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光緒22年（1896年），美國傳教士林樂知與任廷旭合譯了日本森有禮編的《文學興國策》，將它附於上海廣學會編譯出版的關於甲午戰爭的資料集《中東戰記本末》書後。這部附錄的小書和資料集一起，引起了當時知識分子的廣泛注意，今人認為它對晚清維新思想和民初「教育救國」思潮都有積極的影響。 兩位譯者翻譯此書的初衷，是針對當時中國教育的諸多弊端而發，寄託了期望中國教育制度向美國學習、改造學制的意圖。當初日本政府虛心學習傳回日本的西方文教制度，推動了日本的近代化，他們認為這值得中國政府和知識階層效仿。森有禮所編的這部小書中，所謂「文學」，正是文化教育之意。他把不同於傳統的近代「教育」作為一個重要理念加以介紹，強調文化教育對國家強盛所具有的作用，這對中國教育改造和新式教育的興起意義重大。顯然譯者認同著作的主要觀點：「學問之功能，其始足以開人之教化」； 培養新學問的辦法是：「讀書之功課、教育之方法，皆可於學堂中興之」。 這裡「教育」一詞雖然還是傳統構詞方法，帶有「教養化育」的組合，但已經帶有近代含義。《文學興國策》較早表現近代教育觀念，具有開風氣意義。
從日本引進近代教育理念和教育體系的中國學者中，羅振玉是較早的一位。1901年5月，羅振玉在其主辦的《教育世界》第一號中聲明，該雜誌將介紹日本各種教育規章和法令，引進日本教科書和教育著作。此年末的《教育世界》連續登載了清政府出洋學生總監督夏諧復的長文，文中定義：「教科者，教育之標目；教科圖書者，教育之材料」 。在次年3月的《教育世界》上，羅振玉把「課書」當分三類：師範用書（合行政法、教育學、教育史、教授法、管理法數者），教科書和參考書。 這說明在20世紀初，「教育」的意義在中國知識界基本完成了它的近代轉換。大批中國官員和知識分子赴日考察，其所見之教育方法、教學法和各種規章制度，增進了中國人對近代教育的理解。
這個時期，近代學科和專業劃分意義上的「教育」概念，已經在訪日官員和學者的頭腦中基本確立。
1905年，雲南高等學堂的學務視察員陳榮昌和留學生監督錢鴻逵訪日期間，與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的江部氏訂立聘用合同，第3條規定，「講師所擔任科目，以教育心理倫理歷史地理為主」。 這裡的「教育」科目，已經相當於「教育學」的代名詞。而陳榮昌的這部東遊日記中，更是滿篇可見「國民教育」、「政治教育」、「教育法規」、「教育界」、「教育會」之類的名詞，說明20世紀初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在近代意義上理解並接受了「教育」一詞。
受聘來華的日方教育者，已經在中國開始了他們的教學工作。他們對於新教育在中國的建立，起到了更加直接的作用。1903年，南京兩江師範學堂聘請菅虎雄文學士為該校的倫理、教育兩科教習；1905年至1908年間，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的法貴慶次郎教授接受京師大學堂師範館的聘請來校任教，所教課程即為教育學。汪向榮認為，不僅新教育的主要方式例如學制、課程等直接仿效日本，而且因為由日本教習教授，所以教材也是直接採自日本。他舉例說湖北省學務處一套《師範教育叢編》的教科書，11冊，就是由他們委託日本人編就，經湖北省留日學生已成漢文，並且就在日本印刷，之後帶回國用於教學。
種種跡象說明，大致在清末十年間，中國與日本的教育往來，包括中方「訪日」和日本教師來華，使近代教育理念輸入中國知識界，促成了近代教育在中國的建立。
2.
新教育的建立，要靠新知識結構來支撐。晚清以前用作教本的童蒙讀物《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幼學瓊林》、《龍紋鞭影》，乃至較高級的經典讀本「四書」、「五經」等，都處於知識體系和學科劃分上的混沌狀態。這種狀態從整體上被打破，即從傳統的文史常識不分家，到把知識劃分為國文、歷史、地理、算術、動物、植物、物理、化學、博物、衛生、音樂、體育等若干門類，這個知識體系的新陳代謝過程，一方面依靠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為保障，一方面靠近代教科書的誕生而完成。而這個過程，又是以日本教科書為榜樣建立起來的。
中國近代教科書的誕生，和從事教育文化傳輸的機構糾葛甚深。清末這些機構已經在使用來自日本的新式教科書。例如1898年成立的東文學社。從1898年到1900年學社因庚子之變解散，王國維在社中一共學習了二年半時間，他說當時的東文學社教授數學、物理、化學、英文等科目，社中教師是兩位日本人，所用教科書是日本藤澤博士的算術、代數教科書。
商務印書館在20世紀初從印刷業轉型為專門出版發行教科書之後，業務量大增，迅速成為出版界和文化教育界的翹楚。尤其在教科書出版領域，它取代了文明書局，推進了中國人自編教科書的體系化和近代化。商務印書館在1906年出版的書目廣告中，描述了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的編纂缺陷：「近歲廣設學堂，稍稍有編蒙學讀本者，然施諸實用都未盡合，或程度過高難於領會，或零舉字義不能貫穿，或貌襲西法不合華文性質，或演為俗語不能彼此通用，有志教育者時以為憾。」因為如此，商務印書館展開與日本專家的合作，「特請通人精心編纂，兼聘日本文部省圖書審查官兼視學官小谷重君、高等師範學校教授長尾太郎君，及曾從事中國學堂之福建高君鳳謙，浙江張君元濟，詳加校訂，一絲不苟，經營數月始成數冊，陸續出版」，精心編纂後「銷流至數萬以上，再版數次」。與此教科書相輔而行的，還有一套為教師所用的「教授書」，「準教授學之階段按課分列，預備教授運用之法，附以參考者及習問，以便教師有所依據」。
還有一些雖然不是譯自日本教科書，但是有日方專家參與編訂等事務，這類情況並不少見。例如商務印書館曾經出版過一套「最新教科書」，這套教科書在中國近代教科書發展史上有著重要地位，其中謝洪賚著「最新理科教科書」，參加編訂者有杜亞泉，還有日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新保磐次。此書材料精當，部次分明，尤其是附印了彩圖和精圖300餘幅，極有益於初學者。
日方專家參與了中國近代教科書的編纂，同時參與了近代中國新知識體系的建立。其中各門科目各有特點，除了國文教科書之外，中國人翻譯日本教科書的影子都較為濃重。以下分科舉例來看。
1. 地理教科書：「旅行體」風格的形成
近代地理教科書的誕生承載了傳統輿地學和地方志編纂的轉型使命。舊教本的缺點受到越來越多中國學者的批評：「充棟漢牛者大抵不合於用，或篇幅浩繁艱於批閱，或歷年既久，因革已多」 ；清末地理教科書的重要編纂者謝洪賚，在具有裡程碑意義的「最新地理教科書」中認為，「吾國舊有地誌諸書，大率為專家研究之需，非為初學教科之計。近年國人始注意普通教育，漸有編譯地理教科書者」，國人編纂適用教科書的要求日漸迫切。但是「草創之初，難求美備」，故而「酌依日本地理教科之條目，兼參群書」。 可見轉型的完成，很大程度上是靠學習日本教科書。
有一種用作教科書的《世界讀本》，原書為日本池邊義象所著，在日本風行一時。譯者孫毓修保留了原書的特色，「復旁輯他籍補其闕遺、正其謬誤，於歐美諸國之風俗、習慣、民氣、國情、山川、名勝、港埠景況言之甚詳，文筆雅飭，模山範水，益饒其趣，插畫之後復加題詞，學者讀其書、玩其題，而知譯本之價值又在原書之上也。」孫毓修還譯述有一種《謙本圖旅行記地理讀本》，該書共六編，包括歐洲、北美、南美、海洋洲、亞洲和非洲，「原書所述有與今日不符者則參照他書以改正之，缺略者補譯之」，最後形成「合數學、自然、政治三種之地理以及歷史、宗教、憲法、金石考古、魚鳥生物等學於一冶」，具有獨特風貌的教科用書。
在內容上加以豐富的同時，中國學者也注意汲取日本教科書體例上的優點。遊記式敘述的特點表現在文字上的介紹性和展示風格，更在於圖片照片的大量配合。
謝洪賚在清末十年間編成好幾種地理教科書，其中一種最新中外地理教科書，經學部審定作為初等小學用書，學部認為，「日本小學地理多用遊記體課本，是編即用此體裁，最易引人入勝。」這個評價和商務印書館所認為的「地理書每苦枯寂，欲喚起讀者之興會莫善於旅行體」 看法一致。中國學者由此開始著意編纂具有「遊記」特點的地理教科書，這種風氣在20世紀初已經成為主流。晚清著名基督教學者謝洪賚在1906年出版了口碑頗好的《最新中學教科書瀛寰全志》，該書就用旅行般的介紹說明世界人文自然景觀。例如在介紹蒙古人時，書中安排了插圖，兩個蒙古人坐在篝火旁邊吸菸，遠處是炊煙嫋嫋的蒙古包。1910年學部第一次編纂高等小學地理教科書，在講外國地理的部分就「抄襲」了謝洪賚書中的插圖 ，說明這種風格受到了歡迎和肯定。更早時候出版的「蒙學教科書」中張相文著《外國地理》之所以發行量好、廣受歡迎，就在於課文文字中插配了不少圖片。例如它在介紹日本和美國等國家時，就插有日本民眾衣著風俗和美國白宮等圖片，讀來令人耳目一新 。
謝洪賚
可以看出，地理教科書在走向近代的過程中，告別傳統方志體例、形成地理教科書的「旅行體」敘述風格，得益於日本教科書。
更進一步，日本方面的教科書還啟發了中國學者將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相分野相綜合的知識結構。民國建立後，教育部肯定了這種知識分類方式。有一種影響廣泛的《共和國教科書人文地理》，編校者傅運森和蔣維喬認為，「部章亦以人文地理與自然地理並列於中學課程，其重要可知。」他們對於人文地理的認識，仍然是學習日本經驗，「人文地理之書編纂者，向分兩派，試就日本證之，其一以地為主，如長谷川賢一郎之人文地理學是。其一以人為主，如橫山又次郎之人文地學講話是」，他們最終選擇以橫山氏所著為藍本。
2. 歷史教科書：向「朝代體」告別
地理教科書如此，歷史教科書的編纂，也從借鑑甚至套用日本教科書的方式起步。日本學者編纂的外國史、西洋史，對於改造舊史學的助力尤大。不論是內容還是體例，中國學者從日本專家那裡吸收了很多新鮮的觀念和編纂方式，真正開始重新安排中國歷史著作的體例，改造中國學生的歷史觀。
東洋史教學一直使用膾炙人口的《東洋史要》，原著為日本桑原騭藏。這部由樊炳清譯、出版於清光緒25年、明治32年（1899年）的著作，被日本實藤惠秀先生認為是中國人第一部漢譯日文書。 這部著作在中國學堂教學中頗受歡迎，不斷再版。1909年4月，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由金為再次譯述，作為中學堂教學使用的《中學堂教科書東洋史要》。直到民國建立後的1913年，還出版了它的第6版。桑原此著就是把東洋歷史劃分為上古、中古、近古和近世四個時期。 商務印書館將其翻譯後篇章悉仍其舊，但是對於原書出版以後之事以及史實不確之處，又根據其他著作擇要增補，並附以插圖，更適於中國學生使用，幫助學生形成中國眼光下的世界歷史圖景。
桑原騭藏的教科書給中國歷史教科書帶來很大影響。他的東洋史教科書不斷被中國學者所推崇並仿效，作為中國歷史教科書的樣本。1909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陳慶年所編中學用《中國歷史教科書》，經學部審定通過，評語云：「是書略據日本《東洋史要》為底本，而取為中史之用，旨趣既殊，事義較詳，改錯不少」，「書不煩行，習不縻力」，所以審定為中史課本。 而陳慶年自己也認為：「桑原騭藏之書尤號佳構，所謂文不繁，事不散，義不隘者，蓋皆得之。今據以為本，更令事義少近周贍……俾分布得所，彌縫無缺」。 它的體例安排已經脫離了傳統朝代體例，以桑原著作中的「上古史」、「中古史」和「近古史」劃分周以前、秦漢至唐，五代至元明的歷史。這部編纂良好、「久已風行」的歷史教科書跨越了清末和民國兩個時代，「民國成立，復請趙君重加參訂（指陳慶年編纂、趙玉森增訂——筆者），並增入清代事實，列為近世史，合成本國歷史之完全教科書。所有時間程度，悉遵教育部新頒中學令配布，最為適用」，同時對桑原騭藏原著再次表示肯定和讚賞。
可見歷史教科書告別「朝代體例」，以時代發展安排篇章，中國人翻譯日本教科書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上述桑原騭藏教科書如此，從日本引進的教科書體例大多如此。如本多淺治郎所著西洋歷史教科書，經學務大臣審定為高等小學堂用。此書共六編，體例上也完全不用傳統史書之以朝代為綱，而是保留原著之古代史、中代史、近代史和最近史分期。 日本著名史學家坪井九馬三的歷史著作也比較受歡迎，中國學者把它譯為中學用教科書。該書對於世界歷史的分期是以文藝復興為界，上下兩卷。 這些歷史觀念都深刻影響了中國學者的歷史意識，促使其改變歷史教育的方式。正是從這個時候起，中國中小學普通教科書開始引進了這些觀念，在日本學者西洋史教科書的參照下，用類似的體例編寫中國歷史教科書。上述陳慶年所編教科書就是例證，同樣，在中國自編歷史教科書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夏曾佑編《最近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這部未完成的教科書之所以負有盛名，也是因為他在史觀方面所作的突破。在「蒙學教科書」和「最新教科書」這兩種成體系的教科書還沒有改變歷史劃分觀念的時候，夏氏此著就大膽突破朝代編纂方式，使用「上古」、「中古」這樣的劃分。一方面他「以二十四史為底本」，同時又「分我國從古至今之事為三大時代，又細分之為七小時代」 。該著在民國之後不斷再版，並作為大學用書。所以，就中國歷史教科書而言，體例影響之下歷史觀念的改變，是中國人翻譯日本教科書對於近代歷史教育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3. 自然科學和其他科目
算數、數學類教科書是翻譯引介力度較大的一類。
根據譚汝謙先生的統計，在1895年之前，基本沒有中譯日文書；從1896年開始，中國人開始翻譯日文自然科學著作。至1949年，中譯日文書最集中的時間段在1896至1937年這40多年間。 據筆者所見材料，上海科學書局在光緒22年（1896年）出版的日本上野清編纂的《中等教育克依其氏最新平三角法教科書》，很可能是最早的漢譯日文自然科學著作。
從附表中可以直觀看出，自然科學類中國人翻譯日本教科書數量較多，可見其影響也較大。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最新教科書」中，有一種最新高等小學筆算教科書，「全書體例參照日本小學校程式，明暢為之，其特長在使學者不勞腦力，自易明了，自臻純熟。」另外一種「高等小學筆算教本」，著者澤田吾一，是當時日本著名的算學家，著作豐富；譯者靜海崔朝慶也是晚清著作頗豐的算學家。該書內容包括諸名數、分數、小數、比例、利息、開方等9編，適用於高等小學教學。中國傳統珠算也受到日本人的啟發：「日本人初學珠算，專用口授，故但有教授法而無教科書」，商務印書館「即仿其意」，編成珠算教科書用於教學。由日本教育家校訂的算數教科書也為數不少。 中學用書中，例如三角教科書，時人比較喜歡日本遠藤又藏編著的教科書。晚清時就有人翻譯此書並再版，民國之後還有人重新翻譯出版，譯者指出「此書……在彼國頗為風行。出版後，無不年印二次。」 代數、幾何等科則多用菊池大麓、長澤龜之助、樺正董等人的選本。
算術、數學類教科書內容如上所述，比較明顯地學習日本教科書。這類教科書其知識程度以奏定章程為準，其他如度量衡等則按照農工商部的奏定新章，體例上則一仿日本文部省的算術書或者日本新著，一般分冊分篇章安排教學內容，按頁數分課數，眉目清楚，依次遞進。王家言、駱師曾所編的高等小學算術書4冊，其教師用書就是仿日本文部省新例，「將教科書全文備載於每頁沿邊之上，即於每頁夾縫之左右詳載教授之法及添設之問題，其沿邊之下則揭明本頁各問題之答數」， 這種形式更有利於教學。
化學教科書如吉田氏所著《化學新教科書》，「作者曾在歐洲觀察其教科程度和工業之盛況，歸著此書」， 商務印書館特別延請中日通人加以譯述，再請杜亞泉匯集而成，希望此書有助於推動中國科學的進步。
再如動物教科書一類，「舊時動物啟蒙，動物圖說等書，譯自西籍，條段不如東書之明晰。近今譯出東邦動物各書，不少佳著」，「據日本理學博士丘淺治郎所定門類，及其次第，而系說則兼採眾長，並參心得，不拘丘氏一家之言。」 所以，《蒙學動物教科書》按照脊椎動物、節足動物、軟體動物、蠕形動物、棘皮動物、腔腸動物、原生動物等分章教授，可以想像這樣的知識將會給中國學生帶來多麼大的衝擊和收穫。
其他如小學手工教育，燦文社發行的《手工教科書》開篇凡例說明：「是書為日本文部省編纂，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原六四郎及岡山秀吉所主稿」，在知識結構和教學目的上，教科書要「一以磨練眼及手指，使得正確製造簡易品物之技能。一以教其工具之構造、使用，及材料之品類、性質等，啟其普通之智識」。
音樂教育在晚清多使用田村虎藏和鈴木米次郎等日人編寫的教科書。中國人開始嘗試自己編著音樂教科書之時，一般也取用日本樂典為材料。如近代早期著名音樂教育家沈鵬年在其所著《音樂教科書樂理概論》中說明，「本書之材料，多取諸日本鳥居忱氏之音樂理論，兼採他書，以補所未逮」。
還有美術科目。小學生用的圖畫課本，需從日本販來。兩江師範學堂聘請日本亙理先生來教圖畫，有學生後來回憶：
「可憐中國那時還沒有圖畫範本。還得到東邦去買。當範本來到時，第一次教我們在漆板上所畫的『操帽』輪廓。天哪！我那時出世二十年，從小未曾畫過什麼畫，所以把那輪廓畫好以後，就用粉筆在寢室破窗上畫來畫去，好不容易才把幾筆簡單的線條記牢。不久，範本來了，大家就臨範本。」
這個有趣的回憶讓我們看到圖畫教科書的使用情況。根據譚汝謙先生的統計，中國在1660年至1895年之間未曾翻譯過日本美術書，1896年開始有漢譯日本美術書出現，1896至1911年間僅有3種， 可見漢譯日文美術著作之少。從筆者的發現來看，附錄中所列的3種：鷹田其石繪《中等教育新撰毛筆畫帖》、《中等教育新撰毛筆彩畫帖》和岡倉秋水編《日本習畫帖》，它們都是光緒29年（1903年）東京富山房出版，被京師大學堂審定為用於學堂教學的教科書。 這3種美術教科書並沒有被譚汝謙先生列入統計。
甚至包括英文類的教科書，中國學者也多信任日本教本。當時比較流行的一種教科書是《正則英文教科書》，5冊，日本齋滕秀三郎原著，湖北中學教科書社纂譯，美國R.H.Andison校，上海昌明公司1903年後陸續出版。該書為師範學校、高等女子學校和普通中學校用，著者齋藤秀三郎是日本帝國文科大學講師，正則英語學校校長。該書英文原名English Language Primer，教授內容包括英文字母、發音和拼寫等方面知識。 英文教科書用日本譯本，就更不用說日文教科書了。
時人認為，「以日本教育事業，研究已四十年，然淘汰改良，於今未已」， 故而中國剛剛起步的新教育，更應該減少負重，多加試驗多加改良。日本教育的很多方面，都被中國人看成是值得學習、值得思考的先進者。它對於中國新教育知識結構的影響，是清晰而實在的。
3.
近代新教育的啟動和師範教育緊密相連，師範教育的興起擔負了改造舊教育的歷史責任，聯結著中國近代教育轉型。而「師範」教育的建立，又與近代女學興起及其轉型密不可分。
晚清時人已看到，新式教育的興起使得興辦女學、提高女子教育水平日漸迫切：「女學為教育之胚胎，世所共認」，在「我國女學初發萌芽，吸取歐美之風，輸入東瀛之化」 的時刻，女子教科書的編纂尤其具有移風易俗和社會變革的意義。
早期女子教育體系的萌芽與中國人翻譯日本教科書也是分不開的。尤其是自然科學知識，清末民初翻譯了不少這類教科書。稻垣作太郎和小林盈編著《女子算術教科書》，黃邦柱翻譯，群益書社出版，在這部教科書的封三，刊登了「女學校各科教科書」，其中小林盈和稻垣作太郎一起編著的除了《女子算術教科書》外，還有《女子代數教科書》和《女子幾何教科書》（均為王應偉譯）；還有濱幸次郎和河野齡藏共同編著的《女子化學教科書》（陳文祥譯）、《女子物理教科書》（黃邦柱譯）、《女子生理教科書》（陳敬譯）、《女子礦物教科書》（黃邦柱譯），廣告說明還即將刊出《女子動物教科書》和《女子植物教科書》等。
女子教育的重要地位使得女子師範成為教育者們關注的重點。晚清也引進了日本方面有關女子師範教育學的著作，其中一種長谷川乙彥的著作，得到中國政學界的較大推重，湯化龍親為作序，指出「女子師範」是晚近剛剛出現的事物，對於中國文明的振興具有重要意義：「女子者，國民之母也；女子教育者，國民教育之根核也」，「女學不昌，國民教育基礎之用不立也」；徐樹藩等則深深感到，「吾女界，亦自安於不識不知，比者東西文明諸國，女學日昌，而吾國相形日絀，此吾輩每一念及而心怦怦然也」。 這部著作是把女子教育和師範教育融合的典範。它在第一編緒論部分，說明教育的意義、教育的必要、界限、標準和時期等，屬於原理介紹。第二編至第五編分別講授心意狀態、家庭教育、幼稚園教育和學校教育四方面內容，一方面體現了普通教育學的基礎框架和基本外延，同時又是著重於女性和師範的專門教育。這部教科書恰當地表現了清末女學和師範教育以及教育轉型的歷史關聯。
此後日本對於中國女學教育的影響逐漸發生了內部分化。一方面，女子專門教育一般歸入「家事」科目中；另一方面，師範教育日益顯示出其寬廣的容納性，而不是偏向女子教育的學科。
「家事」教育是一個具有近代特色的學科門類。而清末民初的「家事」教科書和很多自然學科一樣，幾乎完全是從日本引進搬運過來。這種教科書不僅在學科和知識體系上對中國新式教育產生影響，更對近代社會變革具有重要意義。正如當時《中國新女界》雜誌的一位記者「鍊石女士」燕斌為從琯珠譯編的《新編家事教科書》所寫序言中說：「國也者，多數家庭團體所集合而成者也，未有一國內之家事紊亂而其國可以發達者」，「日本維新以來國勢浸盛，考厥原因，雖甚複雜，然其所以國富種強之本源，首得力於講求家事教育」。這部教科書在凡例中聲明，「本書為日本高等女學校及女子師範學校之家事教科書」，「譯本書之目的為供我國女學之用」。那麼，何謂「家事」？「研究齊家及教育兒女方法之學科，名曰家事。」家事教科書的內容如何？它包括家族之健全、家內之和平、胎兒法、家庭之整理、一家之經濟、交誼等方面。 可以直觀看出，「家事」教育注重培養女子作為未來的家庭婦女和社會一分子應具備的常識和素養。
而師範教育則淡化了「女學」痕跡，成為培養新國民，建立近代教育的工程。
中國師範教育建立之始就和日本交流密切。1902年，日本東京高等師範校長嘉納治五郎於東京專為中國學生創設宏文學院，設師範科，修業半年至三年，中國學生習速成師範者多由此校。日本教習對中國師範教育的幫助也很多，以1909年的統計數據為例，這年在中國的日本教習中以師範學堂人數為最多，達到105人，佔總人數的1/4；其中有5人擔任教育學科目的教習。 師範教育的重要性和作用正如森有禮認為的，「學必有師，師必有法」，師範學堂就是「專講教學之法，以造就他日之名師」。
師範教育的發展和師範類教科書的編纂，對於舊教育的改造自有其責任，成為近代教育學建立最主要的推動力。
商務印書館在1906年為它此前出版的國文教科書和初等小學師範教科書做廣告，對國文教授法特別提出：「內地塾師苟應用此書兼參考教學管理法則，於小學師範思過半矣」。而師範學堂教科書就更不用說了，清末商務印書館自陳，「欽奉明詔停止科舉，廣設蒙學，現在各省紛紛設立師範學堂及速成師範傳習所，成為當務之急。本館特聘日本有名教員及本國熱心教育諸人，組織速成師範講習所，臨時編譯各種教科書」，所列書名包括教育學1冊、教育史1冊、教授法原理1冊，學校管理法1冊、論理學、物理學、中國文典、理科教授法和各科教授法等。還有諸如速成師範類的講義，一般為赴日遊學的留學生聽課所記，商務印書館因其「於教學之旨趣、立國之大原，蓋可考也」，於是買斷作者版權，整理出版。 1905年一份保定師範學堂的授課表顯示，該學校每周二和周五上午的第一個小時都是教育學課，給學生授課的是一位叫做中谷延治的日本教習。 這說明了日本傳來的教育學在中國師範學堂的重要地位。
從制度體系上講，這一時期師範教育和近代教育學的建立更加密切相關。1896年梁啓超寫了《論師範》一文，其中舉例日本師範學校設置有教育學科；而「民間自立師範學校自通州始」，張謇1903年創辦通州師範學堂，設置了「教育」課程。其尋常師範科的教育課程包括教育史、教育學、學校設置、編制、設備管理、經濟衛生等方法，以及「練習教育附屬小學兒童之方法」。速成科的課程則包括教育史、教育學、教授管理法和教育管理、實習。 清政府頒布《奏定優級師範學堂章程》後，1904年京師大學堂設立優級師範科， 師範教育進入綜合發展的階段。
早期中國的師範教科書體現了對於日本師範教育從教育理念到知識體系的全盤引介。從附錄中可以看出，用做師範教學的漢譯日文教育學教科書數量眾多，保守估計也有60種左右，是近代中國人翻譯日本教科書中數量最多的一個學科門類，如果合心理學、倫理學等幾種，則數量更多。 如此大規模的引介，足以證明清末中國從日本引進教育學心情之迫切，以及如此倉促的歷史條件下，教育學照搬日本的必然性。
王國維是中國早期教育學的重要引進者和奠基人，也是最早的日本教育學教科書的翻譯者之一。不論談中國人翻譯日本教科書還是新教育和近代教育學的建立，都無法繞開他。
王國維一生翻譯過不少教育理論和學術著作 ，其中譯自日本的論述教育學原理的著作有兩種：立花銑三郎的《教育學》和牧瀨五一郎的《教育學教科書》，分別在1901年和1902年的《教育世界》連載，同時收入教育世界社出版的「教育叢書」中。王國維對教育學這個新學科有引介開創之功。
同時期日本的教育學著作不止這兩種，王國維為什麼選擇翻譯這樣兩部教育學著作呢？我們不妨先看看這兩種著作的大概章目內容。
王國維譯立花銑三郎《教育學》：
總論
教育者何；教育得以人力成就之；教育之界限；教育之必要；教育之權利與義務；教育術；教育學；教育學之區分
第一編，教育之精神
總論；教育之宗旨；教育之方便；教育之方法
第二編，教育之原質
體育；智育；實際教育
第三編，組織
總論；養育；訓練；教授
王國維譯牧瀨五一郎《教育學教科書》：
總論
教育學之定義；教育之種類；教育學與他學科之關係；教育者；被教育者
本論
教育之目的；
教育之方案（教育之時間，教育之場所，教育之課程，教育實行之準備）；
教育之實行（教授，練習，監督，試驗）；
教育之手段（教師之編制，生徒之編制，學校之設備）
其實，王國維的教育學選擇是他哲學觀的深切反映。與其說王國維對於教育學具有濃厚的感情和引介動力，不如說他是想藉助這個尚且薄弱的新學科門類，表達自己的教育哲學見解。他在《教育世界》上發表的幾篇文章，基本表達了他的意見。在他看來，不論教育學怎樣被稱作「世所號為最有用之學」，如果沒有哲學基礎，沒有哲學目的，僅僅把教育學作為一種手段，都是淺薄、功利和短視的。所以他批評制度的建設者——奏定學堂章程的草創者、完善者陳毅和張之洞，認為他們缺乏對哲學科的重視。 他甚至批評思想的建設者嚴復，認為嚴復所奉行的是英國功利論和進化論，「嚴氏之學風，非哲學的而寧科學的也」，「不能感動吾國之思想界」。
王國維
在王國維翻譯的這兩部著作中，突出強調了教育學「目的—方法」論的哲學思維。這種思想來源於當時流行西方的赫爾巴特教育學派。立花銑三郎的《教育學》本身是以赫爾巴特派的教育學為藍本的，著作自陳「以德國教育學家留額氏所著書為本」 ，而「留額氏」就是赫爾巴特的學生、後來此學派的領袖，教育學界今譯為「戚勒」（Tuiskon Ziller）。另一部牧瀨五一郎的《教育學教科書》更明顯地突出了「目的—方法」式思維。所以，有研究者認為王國維為中國教育學界帶來了赫爾巴特教育學 ，確實如此。但是，這種引介又分明不是純粹的赫爾巴特教育學，因為該學派並沒有「體育」、「智育」之類的分類。而「德智體」「三育論」，卻是斯賓塞教育思想的主要核心。20世紀初斯賓塞的教育思想在日本同樣有很大影響。所以，王國維介紹到中國來的教育學，實際上是流行於日本的歐美教育學理念的混合物。教育的「目的—方法」論和「三育論」共同對中國教育學的建立產生了學理上的重要影響。
然而需要明辨的是，對於王國維的教育學理念在中國教育學建立過程中的實際影響，還需保守分析。由於王國維的哲學氣質和他的學理選擇，使他成為赫爾巴特教育學說的介紹人和傳播者。但是由於清末各學堂對師資的迫切需要，對教科書的急切需求，必然導致迅急且混亂無章的引介浪潮。尤其是對於「教育」的致用性要求，超過了學理追求，所以王國維翻譯的著作並沒有在清末學堂或者師範學校得到廣泛應用，想來也是勢所必然。應用較為廣泛的中國人自編的教育學教科書中，繆文功所著《最新教育學教科書》可為代表。這部教科書被納入文明書局的「最新教科書」系列，參與了早期中國教科書的創生。民國建立後，繆文功還編寫了「中華中學修身教科書」，足見他在晚清民國中小學教科書形成過程中的重要地位和廣泛影響。他的《最新教育學教科書》章節目錄大致如下 ：
第一章，總說
教育之意義；教育本可能而最要之事；教育之限制；教育學之性質；教育學之部分；教育學之補助學；教育之理論與經驗；教育之諸主義；教育之方法
第二章，養護
養護之要義；養護之目的；養護之方法；營養宜注意；呼吸之方法；運動之方法；衣服之注意；神經五官之注意；身體之鍛鍊
第三章，教授
教授之意義；教授之種類；教育的教授之目的；興味；教材；教材之聯絡；教材之排列；時間之配置；教授之階段；教式；
第四章，訓育
訓育之意義及目的；訓育與教授之關係；訓育之種類；訓育之次序及當注意者；訓育之手段
第五章，教育之種類
它對「教育」的解釋，從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為「教育」二字聯絡之始說開去，訓「教」為「效」，訓「育」為「養」，認為「教育者，專道養其理性」。雖然他也引用洛克等人的言論，但是可以看出，他的學理性色彩明顯淡化，強調的是「教育」的實踐功能：養護、教授和訓育。這樣的「教育學教科書」，其目的並不在建立一門新學科，樹立一種新學術，而在於傳授教育常識，在可操作的層面傳播近代「教育」方法。所以，當王國維苦口婆心強調教育學的「哲學」價值時，彼時的中國完全不可能從容地明辨歐美教育學流派並做出冷靜選擇，而只能是以利於操作為準繩。包括赫爾巴特學派的教育理念，在近代新教育建立過程中也更加「實踐化」了。中國人不再推究其「目的—方法」原理，而是直接把它的「五段教學法」拿來應用。例如商務印書館高鳳謙、張元濟和蔣維喬所編輯的《初等小學最新國文教科書》及其教授法，通過學部審定後，學部評語認為，教授法「書中取五段教授法之意，分為三段教授，曰豫備、曰教授次序、曰運用，兼列要旨，參考習問，凡講讀、習字、作文、談話諸法略具其中。」 可見，「教育學」學理輸入固然重要，拿來就「用」教育方法則更迫切實用。
教育學的引入是這樣的狀況，倫理等學科尤其如此，選擇日本教科書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不但能從其中汲取歐美新知，且能與中國傳統儒家教義相合。
例如倫理學教科書，1902年，蔡元培為日本元良勇次郎的倫理教科書作序，評價「是書隱以經驗派之功利主義為幹，而時時以直覺派之言消息之。不惟此也，社會主義與個人主義，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東洋思想與西洋思想，凡其說至易衝突者，皆務有以調和之。而又時時引我國儒家之言以相證，又以父子祖孫之關係易宗教家之前身來世，尤合於我國祖先教之旨。故是書之適用於我教育界，並時殆無可抗顏行者。」
倫理學也是由中國人翻譯日本教科書而建立。「倫理學為德育之大本，大學堂新訂高等學堂章程首列人倫道德一科，可知其要」，蔡元培用「蔡振」的筆名翻譯德國Panlsen原著、日本蟹江義丸博士原譯的《倫理學原理》，在20世紀初出版。商務印書館認為這部調和各派學說的教科書，是「蔡君先後留學德、日兩國，參考原著與譯本，證其異同，譯成是書」，「其說理之精透、行文之高潔，殆非尋常直譯之可比也。」 商務印書館對於倫理學的引進，不僅意味著一門近代學科開始建立，也顯示出20世紀初倫理學與傳統道德教育的牽連。
教育類的教科書中，除了一部分直接譯自日本的教科書以外，有相當一部分是日本教師在中國從事教學工作時，有感於實際教學需要編纂而成。例如編著《小學教授法要義》的木村忠治郎，木村先生原本是南通師範學堂的教員，他編寫此書的目的就是為了教學。著作按照當時最通行的小學教科書體例，全書分為三編，前編論述教授原理，後編論各科教授方法，末附初等各科教案，尤切於師範學堂之用 。
其他如心理學、教育心理學，以及教育管理等皆是如此。在學術和文化轉型的時期，學習乃至仿效，原本是無可厚非的可取之道，正如一種日本經濟教科書的譯者所說，「關於學術上及法制上各種名詞，吾國尚未考定，難資取用。故書中所舉名詞，多沿用日本，不得已也。」 中國人翻譯日本教科書幫助中國近代教育支撐起多個學科門類。
4.
以上陳述足夠讓我們看到新教育建立之初，日本因素對於中國的重大影響。如果把這個時期的文化教育稱為「漢譯日書的時代」，恐怕並不未過。其實學者們早使用了一種涵指更為廣泛的概念，即「日本模式」。
實藤惠秀先生對於近代之初的中日文化交流有一種表述，叫做「中國文化的日本化」。任達教授對此表示認可，並認為實藤先生使用「日本化」一詞有多種含義，既指語言方面，也指思想。而把「日本化」提煉為一個較為周延的歷史學概念，任達教授是重要的推動者。雖然他提示我們，歷史學家沃爾夫岡·弗蘭克（Wolfgang Franke）、中日交流史研究領域的一流權威阿部洋等人，都或使用過「日本模式」一詞，或者完全認同這種概括。但是只有任達教授在其《新政革命與日本》一書中，把「日本模式」作為一章的標題，強調全面學習日本對於中國近代化的重要作用。 從當時日美等國政教界人士做出的「完全仿照」、「大膽全盤採用」等結論，到後來研究者歸納的「日本化」，再到「日本模式」，這個概括日益被廣泛接受，成為近代早期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個有相當描述力的概念。從這一概念生發開來，我們也由此總結出中國人翻譯日本教科書發展的幾個特點。
其一，引介規模大、時間集中。
從筆者搜羅的27類508種中國人翻譯日本教科書目來看，高峰期基本集中在20世紀初頭10年，此後仍然持續了幾年較為強勁的勢頭，到20世紀中期之後漸漸衰退。可以想像，20多年間，中國新學堂中使用了500多種從日本翻譯過來的教科書，中國人翻譯日本教科書遍及新知識的每一個學科門類，這確實是一種令人震驚的獨特現象。
從時間上看，在此期間各門學科都不斷有譯本出版。外文類18中中國人翻譯日本教科書，最早有1903年的譯本， 1915年也有譯本；歷史類76種日本教科書，從1895年到1914年都有譯本出版；算術類則從1900年到1913年間都譯有日本教科書；其它代數、幾何、三角、物理、化學等等各科，譯介時間基本上延續了整個清末和民國初年。這種學科上的平均狀態說明，中國人翻譯日本教科書的引介是全方位的，在相當集中的時段內進入一個歷史高潮。從出版機構上看，上海的群益書社、金粟齋、作新社、廣智書局、科學書局、時中書局、昌明公司、科學儀器館、普通學書室、教育世界社、文明書局、商務印書館、中國圖書公司等，還有三江師範學堂、山西大學堂譯書院、湖北學務處，江蘇的寧屬學務處、江楚編譯官書局，浙江的赤誠學社，北京的壑受書局，天津的北洋官報局，另外還有東京的富山房、清國留學生會館、泰東同文書局、啟文書店、東亞公司、振東室學社、竟化書局、湖北法政編譯社、湖南編譯社、閩學會等機構，是編譯出版中國人翻譯日本教科書的主要機構。這些出版機構的譯書高潮基本都在清末和民國初期，上海和東京是中國人翻譯日本教科書的中心，尤以上海為重，時間上較少有差別。所以基本可以認為，這是一個整體迅速走向高潮的時期。
其二，如果我們深入這個洪流，具體辨析清末民初中國人對於自身傳統、日本和西方的認識，體會時代的眼光和心理距離，則能體會到其中的複雜微妙，從而對中國人翻譯日本教科書做另一個側面的衡量。
觀之思想家、教育家的譯介實踐，如前文所論王國維對於日本教育學教科書的譯介，他的翻譯，是對流行於日本的歐美教育學理論的再選擇；蔡元培對元良勇次郎《中等教育倫理學》的譯介，也強調該著與傳統道德教育之相合，通過肯定固有文化對於現代文化教育的價值，增強引進西方學術的說服力。就當時政學兩界的心態而言，恐怕他們都未將日本看作一個獨立存在的文化實體，而是懷抱了焦慮和急迫，眼觀「日本」，心想「西方」。或許可以說明，晚清時人眼中並沒有清晰的「日本模式」意識，而更重「中西」、「歐亞」之別。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非常可以理解1922年壬戌學制建立後中國教育制度迅速轉向借鑑「美國模式」的心境，也更可以理解清末民初中國人翻譯日本教科書流播中存在的嚴重問題。
早期日書的譯介，本已呈現出「無組織，無選擇，本末不具，派別不明，惟以多為貴」的「『梁啓超式』的輸入」 ；在此後的借鑑過程中，中國學者逐漸認識到中國人翻譯日本教科書的種種缺陷。例如，懷寧陳乾生編輯的高等小學堂用《萬國地理新編》，商務印書館出版後加以推介，特意聲明「選用地名皆沿舊稱，絕無近漢譯日本新奇駭怪之弊」。這說明譯本選擇和翻譯等方面都有粗製濫造和失於嚴謹的現象，而這在當時是普遍存在的。特別是自然科學類教科書，學部批評漢譯日本之弊，對直接譯自歐美的著作加以表彰。謝洪賚編譯美國費烈伯、史德朗合著的《最新中學教科書三角術》，學部審定評語云：「近日新出之算學書類皆翻自東籍，故不免於鉤棘支離，譯者獨能不借徑和文，直譯西書，甚為難得」。 這方面的材料並不鮮見，已為多數研究者注意。不過，若在更廣大範圍內對照留日學生對於日本新思想的引介浪潮、清政府對於留日學生出版物的查禁嚴戒，就更能體會出中國人翻譯日本教科書對於傳播新思想和生成現代性的意義。
譯介教科書對於自編教科書存在多大程度的影響，前文已多有論述。總結來看，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其一，中國人翻譯日本教科書幫助完成了傳統教本從內容到體例的轉型，直接促成了中國近代教科書的誕生。傳統輿地學過渡到地理學，朝代紀事轉型為歷史教科書，自然科學和其他各學科門類的建立，以及近代教育學、倫理學等新學科的形成等，無不受益於中國人翻譯日本教科書。
中國人第一套較為齊備的自編教科書，是文明書局在1903年後陸續推出的「蒙學教科書」。而這套教本所受中國人翻譯日本教科書的影響極為明顯。如丁保書所著《蒙學中國歷史教科書》認為，「近歲以來，各學堂多借東邦編述之本，若支那通史，若東洋史要，以充本國歷史科之數。夫以彼人之口吻，述吾國之歷史，於彼我之間，抑揚不免失當……」，一方面顯見日本教本在晚清應用之廣；另一方面作者論述其中存在的弊端，表明這本蒙學教科書是對日本教科書缺陷的修正。 華循著《蒙學動物教科書》在編輯大意中說明：「近今譯出東邦動物各書，不少佳著，然大都宜於中學，欲為小學入門之用，尚嫌程度太高。是編斟酌繁簡，頗費經營，洵足為初學導引之師。」 而《蒙學體操教科書》甚至都沒有刪去日書原有序文，直接使用丁錦翻譯的日本教材。 這幾個例子足夠說明中國人翻譯日本教科書對於中國近代教科書誕生的影響。
其二，參與翻譯校訂日本教科書的中國學者，很多都是自編教科書的作者，他們修正日本教科書的缺陷，成為中國教科書告別傳統教本、走向近代學科體系的參與者和見證人。
仍以具有標識意義的「蒙學教科書」為例，它的許多作者都是曾翻譯引介日本教科書的學者。翻譯日本富直禮著《小學地理教授法》（南洋公學出版）的張相文，他編著的《中國地理教科書》和《外國地理教科書》都被納入「蒙學教科書」系列中。翻譯齋田功太郎撰《高等小學生理衛生教科》（文明書局出版）的丁福保，他的《衛生教科書》和《生理教科書》同樣是「蒙學教科書」中之兩種。
商務印書館的「最新教科書」系列也是如此。前面說過謝洪賚，他翻譯了地理、生理、物理、化學等學科的教科書，其中貢獻最大的是地理科。他明確說明受日本影響編纂的地理教科書包括：《最新地理教科書》（商務印書館，1904年）、《最新高等小學地理教科書》（商務印書館，1905年）、《最新地理教科書》（商務印書館，1905年）等。這些被納入「最新教科書」的著作，是受到清政府和文化教育界認可的教本，廣泛應用於清末新式學堂。
還有植物學、動物學、生理衛生教科書，均有過半甚至更大比例來自日本教本，由中國學者翻譯、編譯、譯述及校訂使用，直接影響了中國人編纂教科書的思路。前述王國維、蔡振（蔡元培）等編寫的教育、心理等學科教科書，無不是對該學科日本教本的選擇和修正，中國人翻譯日本教科書的影響更為直接明顯。
其三，1912：文化變遷跨越了政治坐標。
晚清時期的教科書，民國以後繼續使用的，各科均有，且不在少數。
數學教科書是民國再版清代教科書最多的一類。藤澤利喜郎著《中學算術新教科書》，上野清著《大代數學講義》、《中等教育幾何學教科書·立體之部》、《中等教育幾何學教科書·平面之部》，本森外三郎原譯《實用幾何學初步》，菊池大麓著《平面幾何學新教科書》，遠藤又藏編纂的《中等教育平面三角法教科書》，長澤龜之助著《普通教育平面三角教科書》等等，均是在晚清流行一時的教科書，其中很多通過學部審定認可，做為中小學教科之用；民國之後繼續在學堂中使用。尤其長澤龜之助著、周達翻譯，上海東亞公司發行，用作中學校及師範學校教科書的《新幾何學教科書平面》，這部書初版於光緒32年（1906年），民國建立後不僅繼續使用，而且民國2年（1913年）時再版竟達16版。
物理化學類的教科書清代發行民國再版情況也比較多。櫻井寅之助的《理科教科書化學礦物編》，光緒32年（1906年）初版，民元訂正再版。龜高德平原著《普通教育化學教科書》，初版於光緒丙午（1904年），民國3年（1914年）訂正再版。大幸勇吉著《近世化學教科書》，光緒24年（1898年）初版，光緒34年（1908年）改定版，民國2年（1913年）第7版。本多光太郎的《新式物理學教科書》，初版於宣統2年（1910年），民國6年（1917年）發行第10版。而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譯的《中學格致教科書》，民國元年（1912年）發行到第15版。
其它各科均有沿用的教科書。例如石川成章著《中學礦物學教科書》、藤井健次郎著《中學植物學教科書》、巖川友太郎等著《中學動物學教科書》、箕作佳吉著《動物學新教科書》、坪井次郎著《中學生理學教科書》、織田萬著《法學通論》、田村虎藏著《中學樂典教科書》、吉田熊次著《新教育學》、服部宇之吉著《倫理學教科書》等，都是口碑甚佳的學堂用書，民國以後不斷再版。其中，坪井次郎著《中學生理學教科書》於光緒33年（1907年）初版，民國2年（1913年）發行了第10版，可見此書的受歡迎程度。
不僅僅是自然科學和新建立的學科，歷史科的西洋史和東洋史民國以後也繼續使用清代出版的教科書。本多淺治郎著《西洋歷史教科書》（群益書社出版）在清末經由學務大臣審定，民國元年（1912年）再版，作為中學和師範學校教科書。還有前面提到的金為譯述桑原騭藏著《中學堂教科書東洋史要》，初版於宣統元年（1909年），到民國2年（1913年）繼續印行至第6版。
分析民國再版清代教科書的原因，最重要的一點是 「（教科）書荒」造成的結果。教科書原本就是文化轉型時期的新事物，新學堂建立，教科書一時間供不應求。而文化改造是一個長時段的過程，立竿見影的政治變革無法使它一蹴而就。所以民國新政權只能大量沿用、再版已有的教科書，順應中國人翻譯日本教科書這股浪潮。
民國建立以後，中國人翻譯日本教科書已經告別了從1903年至1909年將近10年之久的高峰期，走向衰落。中國人自編教科書走向成熟，適用範圍愈來愈廣，譯書自然漸漸退潮。「1912年」向這種退勢又推了一掌。「中華教科書」和「共和國教科書」緊隨民國政權之後誕生。這是中國學者自己編纂的兩套教科書，每一類都有較為齊備的科目和基本合乎現代教育的知識體系。它們分別由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編輯出版，是民初教科書中的兩顆新星。這兩種教科書並非由國家力量推行，政治交替紛亂複雜的局面為文化存留了較為廣大的空間。但是政體變革較快，倉促成書難免瑕疵，尤其「中華教科書」質量上所受詬病較多。所以，中國人翻譯日本教科書的使用餘地仍然存在，一直持續到1910年代中後期才見凋零。中國教科書至此基本完成了近代化。
（注釋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