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4月，在甲午戰爭中慘敗的清朝政府與日本籤訂《馬關條約》。臺灣島及其附屬各島嶼被割讓，成為近代日本通過戰爭獲取的第一塊海外殖民地。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殖民統治中，日本人不僅通過剝削和壓迫臺灣人民獲得大量財富，而且通過在教科書中編排「臺灣故事」的方式，為近代日本建構自我身份與文化認同「添磚加瓦」。這些「臺灣故事」成為解析被蓄意湮沒和扭曲的殖民地歷史的重要線索。
北白川宮能久：臺灣神社祭祀的日本親王北白川宮能久（1847-1895）翻閱日本近代教科書中關於臺灣的描述，必須提到明治天皇的叔叔——北白川宮能久。北白川宮能久（1847-1895）為伏見宮邦家第九子，1848年被仁孝天皇收為養子。戊辰戰爭時被奧羽越列藩推為東武天皇，試圖與明治天皇分庭抗禮，後被薩長聯軍擊敗，軟禁於京都。不過，他在1870年獲得特赦，遠赴德國學習軍事，返日後升任為近衛師團中將。甲午戰爭後，明治政府派遣北白川宮能久和樺山資紀分率陸海軍，武力徵服臺灣。北白川宮能久於1895年5月率領近衛師團在澳底登陸之後，一路實行焦土政策，犯下累累罪行。不過，在攻下臺南一周後，於嘉義被義軍重傷，後死於雲林莿桐。
北白川宮能久的故事最早出現在1904年的《高等小學修身書》。課文寫道：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插圖（《高等小學修身書》第1冊，1904年）在澳底登陸後的能久親王。以該圖片為原型所繪的「臺灣露營圖」在靖國神社遊就館展出。 「明治二十七八年戰役（編者註：即甲午戰爭）之後，臺灣變成我國領地。可是駐紮此地的清國將士糾結土民，抵抗我國。天皇陛下派遣近衛師團長白川宮能久親王，徵伐此地。臺灣氣候炎熱，交通不便，行軍十分困難。親王與士兵同甘共苦，依然向前進軍。五個月後，北方幾乎平定，為了擊退南方叛賊，親王於行軍途中不幸患病。此時軍醫請求親王停下養病，然而親王凜然說道：豈能以一身之故，耽誤國家大事。強忍病痛繼續行軍。親王病情不斷惡化，最終薨去。親王為了國家奉獻自身，誠為可貴可敬之事。」北白川宮能久率近衛師團作戰圖同年出版的小學國語教材《尋常小學讀本》用詩歌頌揚其壯舉：「為討伐壞傢伙，殿下率軍勇出徵」；「親王不言苦與累，鼓勵士兵向前進，終將壞人殺乾淨，卻因重病而離世」。
將中國人塑造為「叛賊」、「壞傢伙」，將鎮壓臺灣人民反殖民鬥爭稱為「討伐壞傢伙」，這種書寫方式，很明顯與軍國主義時代廣為日本兒童熟知的童話故事「桃太郎」如出一轍，藉此美化日本人武力統治臺灣的殖民行徑。正因為如此，北白川宮能久成為近代日本教科書出現頻率最高的人物之一，並逐步被「神格化」。
例如《尋常小學修身書》（1920）描繪徵伐「逆賊」過程中的神勇事跡：「在佔領賊人陣地之時，親王站在毫無樹蔭的烈日下，沉著地指揮戰鬥」；「親王站立在河岸上，與賊人直接面對，敵賊炮彈飛來，在親王身邊落下，塵土弄髒了軍服」。1942年版《初等科修身》這樣神化親王：「親王在河岸上面對賊人，飛來的炮彈擦過親王頭頂，落在身旁」，「親王有神靈庇護，鬚髮無損」。臺灣日據期間，北白川宮能久一直被當作「神」來祭祀，臺灣神社便是以其為主祀的神社，其「薨去」之日（10月28日）也被定為臺灣神社的例祭日。
「生蕃」變「土匪」：錯置的歷史「石門口勝戰之圖」，發表於1874年10月的《東京日日新聞》。畫上的日本兵用軍刀抬著在臺灣石門附近的戰鬥中戰死的臺灣原住民的頭顱。日本人除了武力鎮壓臺灣民眾（其中絕大多數為明末以後遷居臺灣的漢人），也無情地剝削居住在資源豐富、地形險要之地的山地原住民（日本人稱之為「生蕃」）。1902年臺灣總督府參事官持地六三郎在「蕃政意見書」中寫道：生蕃乃「化外之民」，「從我國獲得臺灣割讓之土地始，未曾服從帝國主權，持續針對帝國主權之叛逆，實乃我國家之叛徒也」，並將生蕃「斬首掛於橫梁」稱為「積極的叛逆」，「不盡納稅等義務」稱為「消極的叛逆」。
為配合「蕃政」訴求，《高等小學讀本》（1904）「生蕃」一課將原住民塑造為野蠻、黷武、血腥且早有劣跡的族群：「生蕃有割人首級，收藏頭骨，並以此為榮之風氣。住於北部之生蕃，特別盛行。從昔日沿用至今之武器，乃六尺之木，另削竹為槍，並有長兩尺之大刀，用弓箭者少。近時也廣為使用鐵槍。臺灣尚未從屬我國之時，生蕃便殺害我漂流漁民，我國政府出兵徵伐。此乃明治七年之事。」
對於這一課文，人類學者伊能嘉矩實地考察了臺灣原住民的生活習俗，指出教科書以偏概全，將某些部落的習俗（例如獵首、紋額等）作為原住民共有習俗進行介紹，有誤導國民之嫌。而且，教科書將「生蕃」與「土匪」混淆。
日據時期的臺灣原住民家庭為什麼教科書要將「生蕃」描述為「土匪」，並將其「妖魔化」呢？原因便在於日本政府從「蕃政」的經濟利益角度，在漢人佔多數的起義軍被武力鎮壓之後，有意將兩者混同在一起，從而為日軍進山武力鎮壓、驅逐和管制原住民賦予正當性理由。
日本統治者劃定原住民住宅區，要求原住民不得跨區居住。1932年的《尋常小學國語讀本》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吳鳳」一課的插圖（《尋常小學國語讀本》第8冊，1932年版） 吳鳳是迄今兩百年前阿里山的差人。他非常愛護蕃人，因此蕃人就像對待父母一樣愛戴他。吳鳳從任職開始，就十分希望廢止取人頭顱的惡俗。蕃人以前留有四十多個人頭，每年祭祀的時候，就取一個來供奉。四十多年過去了，能夠拿來供奉的人頭沒有了。因此蕃人向吳鳳請求允許他們取人頭顱。吳鳳說，為了祭祀而殺人是不好的行為，因此要求他們一年又一年地向後推遲。到了第四年，蕃人對吳鳳說：再也不能等下去了。吳鳳回答道：如果真要人頭的話，明天中午時分，有一個身穿紅衣之人路過此地，你們就取他的人頭吧。第二天蕃人們聚集在役所附近，果然看到一個戴紅帽、穿紅衣的人路過。急不可耐的蕃人立刻殺死了這個人，割下他的頭顱。仔細一看，居然是吳鳳的頭，蕃人都高聲哭泣起來。蕃人將吳鳳供奉為神，在他的神像前發誓以後再也不取人頭顱了。於是才有了現在的情況。這一故事最早源自18世紀臺灣尚處於清朝統治時期的傳說。
在早期傳說中，吳鳳為嘉義本地人，通鄒人（臺灣高山族族群之一）語言，負責調停漢人與鄒人之間貿易紛爭。劉家謀的《海音詩》（1855）和倪贊元的《雲林縣採訪冊》（1894）提到各版本的吳鳳傳說，較為共通的是說吳鳳被殺之後，家人將其遺言中提到的紙人燒掉，引發咒怨實現，原住民部落瘟疫流行，為了招魂消解怨氣，原住民對吳鳳行祭祀之禮。
耐人尋味的是，這樣一個強調神鬼感應的中國傳說，到了日據時期，卻發生巨大變化。在日據之初，武力鎮壓是殖民政府的首要任務，而十餘年之後，殖民政府開始採取較為溫和的懷柔政策來維系統治。為深化殖民理念，強調民族融合併進一步加強對臺灣資源的掠奪，日本急需塑造出一個榜樣式的本土人物，讓臺灣民眾在榜樣的引導作用下支持殖民統治。在這樣的需求下，日本人視吳鳳傳說如獲至寶，盡全力將其包裝之後重返臺灣的民族歷史。
時任臺灣總督府嘉義廳警察科長的中田直久於1912年出版《殺身成仁通事吳鳳》，歌頌吳鳳「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英雄壯舉。總督府還積極為吳鳳立碑，修建吳鳳廟，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特意撰寫碑文，稱讚吳鳳「志誠魁奇，有古俠烈風」。就這樣，吳鳳被日本人塑造為一位為戒除蕃人弊俗而殺身成仁的神話式人物。
位於臺灣嘉義縣的吳鳳廟這個神話再次印證了臺灣原住民作為被徵服者的野蠻和殘暴，以及徵服者在教化低等文明族群方面「自我犧牲」和「捨生取義」的美德，從而掩蓋和美化了殖民帝國與殖民地民眾之間的掠奪與欺壓的關係。
隨著殖民地不斷擴大，日本人不僅在本土的小學教科書中加入「吳鳳」一課，而且要求其他殖民地教科書如朝鮮總督府的《普通學校國語讀本》（1923）、《普通學校國語讀本》（1930）採用「吳鳳」課文。這樣，吳鳳神話以「中國（臺灣）原產→日本再生產→殖民地（臺灣、朝鮮、滿洲等）普及」的奇特方式，成為頌揚殖民地統治的最具代表性的臺灣故事。
「君之代少年」：日本人臆造的「國歌美談」1935年4月21日，臺灣發生了一場七級地震，造成三千多人罹難。其中一個名叫詹德坤的12歲小孩，命隕強震後，卻被日本人豎立銅像紀念。他的故事被編入小學教科書，成為日本及其海外殖民地家喻戶曉的「美談」。1942年版《初等科國語》「君之代少年」這樣記述德坤臨死前的情景：
臺灣總督府1936年所建的詹德坤銅像，二戰後被拆毀。 那天下午，德坤在臨時搭起來的治療所接受了手術。就算在那麼疼痛的手術中，少年也絕不開口說一句臺灣話。日本人要使用國語，這是老師告訴德坤的，所以不論多麼痛苦，他也要使用國語。……不久，少年說道：「爸爸，我，要唱君之代歌。」少年閉上眼睛，好像在想著什麼，然後深深吸了一口氣，輕輕地唱了起來：「我皇盛世兮，千秋萬代。」德坤滿懷真情的歌聲，深深地打動了病房的人們。聲音雖小，他仍然很清楚地繼續唱著。四周響起啜泣聲。快到歌曲結束，聲音逐漸變弱，但他仍然很完美地唱完了整首歌。唱完「君之代」的德坤，在父母和眾人含淚的守護中，安詳地長眠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課文中的「國語」，並非漢語或臺灣方言，而是日語；德坤臨死之前唱的「君之代」，是頌揚天皇統治天長地久的日本國歌。德坤在課文中以這種「莊嚴肅穆」的方式辭世，在大力推行「皇民化」的時代氛圍下，無疑被附加上極為重要的政治意義。
事實證明，這樣的「國歌美談」是日本人臆造出來的。德坤的鄰居這樣回憶：「當時地震，詹德坤頭上得了破傷風。因為父母親聽說可以用牛糞搽，結果他卻發燒、發狂、說瘋話。他父母應該聽不懂日文，學校老師視察後將之說成在死前唱國歌，拒絕講臺灣話，堅持說國語。這樣表示學校教學成功，有愛國精神，皇民化成功，老師功勞大，結果校長升官了。」
然而，不論歷史是否被真實書寫，「國歌美談」卻很快被殖民者利用。總督府文教局柴山武矩發表《詠唱君之代、壯烈早逝詹少年》一文，將德坤虛構為孝順、成績優秀的模範學生，他在學校絕不使用臺灣話，放學後便召集附近兒童學日語，在家裡自發地進行日本神道祭禮。而在德坤一周年忌日，總督府組織盛大的「詹德坤少年頌德紀念像」揭幕式，要求日本人和臺灣人經過銅像必須恭恭敬敬地鞠躬。而當「國歌美談」進入日本本土的教科書之後，又迅速編入臺灣總督府所撰之國語教材，甚至朝鮮、馬來西亞、新加坡和中國大陸沿海淪陷區的小學生，都要學習「君之代少年」一課。在日本本土的小學，教師被要求在講授此課時強調「在殖民地臺灣，有這般對國語極為熱心的實踐者」，以此「促成全國兒童奮起」；而在各殖民地小學，則要求教師將德坤描述為「儘管是異民族，卻能成為完全之皇民的模範前輩」。就這樣，德坤被塑造為徹底奉行說日語、衷心擁護皇民化運動的殖民地民眾的「最佳樣本」。
在皇民化運動中，臺灣兒童被強迫放棄漢語，學習日語。毋庸置疑，「臺灣故事」的最終目的在於通過建構臺灣族群的「他者身份」來激起日本國民的民族認同，藉助這些虛構的「神話」、「美談」，強調統治與被統治的合理性，向日本兒童灌輸「義勇奉公」、「愛國犧牲」的「皇國美德」。與此同時，日本人在臺灣故事重構過程中的「文化關照」，既不是對臺灣人的同情，也不是對原住民文化的理解和寬容，而是通過刻意扭曲客觀事實，強行偽造和扭曲臺灣民眾的集體記憶，強迫臺灣人盲目追隨和衷心擁護殖民統治。吳鳳和德坤等人的故事重返臺灣本土的殖民地教材，不少臺灣人在這些故事的蒙蔽和鼓動之下參與侵略戰爭，成為帝國主義的炮灰，實在令人嘆息。
1942-1944年間臺灣總督府鼓動約1800名原住民編成「高砂義勇隊」，遠赴南洋作戰，死傷極為慘重。1942年臺灣實行志願兵制度，許多臺灣青年為日本「大東亞聖戰」而戰死。圖為位於新竹的高砂旅青年修煉所的軍事訓練情景。（作者系西南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日本研究所所長）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