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瓦斯託波爾的史詩」把軍事上的失利描繪成了俄羅斯的全民勝利。「塞瓦斯託波爾陷落了，但是如此輝煌的抵抗，俄羅斯人應該以此為傲，這樣的戰敗抵得上一場精彩的勝仗」，一位十二月黨人寫道。俄羅斯人用一場敗仗建立了一個愛國神話，建立了俄羅斯人無私英勇、堅韌毅力和獻身精神的國家敘事。詩人們將其與1812年的精神相提並論，就像阿列克謝·阿普赫京（Aleksei Apukhtin）在他著名的敘事詩《塞瓦斯託波爾戰士之歌》（「A Soldier's Song aboutSevastopol」,1869年發表）中所做的那樣。在19世紀的最後幾十年裡，許多俄羅斯學校的學生都學過這首詩：我要唱的，小夥子們，不是一首快樂的歌；它講的不是一場勝仗不像我們的父輩在博羅季諾，也不像我們的祖父輩在奧恰科夫唱的那樣。
我要唱給你聽，一團塵土如何在南方的田野高高捲起，無數的敵人登上岸來他們前來進犯，把我們打敗。我們被打敗了，但從此以後他們卻再也不敢前來進犯，我們被打敗了，但敵人卻就此離去鼻青臉腫地逃上帆船。我要唱給你聽，丟下舒適的家園地主如何加入民兵武裝，告別棚屋裡的妻子農民如何志願參戰。我要唱給你聽，部隊如何越變越強，勇士們從各處而來，如鋼鐵般健壯。知道自己將一去不回，他們虔誠地赴死疆場！我們美麗的姑娘如何成為護士為苦悶的醫生分擔，我們的每一寸土地都要敵人付出血的代價；在濃煙與烈火中，在手榴彈的巨響中，在四周一片轟鳴聲中，一個個碉堡隱隱出現，像冷峻的幽靈一般，稜堡漸漸地蔓延——殺戮持續了十一個月，這座神奇的要塞，俄羅斯的盾牌，俄羅斯英勇的兒子們每天都在這裡被掩埋……
我唱給你的歌不是歡樂的曲子：但它不比勝利之歌少一丁點輝煌就像我們的父輩在博羅季諾，我們的祖父輩在奧恰科夫唱的那樣。 這就是託爾斯泰寫作他的「民族史詩」——《戰爭與和平》的背景。把拿破崙戰爭當作俄羅斯民族覺醒的時刻這一概念，反映了託爾斯泰在克裡米亞戰爭期間目睹俄羅斯人民英勇行為之後的內心歷程。在書中所述的故事中，通過參加一場抗擊外國入侵的戰爭，歐洲化的貴族重新發現了「俄羅斯信念」，農奴戰士的愛國精神得到了認可，為俄羅斯的民主建國奠定了基礎。《戰爭與和平》寫於1862年至1865年，當時正是農奴獲得解放後的頭幾年，俄羅斯社會的自由派人士將國家改革以及地主和農民階層之間的和解作為理想。託爾斯泰原來打算將這本描述十二月黨人的小說背景設置在克裡米亞戰爭之後，早期手稿名叫《十二月黨人》（「The Decembrist」），其中男主角在西伯利亞流放三十年後被釋放回來，捲入了1850年代後期知識分子階層尋求變革的騷動之中。
此時亞歷山大二世剛剛即位不久，俄羅斯進入了第二個亞歷山大時期（Alexandrine reign） ，跟1825年一樣，人們對改革的期待亦非常急切。但是託爾斯泰對十二月黨人的研究越多，就越認為他們的理論根源來自1812年戰爭，於是將《戰爭與和平》故事發生的時間也做了修改。克裡米亞戰爭讓人們對俄羅斯的民族性格產生了新的認識，因此戰後對1812年戰爭的記憶也出現了激烈的爭執。像託爾斯泰這樣的民主派，受到俄羅斯農民戰士在克裡米亞戰爭中所做犧牲的鼓舞，將1812年戰爭視為一場人民的勝利，依靠整個國家的愛國精神贏得。但是對保守派來說，1812年戰爭是俄羅斯世襲制度的神聖篇章，是俄羅斯貴族靠一己之力把歐洲從拿破崙手下拯救了出來。
對克裡米亞戰爭的紀念也被捲入類似的意識形態衝突中。保守派和宗教領袖們將其描繪為一場聖戰，俄羅斯參戰是因為肩負著上天授予的捍衛東正教的使命。他們聲稱俄羅斯沒有辜負這一使命，因為在克裡米亞戰爭之後，國際社會宣告將保護奧斯曼帝國內的基督徒，而且正像俄羅斯在戰前要求的那樣，《巴黎條約》確保耶路撒冷和伯利恆聖地將維持現狀。在他們的文字和布道中，克裡米亞的守衛者被描繪為勇敢無私的基督教戰士，獻上生命成為「俄羅斯聖戰」的烈士。他們再次強調克裡米亞是基督教傳到俄羅斯的聖地。克裡米亞戰爭剛一結束，俄羅斯帝國皇室就試圖把對這場戰爭的紀念和1812年戰爭的記憶聯繫起來。當塞瓦斯託波爾陷落的消息傳來，沙皇重返莫斯科的舉動被塑造成是對1812年亞歷山大一世在莫斯科人的歡呼聲中重返舊都的重演。
在1856年，沙皇特意將登基的日期推後到1812年打敗拿破崙軍隊的博羅季諾戰役勝利紀念日。做出這一姿態的目的，是為了消弭克裡米亞戰爭失敗的痛苦，並且以過去的輝煌勝利把皇室和人民團結在一起。但是對於託爾斯泰所處的民主派知識分子圈裡的人來說，把克裡米亞戰爭和1812年戰爭聯繫在一起的紐帶，不是沙皇的神聖使命，而是俄羅斯人民的愛國精神，他們為保衛自己的祖國而奉獻生命。然而俄羅斯人民到底做出了多大的犧牲，卻不容易計算清楚。沒有人確切知道有多少戰士陣亡。
俄羅斯方面從未統計過準確的傷亡數字，許多涉及重大損失的信息都被軍事當局歪曲或掩藏了。不過據估計，在克裡米亞戰爭期間，各大戰場陣亡的俄羅斯士兵總數在四十萬至六十萬人之間。戰爭部的軍醫部門後來發表數字，顯示在1853年至1856年的四年間，軍中共有四十五萬零一十五人死亡，這可能是最準確的估計了。 在沒有準確數字的情況下，在民主派的想像中，人民的犧牲被拔高到了一個神話般的高度。在俄羅斯人的共同記憶中，塞瓦斯託波爾本身也被提升到了一個近乎神聖的地位。
戰爭一結束，對圍困期間倒下的英雄的紀念就已經開始了，這些紀念活動並非出於政府或官方命令，而是由平民自發組織的，由老兵團體和家人修建紀念碑，或是用公眾捐獻的資金興建教堂、墓地，建立慈善基金。這些民間造神運動的焦點是對納希莫夫、科爾尼洛夫和伊斯託明（Istomin）三位海軍上將的紀念。三人都是塞瓦斯託波爾保衛戰的烈士，被神化為「愛民將軍」，全心關懷手下士兵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