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雪樵
有元一代蒙古人入主中原長達100年，河東各地也留下過蒙元時代的諸多遺蹟。直至今天，一些地方還保留有不少蒙古語地名。
2004年我寫過一篇小文章，說的是臨猗縣閻家莊鄉南王村，當地人呼作「那兒卓naerbfo」。「卓」是「莊」的俗讀，「那兒」是蒙古語「淖兒nur」的對音，漢語的意思是「湖泊」。另據方志記載，該村還有一個名字叫「王家胡同」，而這「胡同xutuok」一詞也是蒙古語「池泊」「水井」的意思。可能由於當時村裡蓄有大池泊積水，所以人們給它起了個蒙古語名字，叫「淖兒莊」，也就是漢語所說的「泊池莊」，口語音轉為「那兒卓」。文章曾得著名女真學、蒙古史專家金啟孮先生首肯。
就在那個時候，我還注意到萬榮縣的一個村名，即三文鄉的「生番村」(又名文村莊)。「生番」是明清以來漢族對少數民族的稱呼，如清魏源的《聖武記》：「惟涼山內生番，多不火食。」《清史稿·穆宗本紀》：「日本兵船抵臺灣登岸，與生番尋釁。」前者指彝族同胞，後者指高山族同胞。由於這個原因，我懷疑這裡曾有蒙古族或其他少數民族居住。但問過幾位當地人，都不清楚。
去年在市裡搞地名普查，4月底的一天，萬榮縣地名文化專家解放先生忽然打來電話，說《東文村志》記載，本村一位解放前在蒲坂中學上過學的老教師講，他看到過村裡早年間一塊石碑，上面記載說：文村在元代時候村名叫「文也那」，是蒙古語。但不知道這「文也那」是什麼意思。還說，村民傳說當年村裡曾住過蒙古人。這個說法不經意間證實了我先前對「生番」村名的推測。我說：村民的說法有道理，「文村」很可能是個蒙古語地名。又問：當地還有沒有其他關於蒙古語地名的說法？他回答說，不遠處有個「烏蘇村」，村裡有人說是姓烏的和姓蘇的最先住在這裡，但本縣文化學者陳振民說「烏蘇」是蒙古語「水」的意思。不知何者為是。我說，陳先生的說法是對的，「水」在蒙古語中呼作us，漢語對音有烏蘇、烏素、五素、吾素、勿素等多種寫法，還有單譯作「素」的。內蒙古有個「毛烏素沙漠」，「毛烏素」蒙古語就是「水質不佳」的意思。
但是，「文也那」在蒙古語裡究竟是什麼含義，我一時還弄不清楚。當時想到了兩個與它讀音相近的名詞，一個是奧地利首都叫「維也納」，與「文也那」讀音相似。但那是印歐語系詞彙，而蒙古語則屬阿爾泰語系，兩者對不上卯。另一個是「維那」「都維那」，這是個佛教詞語，指寺院裡管理僧眾事務的一種僧職。古代許多寺廟裡碑刻上都有「維那」「都維那」的名字。然而當地村民言之鑿鑿，是村名不是人名，是「文也那」不是「維那」，是蒙古語不是梵語，故這個詞語也被我排除了。於是暫時存疑待考。
其實關於「文村」的村名，我在此前是留意過的。2010年，一位家在文村的朋友要嫁閨女，請我寫一篇「之子于歸」的文章。當時我就打聽過「文村」村名的來歷，結果仍不得要領。於是只好「望『文』生訓」，寫了幾句「十裡文村文脈長」之類的話，現在看來似乎有點「『文』不對題」了。但從那時開始，「文村」這個地名已經在我腦子裡掛了號。
後來我查閱了有關資料，認定「文也那」這個村名應當和它所處地理位置有關。文村是個山區鄉鎮，地處稷王山西麓，海拔較高，境內滿是溝壑，屬於臺塬地帶。有東文、西文、南文三個「文村」，俗呼「十裡文村」，現在稱作「三文鄉」。以地理狀貌來看，「文也那」有可能是蒙古語「山」的對音，也有可能是「高」的意思。經過反覆比較，最後我鎖定了後者。查閱資料，蒙古語「高、高地」拉丁文轉寫有vendver、undur等不同寫法(ve是用雙字母拼寫的一個蒙古語短元音)；漢語對音譯作溫都爾、文得爾、文都爾等。這裡vendver和undur的詞頭ven和un，用漢語譯作一個音節，即是「文」；譯作兩個音節，即是「文那」；譯作三個音節，即是「文也那」。所以從讀音對應來看，這是完全相符的。另據《東文村志》記載，古代村裡有座大廟，人們呼作「高廟」，廟中舞臺東側還有一通記載元代「重建高廟」的石碑。無獨有偶。永濟市高寺村古代也有一座寺，因建在栲栳臺塬邊緣上，地勢很高，當地人呼作「高寺」，蒙古語則稱作「文納寺」。這裡的「文納」音義皆等同於「文那」(不是僧寺裡的「維wei那」)，如上所述，它也是蒙古語「高」的意思；是ven、un又一種漢譯寫法。永濟「寺以『高』名」與萬榮「廟以『高』名」的巧合，進一步證實了「文也那」是蒙古語地名，也說明了蒙古語地名在當地存在有普遍性。因此，我的結論是：「文村」和「文也那(村)」，就是漢語「高村」的意思，甚或也可以稱作「高廟村」。
時日匆匆，轉眼又是一年。
今年4月8日我在外地，解放先生又打電話來提出一個新問題。說是《縣誌》記載，明朝初年，萬泉縣老城附近有個「把婁裡」，下轄熟裡、廟後、上橋頭、下橋頭、西丁等5個村莊。不知「把婁」兩個字是什麼意思，是不是也是蒙古語？我說這完全可能。第一，萬泉在元代是個縣城，按照元代的官制，縣上的達魯花赤(掌印官)必須由蒙古人擔任，故縣城一定住有蒙古人。第二，附近已有「烏蘇」「文村」等幾個蒙古語地名，說明元代人們為當地村落起蒙古語名字是有先例的。
但是「把婁」與漢語對應的是哪一個詞語呢？
回到運城後，我查閱了相關資料，首先確認「把婁」兩個字是表音的，須從音讀入手來破解它。但蒙語和漢語分屬於阿爾泰語系和漢藏語系，加上方音和譯者口語的個體差異，一個蒙古語詞往往會有幾種甚至十幾種漢語譯寫方式(例如關於「泉」「井」等常用地名字，漢語譯法各自都有十八九種之多)。因此蒙漢語對音不可能是音節聲韻的完全對應，重點要看主要音節以及聲部。此外，當然還須重視當地的地理及歷史人文狀況，因為地名往往是一個地方地理狀貌以及人文信息的反映。
根據以上原則，經過比較識別，我認為「把婁balou」對應的蒙古語詞語應當是「barun西、右」；「把婁裡」是「(城)西裡」或「(城)右裡」的意思。理由是：
第一，地理位置吻合。從地圖上看，「把婁裡」所轄的5個村子熟裡村、廟後村、上橋頭村、下橋頭村、西丁村，都在萬泉縣城西邊或右側，故稱這一大片村落為「(城)西裡」或「(城)右裡」名副其實。
第二，讀音吻合。蒙古語稱西邊、右側為barun。由於漢語中只有邊音l，沒有顫音r(相當於俄語裡的p音)，因此人們常將r讀作l音，漢語對音有的也就譯作了「巴倫」甚至「巴隆」「巴楞」等。而「巴倫balun」和「把婁balou」之間不過是一音之轉。雙方不僅第一個音節ba是相同的，第二個音節的聲母l也是相同的。加上人們口語常將n尾音磨損、淡化(如將熱氣燻xun了呼作xu了，棉mian花呼作mia花)，lun(倫)音也就變成了lu(陸)。當地方言又時常將lu與lou混讀，將「平陸lu縣」呼作「平婁lou縣」。這樣，在萬榮人的口語中，蒙古語barun(口語作balu (n))，就與「balou」幾乎沒有差別，故將其譯作「把婁」是完全合理的。
第三，符合蒙古人命名的習慣。許多蒙古語地名都是以方位來命名，今天內蒙古自治區共設有51個旗，其中就有24個有「前後、左右」的方位標識。如烏拉特前旗、烏拉特後旗，杭錦前旗、杭錦後旗，鄂託克前旗、鄂託克後旗；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右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等等。蒙古語稱南方與前方為omon，北方與後方為ar；東邊與左邊皆稱作jun，西邊與右邊皆稱作barun。所以元代蒙古人將萬泉城西這5個聚落命名為「把婁barun裡」，既可稱作「(城)西裡」，亦可呼作「(城)右裡」。
據此，我們初步可以確定的萬榮縣境內蒙語地名有三處，一個叫「文村」，是「高村」的意思；一個叫「把婁裡」，是「(城)西裡」的意思；還有一個「烏蘇村」，是「水」的意思。
此外，還有兩個村莊因元代駐有蒙古人或色目人而得名。一個是「生番村」，前面已經說過。新修《萬榮縣誌》改作「生蕃村」，釋為「盼望草木繁盛，五穀豐登，村富民殷」，亦合「雅馴」的原則。另一個是「胡村」，由解放先生提出，此說有一定道理。因為「胡」也是歷史上對少數民族的稱呼，且該村既無胡姓人家而又與駐過蒙古人的「烏蘇村」相毗鄰。
今天，除「把婁裡」已不存在外，其餘幾個村名都被保留下來。這是地名文化一份珍貴遺存，對研究元代歷史和地方文化都是有助益的。(王雪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