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絡發達、信息傳輸迅速的今天，如果要談起寫書信，怕是很少人會有共鳴了。我們慣於用手機聊天，網際網路比世界上任何一個郵差都跑得快，任何地方、任何時候，要和家人聯絡都不會是什麼難事。那樣要一筆一划寫下來，仔細地用信封裝好，再以車船運輸，最後輾轉到達收信人手中的家書，是和便捷的微信對話框所不能同日而語的。木心的詩《從前慢》裡寫道：「從前的日色變得慢/車，馬，郵件都慢/一生只夠愛一個人」，在相比現在更「慢」的時代背景下，美好的精神品質卻更突出、更明顯。而在將近一個世紀以前，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的確是「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啊。
《紅色家書》就是收集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期間革命烈士的家書而成。
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也是一部抗爭史。今年是建國70周年，也是五四運動100周年，一百年前的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滿懷愛國之志的青年學生們聚集到一起，高呼「外爭國權，內除國賊」「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廢除二十一條」「誓死爭回青島」等口號、要求懲辦章宗祥、陸宗輿等人。中國外交的失敗，折射出那個時代中國內憂外患的現狀，外國勢力對華虎視眈眈，內部黨派林立、積貧積弱。而已學著「開眼看世界」的青年們，決不甘心於中國就這樣衰敗頹靡地延續下去，有許多青年學生投身革命事業，或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進而入黨，或創辦學社、參與起義，或發起學生運動，而進入抗戰時期，更有無數青年人投筆從戎，以生命為國奮戰。
這樣的青年人在十七八歲就遠離故土，有人從南方到北方，有人從西部到東部，有人去了蘇聯、西歐進修。在沒有網絡的時代，再加上革命工作常常需要隱瞞身份、隱匿住所，他們和家人的聯繫只有薄薄的一封家書。而這些家書裡，對象有父親、母親，有妻子、孩子，也有侄子、舅父，有向父母陳述自己志向的真切話語，也有飽含情意的鐵血柔情，亦有探討時事、說明近況的簡潔語句。只是無一不誠懇，無一不堅定。
我們就以家書的主題來劃分，走進那個時代獻身祖國的年輕人們的內心。
第一部分
讓熱血青年激昂澎湃、不怕困苦的，是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是祖國的明天。毛澤東曾經說「『五四』以來，中國青年們起了什麼作用呢？起了某種先鋒隊的作用」，「什麼叫做先鋒隊的作用？就是帶頭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隊伍的前頭」。國共內戰、抗日戰爭，青年們勇立潮頭，用行動撰寫自己的理想篇章，敢於期冀，敢於追求，不怕困苦，不怕犧牲。「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他們心裡是時代的使命，也是國人的責任。
所以有很多家書，以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為主題，寄希望於國家未來，用平實的文字闡述心中的堅持，烈士們甚至在就義前也是始終記掛著革命的前途。有前人如譚嗣同，灑脫放言：「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有之，請自嗣同始！」，於是秉持血性，不畏流血犧牲。更多的後繼者發揚了這樣為國為民、不拘小節、不怕流血的精神，同樣真正做到了「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也許家書字數有限、筆墨有限，但也足以顯示這樣的意志，可以看出革命烈士們在那樣的時刻，心中為理想所發的感言，心中真誠的喊話。
吉鴻昌是一位無產階級革命家，他1913年投入馮玉祥的西北軍，彼時正是18歲少年。他驍勇善戰，在部隊內由士兵升為師長。1931年曾因反對進攻中國工農紅軍而被蔣介石強令出國。1932年回國後，便一直致力於抗日，他聯合馮玉祥等人組成察綏民眾抗日同盟軍，同盟軍失敗後又到平津等地從事抗日活動。1934年11月9日在天津法租界被捕，24日在北平英勇就義，時年39歲。吉鴻昌就義前寫下給妻子胡紅霞的遺書，寥寥幾行，卻字字泣血，讓人不禁潸然淚下。吉鴻昌在開頭便寫道：「紅霞吾妻鑑：夫今死矣！是為時代而犧牲。人終有死，我死您也不必過於傷悲，因還有兒女得您照應。」之後在信中殷切囑託妻子，要教養子女，讓小兒「成有用之才」。這般慨然赴死的英雄氣概，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豪氣和悲壯，只是因為心中明了是「為時代而犧牲」，時代的不幸，需要這個時代中的人來拯救，而每個時代的國人，都應當挑起自己的責任。如毛澤東所言，為人民而死，是死得其所！
而在共產黨人陳覺就義前寫給妻子趙雲霄的遺書中，在最後寫道「雲！誰無父母，誰無兒女，誰無情人，我們正是為了救助全中國人民的父母和妻兒，所以犧牲了自己的一切。我們雖然是死了，但我們的遺志只有未死的同志來完成。『大丈夫不成功便成仁』，死又何憾。」當我們真正理解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就可以明白什麼是大愛，是為了全國人民的明天而甘願捨棄自己的當下，將小家擴大為大家。放到傳統上看，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放到那時候，就是為大家犧牲小家，為國家和平、人民幸福而放棄自己本可以擁有的闔家歡樂、「老婆孩子熱炕頭」。在許多烈士的家書中，都可以看到這樣的話語，為了國家而工作，為了人類的解放而奮鬥，所以哪怕身在苦中也並不覺得苦，哪怕就要犧牲，也知道「我們的遺志自有未死的同志來完成」，前僕後繼，理想的星星之火不斷延伸，於是希望還在，革命的未來還在。如無產階級革命家夏明翰所作的《就義詩》：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後來人。那時的革命先輩們，心中握著革命的火種，燃燒著革命的希望，雖死猶榮，雖死但精神永存，著實令人敬佩。
第二部分
革命戰士也是有血有肉的平凡青年，在為理想果決勇敢的背後，他們也有著自己的情感世界，有對家人的牽掛和想念。就像現在許多遠離家鄉、去大城市打拼的年輕人一樣，在外難免想家，難免傷感，這一點是我們與故鄉的情結，是抹不去的心裡的鄉愁。有一句話是「理想」就是「離鄉」，不是說我們的理想是離開家鄉，而是要實現理想往往需要離開家鄉。離鄉不是本意，追求理想也需要為之付出，所以讓人心裡放不下，讓人有思鄉的情緒。而這樣的情緒在動亂的時代就更甚了，家鄉一草一木，家人音容笑貌，都印刻在心上。有許多家書，是漂泊在外的革命工作者寫給自己的父母親人，表達對家裡情況的關心和對家人的思念。家書沒有華麗的詞賦，卻因真情使人感動。
四川南溪人孫炳文生於1885年，於1908年入京師大學堂，1911年加入同盟會，之後與朱德一起留學德國。在德國哥廷根一所大學旁聽期間，他寫下了一封給表妹夫的家書。家書裡講述了自己的近況，並問候弟弟的學習、生活情況，提出了給弟弟的建議。信中寫道：「附一聞，此間長夏猶時作嫩寒，回憶故鄉風物，不禁悵然！時艱，萬萬珍重！」人在外，異鄉的種種不同都容易勾起思想的情緒，就好像南方人沒有習慣下雪的冬天，北方人也常吐槽室內沒有暖氣。讀到這裡，讓人腦海裡產生一個畫面，仿佛看到一個求學海外的青年在夏天本應炎熱的時節卻偶爾感到有點寒涼，他捂緊了衣袖，想起故鄉四川的時節風貌，夏季的荷塘月色，蟲叫蛙鳴，內心惆悵又感慨，又念及國內的現狀並不太平，世道艱難，只得在信上重重寫下「萬萬珍重」，這四個字有千鈞的重量，道出心中牽掛，心中感傷。
每個在外的遊子也都會想念家鄉的父母，這種思念更是雙向的，家裡人的擔心，遊子的鄉愁，像一根根親情線牽著兩頭，跨過祖國的千山萬水。這根線無形中是思緒萬千，具體來說就是這一封封家書了。生於貴州甕安的冷少農，在1930年於南京工作期間，在給母親的信裡寫道：「好久沒有接著你的信了，更是好久沒有聆聽你老人家慈愛親切的教訓了，我的心中是多麼想念啊！」，又寫道：「前天接著你老人家『三八』婦女節給我的信，我高興得什麼似的，我把它翻來覆去地讀了好幾次，讀得我真是狂歡得要跳起來，我知道你老人家雖然在痛快淋漓的叫罵我，但你老人家雖然已經是惱恨我，但還不至於棄絕我和不理我，由此我更體會到母親對兒子的愛，它的崇高和偉大，是任何的愛不能及得著的。」這真是一個孩子對母親最直白的告白的話了！這一封家書裡冷少農因收到母親的信而雀躍高興的心情仿佛也躍然紙上。我們每個人無論長到多大，在父母面前都還是像一個孩子，渴望得到父母的關愛。而這種「刀子嘴豆腐心」的母親形象也為我們所熟悉，不管她在表面上是如何「叫罵」「惱恨」，但一定還是深愛著自己的孩子，不會不關心自己的孩子。父母的愛之崇高偉大，古往今來都有人歌頌、有人感懷，但在這一封家書裡，這樣親切的文字，卻尤其使得我們有所感觸，有所共鳴
第三部分
一個人的身份可以是多重的，作為一個普通人，有工作上的職務，也同樣是家庭裡父母親的兒子女兒，弟弟妹妹的哥哥姐姐和兒子女兒的爸爸媽媽。在自己求學求知、工作徵戰的同時，免不了關心後輩和下一代，規勸勉勵，促使他們好好學習、堅定信心。
楊傑曾任國民革命軍第六軍總參謀長，陸海空軍總司令部總參謀長等職。1945年，楊傑在重慶與譚平山、陳銘樞等愛國民主人士組織了「三民主義同志會」。在1946年他寫給兒子的信中，他對自己的兒子提出了成長的建議，教導兒子「世道艱苦，奮鬥才是出路。幼年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好運氣總是落在有本錢人的身上」，而在楊傑看來，「本錢」就是技術、學問、能力。聽著像不像我們的長輩曾經說過的道理？道理雖然簡單，但其中的寓意卻很深刻；聽著雖然容易，做起來卻很難。在當時唯有靠奮鬥才能謀出路，只有肯努力的人才能成功，而在現在又何嘗不是這樣呢？技術、學問、能力是我們自己的寶貴財富，在戰亂的年代它是奪不走的傍身之物，在和平的年代它是職場考場的制勝法寶。而任何年代，它都是我們安身立命、獨立生存所必須的，也是我們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為國家貢獻自己力量的基礎。長輩們對下一代往往寄予厚望，希望他們肯吃苦肯奮鬥，不是沒有道理的。
在鄧中夏寫給被捕入獄的妻子的信裡，他沒有唉聲嘆氣自怨自艾，讓在獄中的妻子徒增憂傷之感，反倒鼓勵妻子學習。他說：「妹妹你既然和朱姐住在一塊，是學英文的極好機會，切不可放過。每天應常學習不可偷懶，我已把英文津逮和英文字典送來，這樣學下去，等到你出來，一定可以把英文學好呢！」在鄧中夏看來，在獄中仍然不能夠放棄學習，不能失去熱愛生活的心，他說「牢獄是極好的研究室」，這樣苦中作樂、甘之如飴的積極心態，實在值得我們學習。被捕入獄、受敵人折磨，光是想想也讓人痛苦，但一顆紅心卻在苦難的環境裡愈發火熱，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也在貧瘠的現實中愈發熱誠。生死未卜，前途難測，那至少應做好當前的事，生活困苦，但仍有精神的歡樂，有學習的可能性。鄧中夏對妻子的鼓勵，在黑暗的牢獄中有如一抹光亮，讓人看到動力、看到希望。
而最廣為人知的紅色家書之一，還是趙一曼烈士寫給自己孩子的信。趙一曼烈士在與日軍作戰中負傷，不幸被捕，就義時年僅31歲。她的家書也是遺書，每一個字都帶著血淚，帶著對孩子的愛。她說「我最親愛的孩子啊！母親不用千言萬語來教育你，就用實行來教育你。」短短幾行遺書，不是千言萬語，卻勝過千言萬語，落筆沉重，有革命烈士的拳拳愛國心，也有一位母親的舐犢之情。而趙一曼領導抗日活動、被捕後在日軍酷刑下拒不投降的事跡，被以電影《趙一曼》《我的母親趙一曼》等形式宣傳開來，也確實以「實行」 教導了全國千千萬萬的孩子，讓人看到了一位革命烈士的堅貞不屈。語言和行動，哪個更重要呢？我們只能說，語言和行動上的一致，語言的真誠和行動的勇敢，都讓人敬佩。而偉大的人，語言和行動都是閃閃發光的，都有一份光彩。
第四部分
青年人的世界縱然熱血激昂，卻也存在愛情的風花雪月，而革命伴侶相互支持、相互勉勵，也成為那段崢嶸歲月的獨特風景。他們有的在求學時結識，從學伴一路走到婚姻殿堂，有的在革命工作中逐漸培養默契，像電視劇《潛伏》中的餘則成和翠平一樣，在共同理想之上建立了深厚感情。而這樣的愛情，也經得住時間的考驗，受得起現實的雨打風吹。
曾先後任中共成都特支書記、四川省委宣傳部長、省委書記等職的劉願庵於1930年5月5日不幸被捕，5月7日就義於重慶，時年僅35歲。在就義前寫給妻子周敦婉的遺書中，他深情寫下：「我最後一剎那的呼吸，是念著你的名字，因為你是在這個宇宙中最愛我最了解我的那一個。」他在信中寫了自己最後的願望，希望妻子繼續他的工作，把全部的愛他的精神灌注在事業上，也鼓勵妻子不要懈怠消極，要努力工作，為中國革命成功而工作。
張太雷曾參與並領導廣州起義，在1921年他受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的委託去蘇聯伊爾庫茨克共產東方局任中國科書記前，他給妻子陸靜華寫了信。他在信中寫了自己的志向，也寫下了自己的思考，他認為富貴是一種害人的東西，做官發財難保自己道德不壞，一個人要有高深的學問，才能靠自己的能力生存，才能做到心中無所憂慮。並且勸妻子進學堂，學習自己擅長的東西，讓自己獨立起來。張太雷在思想上的進步，無疑也影響著陸靜華，也讓她從字裡行間感受他的思路和想法，更從他的勸誡中知道女性獨立的思想。在那個年代，很多女性的社會地位和家庭地位不及男性，經濟上的困難和思想上的束縛讓她們很難像男性那樣站出來為國效力，但在這一封家書中我們卻可以看到夫妻之間的情感共通、思想交流，從一方傳遞給另一方的是積極的心態、理智的情感。如同沈志昂寫給妻子湯瑾的信中說道：「落後的你，我不得不迴轉頭來，拉了你一同走罷！」「起來罷！不要再流淚而呻吟了！一定要用萬分地勇敢起來！」
這樣的愛情相比只是花前月下、溫言軟語，更多了尊重和理解，多了互相支持和共同進步。詩人舒婷的《致橡樹》中寫道：「愛——不僅愛你偉岸的身軀，也愛你堅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兩個人如兩棵筆直的樹一般站在一起，分擔痛苦，分享歡欣，想必這就是最好的愛情，它比只是一方去保護另一方、一方去依賴另一方都更堅定、更純粹，因為在情感上他們勢均力敵，在志向上他們團結一致，是夫妻，也是同志，是志趣相投的終身伴侶。應該說，這樣的愛情是令人嚮往的，現在的我們也應該具有這樣的愛情觀。
第五部分
在很多家書中，我們都會看到一些講述現況、提出對收信人的請求的話，它們往往被羅列成一個個事件和待辦的事務，理解它們需要結合寫信人當時的處境，而簡潔明了的語句也讓人不禁猜測，這樣的家書應當是在急迫的時刻寫下，字跡或許不是很工整，紙張也可能並不平整，只因環境如此，一封家書就是一線希望。而在現在的我們看來，烈士們坎坷的命運與承載他們信息和情感的家書共同構成了一個個故事，我們如果設身處地地想一想，或許就能明白其中的艱辛。
李德光於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7年3月16日被捕，4月6日再次受刑時被國民黨反動派用床板活活夾死，時年29歲。在他1947年3月，英勇就義前一月寫給妻子的信中，他說：「我擔心的還有經手生意多，此次入獄，一切影響而有虧損，望各東家速注意收拾」，他這話並不是真的在說生意方面的事情，這裡的「生意多」指他負責的革命工作很重要很複雜，而「望各東家速注意收拾」則是在暗示我黨各聯絡點的同志要迅速轉移、隱蔽。一封家書從獄中傳到家人手中，要經過敵人的審視，渡過重重關卡，有些重要的話便不能說得太明白，只有像諜報工作者用莫爾斯電碼交流一樣，用暗語、隱喻，道出工作上的指示，這也是時代賦予家書的特殊意義。
我們都知道《紅巖》的故事，它的背景是在1948年國民黨統治下的渣滓洞和白公館，被囚禁在那裡的共產黨員們受盡酷刑，卻堅韌不屈，不向敵人低頭。而在真實的環境中，何柏梁，這位畢業於復旦大學經濟系，後來奉黨的指示，暗中從事黨的經濟、聯絡工作的青年黨員，1949年1月因叛徒出賣被捕，11月27日犧牲在渣滓洞，時年32歲。在就義前，他通過兩個看守、一個獄醫送出了給家人的四封家書，它們都是寫在便條上的，而通過內容我們也能看出，真實的情況是多麼棘手，多麼辛苦。
何柏梁在信中以英文字母T和D為代號代稱兩個看守，一方面說了自己的情況，一方面向在外面的家人探聽外面的動向。他說，「今天法官來，似乎帶了名冊，在和這裡的人對看。難道真準備轉移一批人走了嗎？這些事只望D打聽了告訴我們。」「轉移一批人走」在這裡指「槍決」，已經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1949年，在敵人的渣滓洞裡卻是緊張兮兮、準備撤退轉移的時候，「槍決」這樣可怕的字眼，也難免被提及。接著，何柏梁問「對於目前西南大局，是否已下了總攻令？」，除此之外還問了一些軍事和政治上的關鍵性問題。這一封家書，儼然成了情報的載體，是外界和監獄裡唯一的聯繫了。儘管身處危險之中，隨時都可能面臨敵人的殘暴行徑，何柏梁仍然沒有放棄希望，沒有丟掉信心。他甚至勸慰親人不要焦急，要耐心地等待黎明。英雄的一生，雖短暫但輝煌，雖然為敵人所迫害，但是卻被我們銘記。曲折坎坷的人生經歷，也在這家書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在險境中的何柏梁尚且期待黎明，我們又有什麼理由不相信明天？
結語
回望過去，在今天生長於和平年代的我們看來，那樣生死一線、艱苦奮戰的歲月，或許總是容易覺得遙遠。但是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是不會隨著時光流逝而變化的，尤其是家人之間的彼此呵護、互相扶持，是無論放到哪個年代都可以體會、都令人動容的。而這一封封家書，也為我們看歷史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從人之常情出發，看革命年代烈士們的思想與態度是怎樣的，看那個時期的親情友情愛情是怎樣的，進而可以感知到那段崢嶸歲月中的溫情與坎坷。對很多青年人來說，他們想要實現自己的志向，卻也不願辜負自己的親人、愛人，他們的形象在家書中是更親切可感的，讓我們能感受到那樣「不負祖國不負卿」的執著。家書雖薄，情感厚重，建國七十年，我們正青春！
原標題：《薦書 |《紅色家書》——不負祖國不負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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