自己被趕走的時候，我轉向會議中坐在我旁邊的馬克·利蘭德，他當時為蓋蒂家族工作，我對他說：「我不明白，我沒聽錯吧？我不再管理格羅夫出版社了嗎？」我記得他大概是這麼說的：「噢，你早就知道的，當我們籤合同的時候你就知道我們會儘快把你趕走。」
後來，新東家把格羅夫出版社和亞特蘭大月刊出版社（Atlantic Monthly Press）合併了，如今這個公司名叫「格羅夫-亞特蘭大」，失去了顛覆、反傳統的屬性，不過是又一家稀鬆平常的出版公司，泯然眾人。
《笨蛋聯盟》五
巴尼·羅塞特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對美國文化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但他遠非聖人。他頑固、笨拙且難以相處，個人生活尤其是一團糟。結束第一場戀情時他和女友都才18歲，他們打了一架，羅塞特一拳打在了女友下巴上。43歲那年，他和第二任妻子離婚，又娶了他10歲兒子的18歲保姆，而他不計其數的婚外情毀了他五次婚姻中的四段。在他自傳的筆記中，他如此描述自己：「追求女孩子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有多種形式，同時也非常具有沙文主義色彩，因為對我來說女孩子基本上是一樣通過追求得到的獎品，而非一個重要的人。」
儘管如此，羅塞特仍是一個有著罕見勇氣與原則的人，他以自己深切在乎的自由的名義冒了極大風險：60年前他面對審查機構挑起戰鬥，為喜歡各種作品的美國讀者爭取更廣闊的選擇範圍。2008年，即他去世前四年，他獲得了美國國家圖書基金會頒發的文學人獎，表彰他對美國文學界所作的貢獻。給羅塞特的獻詞寫道：
通過他的格羅夫出版社和《常青評論》雜誌，巴尼·羅塞特給美國讀者介紹了許多文學巨匠，例如塞繆爾·貝克特、哈羅德·品特、讓·熱內（Jean Genet）和尤金·尤涅斯庫，以及眾多的垮掉一代作家。為了出版D·H·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和亨利·米勒的《北回歸線》的未刪減版，他打贏了兩場具有裡程碑意義的第一修正案之戰。對那些竭力想在美國出版作品的作家，羅塞特是一個執著的擁護者。這個獎項旨在表彰他的遠見卓識和對美國出版界的傑出貢獻。
由於他混亂的個人生活，以及他職業生涯中大部分時間被貶低為色情作品出版人的名號，要是今天他還活著的話，不太可能有任何聲譽良好的全國性組織會把最高榮譽授予他，而這其實是一種恥辱。我生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在其後二十年間的流行小說的薰陶中長大，羅塞特對這些潮流有著深刻影響。我為他所做的工作和所冒的風險抱以萬分感激，是他解放了我年少時期的美國文學，帶來更多有趣的作品。正如大法官塞繆爾·愛潑斯坦在其支持羅塞特出版《北回歸線》的決定中寫道：
讓家長去控制孩子們的閱讀內容，讓讀者依據自己的品味做出選擇，而不要讓政府或者法院來操控自由人民的閱讀。
法院應當盡力維護憲法賦予的言論及新聞自由權利，這也同時意味著人們有自由閱讀的權利。當閱讀自由被妨礙的時候，言論自由的權利也就成了毫無意義的特權。
在這個裁決之後，羅塞特的律師查爾斯·倫巴寫了一本介紹他們鬥爭歷程的書：《淫穢的終結》（The End of Obscenity）。據羅塞特的傳記作者麥可·羅森塔爾說，他討厭這個書名，因為「他覺得社會對創作自由的妨礙壓迫永遠不會完全終結」。可悲的是，他說得似乎沒錯，但即使如此，他也無疑會對二十一世紀初的狀況感到震驚：對我們閱讀內容影響最大的審查勢力並非政府或者法院。
那些巴尼·羅塞特為之鬥爭而付出卓絕努力的自由權利，如今正被一些人不加思索地揮霍著，他們把這些自由看作理所當然的權利，或者並不理解這種自由背後的脆弱與重要性。最令人震驚的是，這些新興的審查勢力中很多人自己本就是寫作者。在一場由與其有所齟齬的親生兒子領導的運動後，阿切特圖書集團取消了伍迪·艾倫的回憶錄《沒啥關係》（Apropos of Nothing）的出版工作，公司內部員工也參與了罷工。那些針對眾多少年小說作者的抗議活動，都是由他們的同齡人領導並參與的，其中一些人後來發現自己也成了類似抗議的對象。許多專欄作家不辭辛勞地發表短評譴責一些小說作家，例如寫《美國醜聞》（American Dirt）的珍妮·康明斯（Jeanine Cummins），他們甚至把矛頭指向《憤怒烘焙》（Rage Baking）之類的女權主義者食譜。
伍迪·艾倫的回憶錄《沒啥關係》巴尼·羅塞特是一位致力於拓寬美國文化疆界的解放者，並與那些試圖削減這一版圖的人對抗不休。他精準地認識到即使是在如美國這般自由的國家，爭取閱讀與寫作自由的鬥爭也永遠不會結束，而他出於對自由的真摯信仰則獻身於此：
有些人覺得我出名的主要原因在於，我出版了第一本坦誠地印著「fuck」字樣的書，上架了全國各地的書店……但我在出版生涯裡做的事情遠不止於此。我相信，公平來說，在文學、電影和戲劇界，我應當被看作推倒了大眾與言論自由之間矗立著的文化柏林圍牆的出版人。我在1954年出版未刪減版《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的決心源於我對自由的信念，我始終堅信一個作者理應享有自由創作的權利，而一個出版商也有出版任何東西的自由，沒有任何限制。
本文2020年5月6日發表於網絡雜誌Quillet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