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年底，大批大批的人聚集在車站、碼頭，一切可以送他們返鄉過春節的地方。
大雪紛飛，水上結冰，老家的人在放鞭炮、貼對聯、逗逗飛、彈杏核、摔泥炮、撲拉杆，童年過春節時熟悉的一幕幕，已經在返鄉大軍的腦海中迴蕩起來。
可他們不曾想到，一場奪走六萬人生命的瘟疫，已悄悄在中國東北爆發。
疫情最初：起初，沒多少人在意這件事。當滿洲裡的死亡報告傳送到中央時，清政府的大臣們還只當做是簡單的意外死亡處理，滿洲裡以外的百姓，大部分不知情，即便聽說的，也只當這是一件離自己很遙遠的事。兵荒馬亂的年頭，要操心的事太多，一個小小的滿洲裡死了人，大多數人並不關心。
那年春運前，沒有封城、沒有警戒，沒有任何針對鼠疫的隔離措施。百姓們如往常一樣坐上火車，裡面衛生條件糟糕，車廂裡，還有人不加遮掩地對別人咳嗽。
直到1911年1月，哈爾濱多地傳出大量死亡報告，傅家甸更是因死亡人數過多遭到隔離，身處北京的王公大臣們接到報告，才警覺地召開會議研究此事。
他們發現這些死者表現的症狀具有驚人的一致性。起初，他們也許只是高熱、畏寒、淋巴結腫大，很快，他們出現呼吸道感染，咳痰、咯血、膿血痰、胸痛、呼吸困難，甚至在腳趾等處皮膚出現黑紫色。死者家屬告知官府，這些人從發病到死亡不過3～5天，本來好好的人，頃刻間死於休克及呼吸衰竭，病死後，他們全身皮膚呈黑紫色。當地有方士說，他們這是死於邪術。
1910-1911年，東北鼠疫流行，黑龍江哈爾濱第一疑似病院。（fotoe 圖）
這是一起棘手事件，政府擔心鬧出恐慌。但不巧的是，當時清政府正處於內憂外患、搖搖欲墜之境地，列強環伺，南方的革命軍又蠢蠢欲動，此時距離辛亥革命不到一年。清朝統治者入關200年，早已沒有了當初的銳氣，他們猶如頹廢無力的病人，坐在一艘即將沉沒的大船上，對於這場東北暴發的未知瘟疫，他們感到困惑。
哈爾濱是三方爭奪之地。俄國佔領了那裡的鐵路和部分土地。日本人也在城市裡安插人手，對此地虎視眈眈。清國雖享有名義控制權，實際行動上卻多有掣肘。瘟疫暴發後，日本、俄國先後發來電報，名義上是幫助清朝平息瘟疫，實際上，他們正想藉機出兵東北，瓜分土地。
東北到了最兇險的時刻。前線傳來的死亡人數已經破萬，並且繼續飛速上漲。當時不到十萬人口的哈爾濱，死亡人數已超過三千人。在疫情最嚴重的傅家甸，每天深夜，都有人拖著屍袋悄悄離開，很快，屍袋也不夠用了，大街小巷散發著屍體凍在雪地裡的味道。
在作家遲子建的《白雪烏鴉》中，瘟疫的恐怖具體到了個人在大雪中的哀嘆。傅家甸封閉起來後，書中的人物周濟跪在地上吶喊：「老天爺呀！你叫走一代人不行，還想三代一起叫呀——」
那一年，周家三代人因為鼠疫全部死亡。
1911年年初，清廷惶恐。皇帝糊塗，不懂瘟疫的官員也束手無策，就在這時，有人挺身而出，接過了平息瘟疫的重擔。
疫情暴發：一百年後的今天，我們要記住三個名字：施肇基、伍連德、林家瑞。
施肇基是時任清廷防疫大臣，伍連德受他賞識，是時任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林家瑞則是伍連德的助手兼學生。據《國士無雙伍連德》一書記載：瘟疫暴發後，正是在施肇基的推動下，伍連德及助手趕赴東北，調查瘟疫。
伍連德去到哈爾濱後詢問吉林西北路分巡兵備道臺於泗興，讓他介紹下瘟疫的情況。於泗興說：「在哈爾濱附近有24000名居民的傅家甸出現怪病，得病者發燒、咳嗽、出血，然後死亡，皮膚幾天內變成紫色。」
伍連德
伍連德問：「最早的病例是出現在傅家甸嗎？」
「不是，是在滿洲裡。那些捉土撥鼠的窩棚裡。」於泗興說，「這東西的毛皮加工一下，跟貂皮一模一樣。他們在野外捉到20隻以後，就返回滿洲裡，待在擁擠的土窩子裡面準備出貨。滿洲裡那地方有個大交易市場，三年前成交70萬張，今年成交250萬張，而且價格漲了六倍多。從關內經過哈爾濱去滿洲裡的人成群結隊，都是去幹這個的。更有甚者，新來者不光取其皮，而且還食其肉。」
「滿洲裡是什麼時候開始出現病人的？」伍連德繼續追問。
於泗興回答：「大概是西曆10月下旬吧……奉天總督錫良大人聞訊後，特意派遣兩名北洋醫學堂畢業的醫生前來處理。」
伍連德很感興趣：「他們做了哪些防疫工作？」
於泗興道：「據下官所知，他們發現病人以後，送往醫院……（醫院）是利用當地商會臨時改建的……願意就地安葬的，官府為死者提供棺材，還可以徵集民夫，挖墓掩埋。願意回鄉安葬的，就得自己承擔路費了。」
伍連德吃了一驚：「回鄉安葬？很多人返回家鄉嗎？」
於泗興說：「是呀，很多人扶靈回鄉。還有一個多月就是春節，絕大部分山東人是定要回家鄉過年的，現在還是陸陸續續的，再過半個月傅家甸就要唱空城計了。」
伍連德敏銳地意識到，如果把疫情拖到春運，沒有任何防疫措施，傅家甸的瘟疫就會隨著返鄉的一列列火車，迅速蔓延到山東、河北等關內土地。到那時，別說哈爾濱，瘟疫可能造成整個國家的動蕩！
他決定要解剖患者屍體，查明瘟疫原因。
可屍體解剖在當時的中國是不被允許的。直到近三年後，1913年11月22日，內務部才頒布了解剖條例，官方第一次準許解剖。
伍連德擅自解剖屍體不僅違法，還會背上違背倫理的指控。更危險的是，稍有不慎，他將因為解剖而感染瘟疫。陪同的姚醫生勸阻伍連德，但他堅決要這麼做，他對姚醫生說：「我知道在做什麼，一切由我承擔。」
1910年12月27日，伍連德在傅家甸進行了中國醫生的第一例人體解剖。
通過這次解剖，伍連德很快就在死者細菌培養基上找到了鼠疫桿菌團，證明病人血液中存在活的鼠疫桿菌，也就是說，這次突如其來的瘟疫正是鼠疫。
鼠疫是人類歷史上的大敵。人們對它的恐懼，不亞於愛滋病、伊波拉、癌症等耳熟能詳的名字。它的流行曾使歐洲南部 1／5 的人口喪命，幾乎摧毀了君士坦丁堡，並從那裡傳播到西歐，此後又在地中海地區肆虐了兩個世紀之久。
因為鼠疫，1350～1400 年間，歐洲人壽命從 30 歲縮短到僅僅 20 歲。16～17 世紀，鼠疫讓歐洲至少 2500 萬人死亡。這也奠定了鼠疫「黑死病」的名頭。
在歷史上，鼠疫之所以恐怖，是因為它起病急、病程短、死亡率高、傳染性強、傳播迅速。根據感染途徑的不同，鼠疫又分為腺型和肺型。腺型由被感染跳蚤叮咬引發，可進而發展到肺部，致死率高。肺型則潛伏期短，傳播迅猛，任何肺鼠疫感染者均可通過飛沫傳染他人。伍連德發現：東北的這次鼠疫，正是肺鼠疫的大面積傳染。
1911年，黑龍江哈爾濱，伍連德博士在中國第一個防疫實驗室內工作。（fotoe 圖）
情勢緊急，伍連德當即通知政府官員，呼籲他們立即電告俄當局在哈爾濱官員，迅速展開抑制肺鼠疫傳播的隔離措施。可當時大部分人不曉得為何隔離，也不明白伍連德為何小題大做，他們以為鼠疫就是老鼠咬了人，既然如此消滅老鼠不就行了，隔離人做什麼？伍連德提醒他們：鼠疫可以人傳人。可惜，最開始哈爾濱俄國鐵路醫院院長哈夫肯沒有聽勸，哈爾濱大部分民眾也不以為然。
彼時，東北遍地是文盲，醫療物資急缺，群眾缺乏防護經驗，連什麼是隔離都不知道。伍連德到達後，用英文電報向施肇基匯報：
1、醫無素養之困難；
2、藥品無儲備之困難；
3、財政應付不及之困難；
4、病院隔離籌備不及之困難；
5、斷絕交通之困難；
6、焚毀屍體、物品隔離之困難。
在當時的哈爾濱各大醫院，病房裡的病人之間沒有隔離，不同病室的通道也沒有隔離，病房本身就是一個鼠疫細菌培養皿。哈夫肯管理的哈爾濱俄國鐵路醫院就是如此，伍連德進去後發現，病房裡根本沒有緩衝區，有一個鼠疫病房收留了8個患者，其中6個中國人，兩個俄國人，病房的門卻開著，和外界沒有一點隔離措施，而醫生連口罩都沒有戴。
俄國人沒有聽伍連德的建議，抗疫初期，中俄雙方各自為政。直到俄當局負責防治哈爾濱鼠疫的邁斯尼醫生感染致死，驕傲的俄國人才不得不承認伍連德是對的。
口罩、隔離與封城中俄雙方聯合起來共同對抗鼠疫。
伍連德要求官員們必須嚴格執行下列措施：
1、將鼠疫流行中心傅家甸全面隔離。整個地區劃成四個相互嚴格隔離的小區，每小區由一位高級醫生作為主管，配備足夠的助理員和警察，逐日挨戶檢查。一旦發現患者和可疑病人，馬上送入防疫醫院，並對其住處進行徹底消毒，情況每日上報。
2、負責檢查病人的人必須是接受過培訓的醫護人員，政府發動各大廠家加緊生產口罩，務必使口罩儘快分發給醫護人員和哈爾濱市民。
3、從長春調1160名官兵維持秩序，嚴格控制傅家甸地區人員出入。帶隊軍官列席鼠疫聯席會議。
4、為了彌補醫療人員的不足，培訓600名警察，協助醫務人員進行鼠疫防疫。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條：隔絕交通。
根據相關資料記載，在伍連德的建議下，1911年1月13日，山海關設卡嚴防。1月14日，停售京奉火車二、三等車票。1月15日，陸軍部派軍隊駐紮山海關，阻止入關客貨火車。1月16日，在山海關溝幫子查到病人就地截留。1月20日，郵傳部電令停止由奉天至山海關的頭等車。1月21日，京津火車一律停運。
1910-1911年，東北鼠疫流行，黑龍江哈爾濱第三區防疫執行處疫員。（fotoe 圖）
1月14日，日本控制的南滿鐵路停駛。1月19日，俄國控制的東清鐵路，二、三等車停止售票，其頭等車採取檢疫後登車的辦法。至此，鐵路交通徹底阻斷。
鼠疫後實行隔離在今天是一個常識，但在清末，很多重視家庭的老百姓不能理解，他們不懂現代醫學，聽到隔離就害怕，他們擔心官府隔離自己就是要他們去死，所以在實行隔離之初，伍連德背負了巨大壓力。
在當時，伍連德對抗的不只是鼠疫，還有許多人的愚昧。他申請政府將東北火車暫時停運，很多人唾罵他無視老百姓春節返鄉的迫切願望。等到他決定焚屍消毒，反對聲浪更大，就連清政府也多有疑慮，因為中國傳統流行土葬，火葬正面衝擊社會習俗，政府擔心釀成民變。
後來，通過伍連德支持者的多方努力，火葬才得以批准。隔離與火葬，成為控制鼠疫的關鍵。
據《鼠疫與近代中國》作者飯島涉統計，1910年，肺鼠疫由黑龍江省西北部經鐵路南下，蔓延至整個東北約七十個縣，死亡總數達到四萬三千九百七十二人（伍連德自述有六萬人）。好在，僅僅用了67天，伍連德就大體平息了鼠疫。他不但挽救了東北危局，也為關內百姓解除了潛在危機。
疫情結束：東北鼠疫不僅讓伍連德登上歷史舞臺，也改變了中國的傳染病防禦處理體制。在這場疫情之後，清政府於瀋陽召開了一次國際鼠疫會議，史稱「萬國鼠疫大會」，總結東北鼠疫的經驗和教訓。
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次自主召開的國際學術會議。據統計，有11個國家，數十名醫生參與。年僅 32 歲的伍連德被推選為大會主席。
奉天國際鼠疫會議討論了很多問題，其中一個具體問題是：「如果可能的話，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措施去預防鼠疫再次爆發？」
伍連德與其他學者連夜討論，最終確定了三部分防疫措施：
第一部分，是使用疫苗和免疫血清進行預防接種；第二部分，是在疫區城鎮和農村控制鼠疫傳播所採取的措施；第三部分，是防止鼠疫大規模傳播應採取的措施。
這些措施都被寫進了長達500頁的《1911年國際鼠疫研究會會議報告書》裡。1913年，伍連德在醫學頂級雜誌《柳葉刀》上發表了相關論文 ，成為首位在國際頂級醫學期刊上發表文章的中國人。
1926 年，他將相關資料整理出版，中譯名《肺鼠疫論述》。這部 480 頁的鼠疫理論專著，正式創立了「肺鼠疫」學說，被譽為鼠疫研究的裡程碑。
在反思東北鼠疫時，伍連德強調:東北鼠疫暴發的源頭，是因為大量捕獵者射殺土撥鼠，獲取土撥鼠的皮毛，拿到市場售賣。鼠疫最初就在他們中傳播。
鼠疫發生時正是中國的春節，東北天寒地凍，勞工返鄉後，和家人團聚後就窩在小屋子裡，這就有了兩個便捷傳播途徑：一個是返鄉時的人群聚集區，一個就是家裡，尤其是爹娘兒女吃團圓飯的時候。因此，防治鼠疫，尤其是像春運時分，交通隔離與患者隔離都是必不可少的。
隔離的同時，衛生設施的改善也是重中之重。清末，東北許多城鎮和村莊衛生條件差，就連哈爾濱這種大城市，在鼠疫面前也暴露出衛生防疫的陳舊。鼠疫會議指出：要吸取教訓，真正防治鼠疫，就要花大力氣改善城鎮、農村的衛生條件，配備相關的醫療隊、防疫站，以及能第一時間播報疫情的信息接收途徑。
最後，伍連德提醒，改善人們的觀念也至關重要。鼠疫傳播得如此迅猛，不只是因為它本身的威力，更在於很多民眾迷信宗教、抵制科學，甚至由於「死者為大」的觀念，因為害怕官府焚屍而隱瞞親屬死訊，自行把死者土葬或拋屍荒野，導致疫情擴大。
當時有一個黃巾教，宣稱入教即可免於鼠疫，很多老百姓真的信了，然後他們大量聚集，反而加速了鼠疫的傳播。
抗擊鼠疫成功為伍連德確立了「權威」，權威是一個比諸多科學宣講都要讓人信服的符號，伍連德成為防疫權威後，推行防疫就順暢了許多。但即便如此，依然有很多人不理解焚屍、拒絕隔離。
1918年1月10日，伍連德麾下的一名美國醫生，按常規取走一名死者的脾臟，僅僅是因為他沒有清洗和縫合屍體、為之穿戴衣帽，就引發了死者家屬的狂怒，釀成一場仇洋運動。激進者甚至闖入醫師駐地，縱火搶劫，逼退防疫隊。隨之，伍連德被逼走，割據山西的閻錫山擔心中央政府介入，讓各地自行推進防疫工作。這些地方官員缺乏經驗自以為是，結果山西一萬六千人因鼠疫和人禍而死。
儘管阻力重重，在東北，伍連德還是推動了奉天防疫局的整頓，制定了《衛生清道之規則》。奉天防疫局借鑑西方現代防疫手段，設置稽核部、醫務部、埋葬部、戶口調查部、檢診部、消毒部、隔離部、藥科部、微生物實驗部，各地設置防疫所，召集學員普及衛生思想，為改善中國的傳染病防禦處理體制提供了寶貴經驗。
可惜，適逢兵荒馬亂，先是辛亥革命，改朝換代，後是軍閥割據，全國制度不統一，伍連德等人雖然摸索出了成功經驗，但無法推廣全國，而民智的啟蒙，實為漫漫長路。縱然學者確定了一套現代標準，民智不張，官僚腐敗，防疫也只是個空殼子，瘟疫一來，也就現了原形。在那個混亂的年代，當瘟疫橫行，挽救老百姓的性命，並不是官員的漂亮話，而是伍連德這樣做實事的人。
民國時期，中國依然遭遇鼠疫的威脅。1917年底，山西鼠疫；1920年底，肺鼠疫在哈爾濱死灰復燃。但這一次，罹疫死亡者包括西伯利亞在內，只有八千人。
1911年，東北鼠疫流行，因鼠疫死亡的教民被實行火葬。（fotoe 圖）
縱觀民國早期的鼠疫防治，最大的阻力不是技術，而是央地矛盾與民眾的接受程度。民國早期並非一個強勢中央，中央空有其名，對許多地方有心無力。山西鼠疫，伍連德之所以被迫離開，一方面是民眾被煽動的仇洋情緒，另一方面在於山西軍閥與中央的矛盾，使他們對政府派來的伍連德多有顧慮。央地矛盾，導致上下政令不一、陽奉陰違，地方瞞報漏報，甚至乾脆在沒有現代醫學常識的指導下自行解決，反而害了自身，給鼠疫可乘之機。
從屬於央地矛盾的，就是財政問題。簡單來說，鼠疫等傳染病是突發狀況，在央地矛盾的前提下，防治鼠疫，是中央掏錢，還是地方掏錢？如果中央經費不足，地方低估疫情，財政缺口就會導致疫情防治不力。
央地矛盾與財政問題相伴相隨，一直到新中國，都是傳染病防禦處理體制落地的關鍵問題。但這是後話了，在伍連德的時代，面對困局，他除了一聲嘆息，也只能做好自己分內的事。能救一個，是一個。
防治鼠疫之外，伍連德參與了中國現代衛生體系的構建。在1907～1937年間，他先後主持興辦現代西醫院、醫學科學院、防疫檢疫所、醫學研究所、公共衛生行政單位及科學社團等30餘所機構，發表科學論文300餘篇，代表國家與學界出席重大國際學術會議20餘次。1931年9·18事變，他拒絕與日本合作，憤然離開了東北。
伍連德是中國現代醫學的開創者、建設傳染病防疫體系的先驅，在艱難的世道，正是像他這樣的人，一次次在危難關頭挺身而出，才使得百姓在凜冽的寒冬裡，收穫一些燃燈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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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
王哲：《國士無雙伍連德》，福建教育出版社；範潔、張士尊：《奉天國際鼠疫會議報告》，中央編譯出版社；飯島涉：《鼠疫與近代中國 : 衛生的制度化和社會變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孟久成 ：《伍連德在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伍連德：《鼠疫鬥士 : 伍連德自述》，湖南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