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周遊列國路線:他到底走了多遠?

2022-01-13 國家人文歷史
孔子是春秋時代的人,說春秋時代是個禮崩樂壞的亂世,當然是對的。但春秋(取通行說法,前770-前476)大約三百年的時間跨度,具體到孔子生活的這一段,卻又有點不大對。這時周王朝早已衰落,天子只佔據著洛陽周圍的一小塊地盤和天下共主的虛名。天下諸侯爭霸,當時有四大強國——東方的齊國、南方的楚國、西方的秦國、北方的晉國。這當中又以晉國和楚國最為強大。晉國和齊國是同盟,他們都以華夏國家自居。齊國有時會跳出來和晉國搶華夏第一強國的位子,所以彼此間矛盾也不少。楚國號稱蠻夷,秦國則被人罵是戎狄,秦楚兩國的關係更親密,春秋時代很少鬧矛盾。

春秋時期齊國、魯國位置。圖源/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
四大國之間,還夾著很多中小型國家。這些國家實力不如四大強國,但算西周分封的老資格,很可能比四大國地位高、頭銜尊貴。他們軍事上被揍得再慘,文化方面往往自視甚高。孔子六歲那年,也就是魯襄公二十七年(前546年),晉楚帶領各自的盟國,在宋國會盟。這次盟會的主題是友好相處,尤其是提出一個概念,叫「晉楚之從交相見」。原來認一個大國做盟主的,現在要尊另一個大國也是盟主。畢竟,長達百年的比拼消耗之後,晉楚都實在打不動了。所以和很多人的印象不同,孔子生活的時代,尤其是北方中原,是相對和平的年景。孔子五十知天命,其實是五十歲出來做官。幹了三年,開始比較順利,策劃了著名的「隳三都」,也就是孔子想把魯國三家最有權勢的大夫即所謂「三桓」家的牆給拆了,結果失敗了。在魯國待不下去,就想出國去碰碰運氣。孔子離開魯國的時間,《左傳》和《論語》都沒提,《史記》提供了兩種說法,《孔子世家》說是魯定公十四年(前496年),《魯世家》《十二諸侯年表》都說是魯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世家》是司馬遷根據各種零散資料、社會傳聞整合編寫的;《魯世家》《十二諸侯年表》則是根據各國官方的編年史整理出來的。涉及到年代問題時,可信度當然後者高。

孔子怎樣周遊列國,是《孔子世家》的重點,幾乎佔了全篇的一半。但這部分內容也是問題最多的。孔子並沒有一部旅行日記留下來,他走了很多地方,遭遇了很多事,在他死後不久,孔子週遊的故事就已經成了天下人熱愛的話題。這個說法明顯太誇張了,春秋末期國家數量已經不太多,太弱小的國家孔子也不會去,也沒那麼多國家可以讓孔子去吃閉門羹。但這是漢朝的主流說法。為孔子立傳還是要嚴謹一些,我們需要對海量的素材進行篩選和排列,對照著時間線和地圖,組合出一張合理的孔子行程表。這個過程有點像拼圖遊戲,難度更大的地方則是,你不知道手裡這塊拼圖是真的還是假的。歷代學者對這個問題做了很多研究,大致是達到這樣一種境界:第一,所有人公認司馬遷提供的行程表不可信;第二,大家各自新擬定的行程表,不能說沒有共識,但很多細節誰也說服不了誰。

孔子出行。來源/電影《孔子》截圖

之所以選擇衛國,是因為衛國和魯國是鄰居,又都是姬姓國,也就是說,不論地緣還是血緣都很親近。而且,當時衛靈公在和晉國鬧彆扭,而孔子在魯國時,促成了魯國和齊國結盟,而齊國和晉國是競爭關係,所以孔子也和晉國是對立的。

不過孔子在衛國的遭遇,被司馬遷寫得很奇怪。孔子是魯定公十三年(前497年)不知道幾月份到的衛國,到魯哀公二年(前493年)夏四月衛靈公去世。短短四年時間,若相信《孔子世家》的說法,孔子四次離開衛國。第一次是剛到衛國不久,孔子沒待多久,就有人對衛靈公說孔子壞話,衛靈公就派人監視孔子。孔子害怕被治罪,十個月後,第一次離開衛國。孔子這次離開沒走遠,轉了一圈又回到衛國。接下來是孔子生平唯一一次緋聞事件——「子見南子」,這之後衛靈公倒是禮遇孔子了,但是在衛國住了一個多月,衛靈公出門與夫人南子同坐一輛車子,讓一個叫雍渠的宦官做車右,又讓孔子坐在第二輛車子上跟從,「招搖巿過之」,顯然這會引起無數人指指點點。這個場面讓孔子很難堪。孔子說,像喜歡美色一樣喜歡道德的人,我是沒碰上!於是就又走了。這是第二次離開衛國。

這次孔子幾經波折去了陳國,但碰上陳國動亂,只好又回到衛國。衛靈公聽說孔子回來了,非常高興,為孔子舉行了「郊迎」儀式,國君親自到郊外迎接,這是極其隆重的禮遇。但是衛靈公年紀大了,也沒什麼追求,孔子在他身上看不到希望,嘆了口氣說:「如果有能任用我的人,一年初步見效,三年出成果。」於是又上路了。這是第三次離開衛國。孔子兜兜轉轉,還回了一趟陬邑老家,在哪裡都沒有機會,只好又到了衛國。有一天,衛靈公向孔子問起軍隊列陣作戰的事,孔子回答說:「祭祀的事我倒有個耳聞,排兵布陣的事,我還不曾學過。」根據孔子之前「隳三都」的表現,還有後面孔子的學生在戰爭中的表現,孔子雖然算不上什麼大軍事家,打仗還是懂一點的,在當時東方諸夏的水準線以上。這裡說不懂,顯然是託詞,就是我不願意和你談打仗的事。你先推行了我的道,然後才有資格聽我談兵,不然,免談。衛靈公看孔子這麼不配合的樣子,自然也就不打算跟他談了。第二天,衛靈公又和孔子聊天,看見頭頂大雁飛過,就目送歸鴻,不關心孔子了。孔子第四次離開了衛國,又到陳國去了。這年夏天,衛靈公去世了。孔子一言不合就走人,倒是衛靈公心胸非常寬廣,你走我不留,你回來,我還好吃好喝好款待。不知道衛靈公有沒感慨:「那個孔丘說,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我的夫人南子,這是我的女子;彌子瑕,分桃子給我吃的小瑕瑕,是我的小人。女子與小人都挺好養,難養的,一個是我兒子蒯聵,叛逃到晉國去了,還有就是這個孔丘,神出鬼沒跟一隻迴旋鏢一樣……要我說呀,是唯兒子與聖人難養也。」當然,更實在的質疑是:《左傳》裡對這些年發生了哪些國際大事有很清楚的記錄,孔子四次離開如果全部為真,離開後經歷的那些事,許多是與《左傳》提供的時間線無法吻合的。所以可能的情況是:孔子為什麼離開衛國的故事,在孔子去世後產生了大量傳說。司馬遷看到了很多材料,感覺都挺動人,哪個也捨不得放棄,於是孔子就只好離開了好多次。最簡單的、也是合情合理的一種理解是,當時衛國分裂成兩派勢力:衛靈公本人,主張衛國獨善其身;衛靈公的兒子蒯聵,傾向與晉國合作。衛靈公活著時,蒯聵鬥不過爸爸,衛靈公去世後,他的孫子、蒯聵的兒子輒繼位,衛國自主派勢力大減,晉國則支持蒯聵回國當國君,衛國的局勢變得非常緊張。孔子一直是從衛靈公那裡拿高薪,這時候應該怎麼辦,也讓弟子們驚疑不定。《論語》裡有這樣一條記錄: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 曰:「夫子不為也。」

冉有問:「我們老師會堅定支持衛君嗎?」

子貢說:「我去問問吧。」

這種事不太好直接問,因為敏感時期,孔子說什麼,都可能被放大而引起麻煩。

子貢聰明,問的是:「伯夷、叔齊是什麼人?」——傳說,伯夷叔齊是孤竹君的兩個兒子,以互相推讓國君之位著稱。

孔子說:「是古代的賢人。」

子貢又問:「怨乎?」伯夷叔齊放棄了君位,最終結果是在首陽山餓死,他們內心有怨念嗎?

孔子說:「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追求仁,又得到了仁,有什麼可怨恨的呢?

子貢出去後,就對同學們說:「夫子不為也。」老師不會堅定站在衛君一邊的。按照子貢嘴快的脾性,很可能還會說,同學們趕緊收拾行裝吧,老師要離開衛國了。

現在蒯聵的處境類似伯夷,按照父死子繼的原則,應該他即位,但是爸爸沒傳位給他;衛出公的處境類似叔齊,按照國內的即位程序,是他即位,但他是做兒子的和爸爸競爭,就像叔齊是做弟弟的,如果和哥哥競爭,總有點不大對。

就是說,對衛國當前的困境,孔子提出的解決方案是:蒯聵應該逃脫晉國的控制,輒應該拋棄國君之位,父子一起出逃,到天涯海角,然後父慈子孝。這才是高尚的選擇,現在兩個人在那裡爭奪國君,顯得兩個人都很沒有品格。一種是複雜化的路線:孔子沒有目的地,想到處碰碰運氣。按照《史記》的說法,孔子在三個地方的經歷比較重要:第一是「子畏於匡」,在一個叫匡的地方,孔子被誤認作陽虎,因此和當地人發生了衝突,差點出危險。第二是「微服過宋」,孔子到了宋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司馬是管軍事的,當年孔子的老祖宗孔父嘉,在宋國也是幹這個的。桓魋這個人很陰柔、很精緻、很脆弱、很物質。按《左傳》的描述,他和宋景公似乎是同性的戀人關係。他被人欺負了,宋景公為他眼睛都哭腫了。兩個人在一起,是那種兒女共沾巾的感覺。孔子得罪桓魋的原因可能是,桓魋活著奢侈,更想死後厚葬。貴族死後,都是棺材一層套一層的,桓魋用石頭做套在外面的大棺材,好多年都沒做成,弄到勞民傷財的地步。孔子到了宋國後,看不慣,說了句:「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奢侈到這個地步,死了還不如快點爛掉好的。桓魋表示自己殺心的方式也挺陰柔的。孔子帶著弟子在一個大樹下講課,桓魋就派人「拔其樹」,這大概相當於砸了教室。於是孔子離開宋國。弟子們催促快點走,孔子說:「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上天賦予我偉大的德行,桓魋能把我怎麼樣?這件事,雙方的表現大概都算是挺囂張,但不兇狠。桓魋真要殺孔子,直接過來殺就是,不用把樹弄倒給孔子警告。可能是孔子也算有點影響的人,他只是想把孔子嚇走算了。孔子雖然說了句大話,據孟子說,最後還是「微服而過宋」,換了和身份不相稱的衣服,假扮成不相干的人,也還是知道怕的。但桓魋拔樹這個細節不見於早期儒家典籍,最早是《莊子》裡講的。有人懷疑不可靠。第三是在鄭國的「喪家狗」事件。孔子在鄭國和弟子們走散了,被一個鄭國看城門的人看見,評價說長得像「喪家狗」。但有學者注意到,宋國和陳國是很近的,宋國都城在今天的商丘市睢陽區,陳國的國都在今淮陽。孔子離開衛國後如果目的地是陳國,那麼到了宋國就不該再到鄭國去。所以也可以歸納出一條簡單化的路線:孔子離開衛國後,南下經過宋國就到了陳國。《孔子世家》說,孔子在陳國住到魯哀公四年,之後去了蔡國,過了一年,孔子又到楚國的葉(今河南葉縣),見到楚國名臣葉公沈諸梁,對,就是那個「葉公好龍」的葉公。影視劇中的葉公沈諸梁。來源/2010電視劇《孔子》截圖一個小國是會舉國搬遷的,搬遷之後,仍然使用原來的國名。於是地圖上,就會出現好幾個相同的地名。蔡國剛好是一個搬遷了多次的國家。它本來在今天的河南上蔡,魯昭公十一年(前531年)孔子二十一歲時,楚靈王滅蔡,三年後,楚平王讓蔡國復國,遷到了新蔡(今河南新蔡縣)。魯定公四年(前506年),蔡國做了吳師入郢的幫兇。從此,蔡國和楚國就結下了深仇大恨。現在十幾年過去,在楚昭王治理下,楚國恢復了一點元氣,當然要找蔡國算帳,我打不了吳國我還打不了你嗎?蔡國當然只有找吳國求救,吳國說我可以救你,但你家太遠了,我救不方便,你搬到我身邊來,我保護你。於是魯哀公二年(前493年),蔡昭侯遷都於州來(今安徽鳳臺縣),稱為下蔡。遠離故土,實際上蔡國人並不樂意。蔡國貴族裡有一大批人覺得楚國再差也比吳國人好,因此這時蔡國的內部矛盾也極其尖銳。所以,孔子若是這段時間離開相對安定的陳國到蔡國去,根本是找不自在。而且,從陳國所在的河南淮陽跑到安徽鳳臺去,這個距離相當遠。何況下一年孔子又要見葉公,還要再折回到河南葉縣,實在太折騰了。對照《左傳》會發現,其實魯哀公四年,葉公正在蔡國故地。此時,楚國在東部打不過吳國,就意圖往北擴張。楚國大軍往北推進,滅掉了幾個小國,還完成了對當年蔡國的土地上人民的控制,葉公「致蔡於負函」,蔡國國君和主要大貴族走了,還有許多蔡國人留在原地,葉公把這些人搬遷到了負函,也就是今天河南信陽。所以有一種把問題簡單化的猜想,孔子並沒有到州來的蔡國去,他只是去了當年的蔡國故地,因此會見了葉公。葉公的這次接收蔡國故地人口行動動靜很大,陳國就在旁邊,必然高度關注,而且楚軍行動之前放了謠言,說吳國人要打過來了。得罪過吳國的陳國肯定高度緊張。陳國肯定要派使者去拜會一下葉公,打聽下情況。也許是孔子感興趣,就跟著去了。葉公和孔子聊得挺好,但最終還是沒用孔子。為了這事,後來的儒生很嫌棄葉公,覺得他空有求賢的名聲,大聖人出現在面前,卻不知道重用,因此編了「葉公好龍」的段子諷刺他。《孔子世家》說,孔子在蔡國住了三年,遇到吳國討伐陳國,楚國來救援陳國,駐紮在城父。楚昭王聽說孔子在陳蔡之間,就派人來聘請孔子,孔子也打算去拜見楚昭王。陳蔡兩國的大夫們謀劃說:「孔子是賢能的人,批判各國的問題都特別精準。他在我們這裡已經滯留了很久,我們所推行的政策也不符合他的意願。楚國可是一個大國,一旦把孔子聘走,孔子在楚國掌權,我們這些陳國、蔡國的當權派可就危險了。」於是他們就發動人馬、把孔子包圍在曠野中無法離開。孔子一行斷糧了,追隨者身體虛弱病倒了,站都站不起來。這就是著名的「厄於陳蔡之間」。但這段敘述當然是故事。「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這是當時一件大事,發生在魯哀公六年。早在魯哀公二年,蔡國已經被遷到了州來,距離陳國很遠,自然也遠離這次的戰場,陳國、蔡國的大夫湊到一起合謀陷害孔子,根本沒有可能。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只說陳沒說蔡,這可以印證前面的猜想:孔子根本沒有去過搬到州來的蔡國,只是到過陳國附近的蔡國故地,作為地理概念倒也可以叫「陳蔡之間」。孔子在陳國挨餓了,也未必是有人陷害。只是吳國人要打過來的時候,兵荒馬亂人心惶惶,沒人顧得上管飯而已。大概是後人根據《論語》的簡單記錄創作故事,卻忘了蔡國已經被遷走,於是才編出來陳、蔡大夫合謀的情節。司馬遷又收進了《孔子世家》裡。這之後,孔子北上返回衛國。《孔子世家》說:「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回衛國的原因自然是南方動亂,因為晉國忙別的事去了,這段時間對支持蒯聵回國不那麼積極,所以衛國的矛盾變得相對不是那麼尖銳了。怎樣挑一個安全的國家住著,孔子的眼光一向很準。孔子這時從政建立美好社會的心,大概已經冷了很多。孟子說: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也。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在季桓子手下當魯國大司寇,那時是真有實踐政治理想的可能的,叫「見行可之仕」;在衛靈公的朝廷裡當官,是希望能有實踐政治理想的機會,叫「際可之仕」;至於在衛孝公(即衛出公)那裡當官,不過是領一筆收入罷了,這叫「公養之仕」。恰好這時候,當年和孔子有矛盾的季桓子早已去世,即位的是季康子。而孔子的學生冉有擔任季氏家宰,表現好得不得了,已經是季康子離不開的左右手。季康子是春秋時期魯國的正卿。來源/電影《孔子》截圖讀《左傳》會發現,季康子願意讓孔子回來,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這裡出現了一個新概念——「田賦」。《左傳》和其他史籍中關於魯國賦稅的信息都很少,宣公十五年(前594年)「初稅畝」,成公元年(前590年)「作丘甲」,都是寥寥數語而已。 學者們的相關研究倒是很多,大致推測是:「稅」用於各種行政開支,以土地為單位徵收;「丘甲」用於軍事開支,以居民點為單位徵收(所謂「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而田賦則是一個以土地為單位徵收的、用於軍事開支的新稅種。總而言之,季康子想要加稅這件事會激起很大的民憤,所以他需要孔子回來為他的行為「正名」。季康子讓冉有來問孔子,孔子回答說:「丘不識也。」照例,孔子說不懂,就是不贊成。冉有追問好幾次,終於忍不住直說了:您現在是全國最受尊崇的元老,就等您一句話,政策就可以推下去了,您怎麼就不開這個口呢?孔子還是不說話,後來才在私下場合對冉有說:君子推行政策,要考慮是否合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福利儘量豐厚,辦事講究適度,稅負不妨減輕,這樣的話,只收「丘甲」也就足夠了。如果不按禮行事、貪得無厭的話,即使收了「田賦」,將來還是會不夠的。季孫如果施政想要合於法度,那麼周公留下的典章還在;如果想怎樣就怎樣,又何必來問我呢?季康子這時候要加稅,其實也很無奈,因為當時吳國成了快速崛起的新強權,魯國尊吳王夫差做了霸主,就要交給吳國沉重的貢幣,不加稅他根本拿不出。但孔子說的也不錯,幾年後,吳王夫差被越國從背後捅了刀子,魯國外部壓力減輕,但已經加了的稅成了制度,再也不會免掉了。所以,季康子不會聽孔子的,田賦該推行還是要推行,而且,他也不會再任用孔子了。孔子晚年最大的事業,只能是編書和教書。對孔子的仕途來說,這是不幸,對中國文化來說,卻是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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