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選摘自《近代日本生活空間：太平洋沿岸的文化環流》，[美]喬丹·桑德著，焦堃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19年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標題另擬。
臺灣的殖民政府從1897年開始將臺灣少數民族的團體帶往日本。在1911、1912、1928、1925、1928、1929年，以及從1934年到1941年的每一年間，都有這樣的團體從臺灣前往日本。而從1915年——日本在這一年宣布領有赤道以北的原屬德國的密克羅尼西亞殖民地——開始直到1939年，南洋的海島居民每年都被帶往日本。這些團體的旅行一開始是由日本海軍、後來則由拓務省組織。在這些旅行前後跨越的大約四十年時間中，它們的意義隨著帝國形勢的變化而發生改變。在1930年代末以前，它們促進了一些團體成員被同化為日本忠實的殖民地臣民，因而被認為是成功的。不過，從廣泛的角度來看，以宗主國旅行為背景發生的接觸引發了殖民地臣民、組織這些旅行的官員，以及宗主國大眾之間的各種不一致的闡釋，對日本帝國近代性範圍內文明與野蠻的定義和邊界提出了質疑，而不是鞏固了關於帝國的統一的敘述。
《入京生藩觀光團一行》（《入京せる生蕃観光団》），美術明信片，1910年代（出自陳宗仁編，《世紀容顏（上）——百年前的臺灣少數民族圖像》，臺灣圖書館，2003）
1912年臺灣人旅行的記錄顯示，這個團體在東京一共呆了八天。在整個旅程中都有警察與他們同行。這些官方組織的旅行並不是使節團出使——除了總督府和拓務局（後來的拓務省）代表的象徵性的講話，它們並不包括謁見皇室或與高官會面。它們也不是休閒旅行：至少在早期的旅行之中有著高度的強制性。並且，這些團體被帶去的場所都有著壓倒性的軍事性質，1912年的團體在第一天首先就被帶去了一個大炮工廠、一個子彈工廠和一個軍械庫。這個團體還參觀了二重橋、淺草的兩個劇院、上野動物園、拓殖博覽會以及白木屋百貨店。他們並沒有參觀諸如帝國劇場和帝國飯店這樣的上流資產階級的文化地標。
《生藩人觀看陸軍步兵操練》（《生蕃人陸軍歩兵操練ヲ見ル》），美術明信片，1910年代（出自陳宗仁編，《世紀容顏（上）——百年前的臺灣少數民族圖像》，臺灣圖書館，2003）
《（臺灣藩人觀光團）東京士官學校加農炮射擊實況》（《（臺灣蕃人観光団）東京士官學校加農砲射撃の実況》），美術明信片，20世紀最初十年
1912年的另一個團體的一位隨團警官對這些旅行者的印象進行了摘要記錄。與所有宣稱代表了處於殖民統治下的人們的言辭和感想的文件一樣，這份報告也必須被當成高度加工過的信息來對待，其中有關作者與預期讀者的內容與有關殖民地臣民自身的內容一樣多。儘管如此，它還是讓我們能夠一瞥臺灣團體對日本主人試圖教育他們、同時威嚇他們的努力的感受。考慮到旅行的日程，這份摘要的相當部分很自然地都在描述這個團體對日本的軍事力量所形成的印象。即使是在他們被帶去的學校，年幼的學生們也在「研習戰爭學問」。不過，這個團體的印象並不只是基於日本在制度或技術上的優越性；這些人顯然單純被東京無處不在的士兵的數量所震撼。在報告書中，他們這樣說：「所到之處均布有軍隊，其數目終非自己所能計算。」
然而，我們很難確定這樣的軍事力量展示達到了威嚇這些觀光者的預期效果。1912年5月15號的《臺灣日日新聞》報導了他們對靖國神社的訪問。這個團體被帶去參觀遊就館，據這家報紙所說，「他們在館內轉了一圈，看到一把名刀後厚臉皮地說『傻瓜才會把這種東西藏起來，這麼鋒利的刀起碼該給我們一把』」。這種語氣看起來不像是出自畏懼之人之口。遊就館中展示的可以使用的武器肯定不僅讓這些臺灣少數民族訪客想到了日本的軍事優越性，而且讓他們想到自己被迫不帶武器來到東京。
將帝國首都展示為充滿武器和士兵的場所所帶來的諷刺性效果早在第一次來東京的臺灣團體的反應中就已經很明顯了。據報導，一位報紙記者曾問1897年的團體領袖泰牟米塞魯他為何要參加這次旅行。泰牟米塞魯列出了兩個理由：首先，他聽說日本人都是沒有工作技能的小偷，所以他想看看在日本是否有人耕田；第二，他的族人被禁止持有槍枝和火藥，因而他打算要求日本方面取消這一禁令，以使自己人不必再被迫去違法購買它們。在日本期間，無論走到哪裡，泰牟米塞魯的團體都要求主人給他們槍。在他們即將返回臺灣時，泰牟米塞魯向一個譯員表達了自己的沮喪，他的話被記錄如下：
在我們出發時，總督府中有一個頭領告訴我們：「你們要放棄獵取人頭的做法。日本人當初也和你們一樣，但後來我們發現了這樣做的壞處，互相溝通和睦，因而如今房屋、道路等等都萬事齊備。你們也應該趕快停止獵取人頭，努力做到跟日本一樣。」然而當我們來到日本後，發現道路房屋確實很漂亮，但同時日本卻在大量生產步槍以及大炮彈藥。在和平時期為什麼要急著到處生產武器呢？日本人又給我們看了從清朝俘獲的大炮，自豪地告訴我們這是什麼、那是什麼，但我卻想不通為什麼日本人生產了這麼多的武器，卻只分配給自己的部下，而不讓我們買賣它們。
在他們回到臺灣後，臺灣總督在臺北親自接待了他們，並送給他們每人一把儀式性的日本刀。他們直截地拒絕了這些禮物，說它們不頂用（記錄下的原話是「這些刀連頭野豬都殺不死」）。譯員一再催促他們接受這些刀作為訪問日本的紀念，他們最終也這樣做了。但當離開臺北的火車晚點時，他們因此而惱怒，扔掉了這些禮物並步行踏上了回家的道路。以日本在武器方面的強大來給這些訪問者留下印象、並讓他們屈從的做法起到了反效果，只給他們留下了關於殖民者自私的印象。
在帝國首都，最令這些來訪者感到害怕的不是軍事力量的展示，而是與當地人群的接觸。1912年來訪的團體在淺草被看熱鬧的人圍觀，而警察的報告書中描述說臺灣少數民族民眾對那些保護自己免於受傷的隨行人員十分感激。一段可能出自觀光團員或是隨行人員之口的啟示性的評論這樣總結這段插曲：「我們所到之處，內地人即群集而來，好像是想要看我們身上的奇異的服裝以及臉上的刺青。」即使在那些看熱鬧的人群被隔開一定距離的地方，這些少數民族民眾也知道自己在被圍觀和報導，並且肯定持續感覺到了那些「內地人」（日本大眾）觀看自己的目光。對於前來觀光的臺灣少數民族民眾來說，這種對自己受到大群內地人注視的自覺與帝都向他們展示的各種奇景、以及圍觀的人群自身——臺灣少數民族民眾的敘述中描述稱他們多得「像螞蟻一樣」——有著同樣深遠的影響。在大約二十年之後的1935年，一個回到臺灣的觀光團被要求向他們的同胞進行公開的演講，其中一些人說到了當內地人盯著他們臉上的刺青並問他們從哪裡來，還表達了希望他們在臺北的醫院裡去掉這些刺青的願望時所感覺到的屈辱。從1910年代開始，臺灣當局就在試圖根絕刺青，但當地的風俗頑強地殘留了下來。據1930年進行的一項調查，48%的泰雅人有刺青，而在三十歲以上的人中這一比例更高。1940年8月的一項調查顯示，到當時為止，臺灣少數民族中共有72名男子和23名女子通過手術去除了刺青。在帝國內接觸史上的某個時點，在家鄉會是最大驕傲的身體記號成為了一種恥辱。
《入京生藩觀光團五十二名一行（泰雅族四十社之頭目）》（《入京せる生蕃観光団五十二名一行（タイヤル族四十社の頭目）》），美術明信片，1910年代。在圖中女性所撐的傘背後可以看到被擁擠的人群包圍著向前行走的臺灣觀光團員（出自陳宗仁編，《世紀容顏（上）——百年前的臺灣少數民族圖像》，臺灣圖書館，2003）。
接下來這幅圖片並非某個觀光團的照片，但其中拍攝的是可能成為了觀光旅行的主人和客人的人們。照片拍攝於1920年代一次反殖民運動被鎮壓之後某個時期的臺灣。日本警察利用殖民化的臺灣少數民族部落來攻擊那些抵抗殖民統治的人們。在宗主國，這些臺灣少數民族客人們所看到的官方象徵語彙並沒有公開展示對被徵服者的殺戮或是羞辱。不過，展示割下的人頭的確是日本與臺灣的武士們共通的悠久傳統。1860年代到訪日本的西方人看到罪犯的人頭被砍下來穿在通往首都的大道旁邊的樁子上。儘管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廢除了將罪犯斬首的做法而代之以西方式的絞刑，但軍隊中仍然繼續對非日本人進行斬首。而砍下的頭顱繼續在日本本國的大眾文化中廣為流行。在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之後，俘獲的武器在東京進行了展示，但如同木下直之所寫到的，民眾很顯然想要看到人頭。甲午戰爭之後的勝利遊行中出現了做成中國人的人頭形狀的燈籠。展示人頭這一最近的——或者說當時依然活著的——日本傳統使得臺灣地區少數民族成為迷戀和憂慮的特殊對象。在創辦於1932年1月、面向殖民地官員和警察的《理蕃之友》（《理蕃の友》）雜誌的第一期第一篇文章中，作者討論了臺灣獵取人頭的做法，並極力將其與日本武士的「勇壯」行為區別開來。這位作者解釋說，日本武士在砍掉敵人的頭時會報上姓名，而不是偷偷地襲擊。1936年的臺灣觀光團（其中包括兩名婦女）曾被鄉下的旅館拒絕入住，因為旅館主人害怕自己的頭會在夜裡被砍掉。
日本警察、泰雅族等臺灣世居少數民族等警察所謂的「友蕃」以及他們受日本統治者所託殺死的薩拉矛社、斯卡謠社等「敵蕃」的首級在霧社支廳拍攝的紀念照，1920年左右（臺中市林志誠藏，臺灣東亞歷史資源交流協會修復）
在1920年代末，臺灣人的宗主國觀光的特徵發生了顯著的改變，日本主人和臺灣客人都開始為對方戴上和平文明的面具。到此時為止，臺灣的殖民統治已經持續了超過一代人的時間。少數民族的子女在學校裡學習日語。如同保羅·巴克利（Paul Barclay）所詳述的，在殖民當局的鼓勵下，一些少數民族首領的女兒被許配給日本警官，以結成策略性的同盟。據報導，1928年的第九次臺灣觀光團自己支付了旅行費用。1929年，臺灣觀光團穿著青年團的卡其色制服來到了日本。而從這時起，他們旅程中的重點也從軍事設施變為以皇宮為首的標準的皇家場所，以及一些文化設施。比如，1935年的第十一次觀光團的旅程中首先有皇宮，然後是拓務省、臺灣總督府東京事務所、《朝日新聞》報社、明治神宮、靖國神社及遊就館、上野東照宮、市內的各種景點、動物園、地鐵、淺草、三越百貨店以及銀座的夜景。幾次觀光旅行的記錄中還提到了由一位在臺灣擁有事業的企業家贊助的、在著名的雅敘園舉行的奢侈的宴會。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看出這是受到同化的少數民族年輕精英男性以及擔任他們隨行人員的殖民地警察的公款遊玩。內地觀光在某種程度上正在變成現代意義上的「旅遊」。
1935年4月20日，第十一次臺灣少數民族「內地」觀光團（泰雅族與布農族加起來共三十人）在從臺北出發前參拜臺灣神社。據《理蕃之友》所說，此次內地觀光報名者甚多，「為避免浪費金錢」，只有青年團部長等「中堅人物」被選拔入團（出自《理蕃之友》1935年5月號）。
這並不是說殖民地和宗主國如今都已處於和平之中，1930年代初的宗主國報紙讀者們對這一點都很清楚。在1930至1933年間——這是第九次和第十次觀光旅行之間的一段空白期——發生了許多著名的暴力事件。在1930年10月的第一次霧社事件中，賽德克族人的一支遊擊隊襲擊了警察的槍械庫奪取武器，並攻擊一場學校運動會上大部分都是日本人的人群，共殺死134人。他們的領袖莫那·魯道曾參加過一次前往日本的觀光旅行。在接下來的兩個月中，日本軍警殺死了644名賽德克人以作為報復。而在東京，1930年11月，濱口雄幸首相受到一名極端民族主義者槍擊，後因此而死。接下來在1931年4月發生了第二次霧社事件，與日本殖民政府結盟的臺灣少數民族士兵屠殺了被關在一個日本收容所中的所有倖存的賽德克男性。關於這次屠殺的報導最終迫使臺灣總督太田正弘於1932年3月辭職（在此之前，宗主國的報紙讀者主要被關東軍的活動以及偽滿洲國的建立所吸引）。1932年5月，一群日本海軍軍官闖入犬養毅首相在東京的宅邸並將其槍殺。他們還試圖殺死另外幾個公共人物，並且計劃殺死正在訪問日本的卓別林。儘管這些在臺灣山地和宗主國首都中心發生的事件之間並沒有直接的聯繫，但它們在同一時期內的連續發生讓人們意識到，儘管有著官方所宣稱的文明化和帝國近代性的綏靖效果，但兩個地方受到疏隔和心懷不滿的人們仍然持續地倒向針對平民和文官的武裝暴力行動。
到官方正式發動在殖民地民眾中培養忠誠的帝國臣民的「皇民化」運動的1937年，《理蕃之友》中關於宗主國之旅的報導已經成為一種帝國巡禮的陳詞濫調。旅行的組織者們匯報他們手上的旅行人員舉止多麼地規矩，他們怎樣在看到二重橋後流下眼淚並唱起國歌，而一些旅行者則（在臺灣的警察局舉行的旅行歸來集會上）報告了自己對於能被帶往神聖宗主國而感到的敬畏、感激和自豪。諷刺的是，雜誌中提到的僅有的一個例外是一名平地少數民族——比起山地少數民族來應當更加「文明」——雅美族的成員，並且還曾接受過六年的正規教育。在回到臺北後被一名殖民官員詢問時，這位雅美族旅行者簡單地回答說給他印象最深的是農場、火車、八幡制鐵所，以及宗主國大米的質量。他既沒有提到帝國紀念物，也沒有提到尊崇或是敬畏的感情。與同化那些沒有拿起武器反抗殖民者的少數民族的嘗試相比，殖民地警察對山地少數民族日常生活的深度參與以及宗主國威懾這些更富於反抗性的人們的努力或許最終成功地在他們與帝國之間建立起了更強的聯繫。即使在雙方之間的關係最為和平的時候，通過帝國首都傳遞帝國威嚴的努力也從沒有與武力威脅完全分離。
1940年，《理蕃之友》上第一次刊登了一幅觀光團在東京的國會議事堂前拍攝的照片。這幅照片很明顯是在當年五月份的觀光旅行期間拍攝的。或許到了這個比較晚的時候，組織者們開始暗示將來的參政權，以換取這些少數民族民眾的忠誠。但諷刺的是，到了當年的10月，國會中的所有政黨都被解散並合併進法西斯主義組織大政翼贊會，戰前日本的代議政制實驗就此終結。即使到了這一階段，少數民族的觀光日程安排依然在將帝國首都展示為一個政治首都的同時亦將其展示為一個軍事首都。而一群群被帶到東京的學童的旅行日程也是如此，他們在參觀靖國神社之後還要遍訪古代和近代軍事英雄的公共塑像。這些塑像是帝國近代性的國際語彙的一部分，它們之中有許多在日本帝國崩潰後都沒能存留下來。1945年以後，美國的佔領當局銷毀了一部分這些塑像。
在帝國議會議事堂前拍攝紀念照的臺灣少數民族日本觀光團（出自《理蕃之友》1940年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