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紹
範磊，察哈爾學會研究員、山東政法學院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興趣涉及東南亞政治、衝突與和解、非傳統安全等多個領域。
7月10日，新加坡第13屆國會選舉落下帷幕。人民行動黨再次以61.24%的得票率贏得了93個國會議席中的83席，繼續執政的格局保持不變。
7月11日，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抵達人民行動黨宏茂橋支部。 圖源：新華社
李顯龍總理在選舉結果公布的11日凌晨召開記者會時指出，雖然選舉結果沒有預期中理想，但是也顯示人民行動黨獲得了選民的廣泛支持，所以，「行動黨會虛心接受選民給予的明確委託」。話語中難掩對選舉結果的些許遺憾。
影響：新加坡真的變了投票日當天下午，有朋友曾問及本屆大選是否會有黑天鵝事件發生，並貼出了一組預測數據。雖然人民行動黨在選前的兩大熱點選區東海岸和西海岸集選區均戰勝了反對黨，但是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新劃出的盛港集選區最終被工人黨攻下，從而使得工人黨接下來要服務的阿裕尼、後港和盛港3個選區連成一片，以至於新加坡媒體人士在直播時形容新加坡「地鐵東北線的東北部近乎全線飄藍（工人黨的標誌色是藍色）了」。
盛港集選區由原盛港西、榜鵝東以及白沙-榜鵝集選區的一部分組成，作為本屆大選新劃定的選區，理論上來講對執政黨是有利的，而且人民行動黨還派出了由黃志明部長領銜的競選團隊，四人團隊中還有一位高級政務部長和政務次長，可謂是行動黨各選區中實力不俗的夢之隊之一。再加上，選前工人黨團隊的辣玉莎因為較早時候的不當網絡言論再度發酵，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
這樣看來，不論是從實力對比還是輿論氛圍來看，選情都對黃志明團隊有利。但是，行動黨最終迎來的卻是殘酷的結果。這也再一次印證，在多元化的政治訴求面前，部長的身份與資源並不是萬能的。
雖然本屆大選工人黨再次拿到一個集選區，成為自集選區設立以來唯一一家攻下兩個集選區的反對黨，但是，新加坡社會卻並沒有像2011年工人黨攻下阿裕尼集選區那樣驚呼「分水嶺」。
這一方面反映了新加坡社會對新加坡政治發展，尤其是反對黨壯大的趨勢已經有了心理預期的慣性；另一方面也凸顯了新加坡的反對黨日漸成熟，工人黨對於多得一個集選區、前進黨作為新成立的政黨，對於全面開花的較高得票率已經可以理性對待。新加坡真的變了。
選戰：選民給執政黨上了一課總體來看，2020年大選首先是新加坡政黨的勝利。人民行動黨再次獲得多數選民的委託，將繼續組閣領導這個國家進入第四代領導的新階段，自然是選舉最大的贏家。
而工人黨的版圖繼續擴大，成為新加坡建國以來獲得國會席位最多的反對黨，秘書長畢丹星也將正式成為國會反對黨領袖。2019年3月底才註冊成立的新加坡前進黨在本屆大選中出徵9個選區，得票率普遍高於其他多家老字號的反對黨，可謂全線飄紅，雖敗猶榮，為下一屆大選奠定了良好基礎。就連低迷多年的新加坡民主黨在兩個選區的得票率也有了較大的提升。
同時，2020年大選更是新加坡選民的勝利。孟德魯曾指出，在選舉中要想讓少數人視多數人的願望為合法，就必須「讓他們感覺到，他們在這個過程中是有話語權的，即便這種權力實際上只是象徵性的」。
新加坡最近的幾次選舉中，選民非理性偏好的問題已經日益凸顯，以至於每次大選之前執政黨都要呼籲選民不要僅僅為了制衡而投反對黨，要從國家和社會的前途與命運來慎重選擇，也就是希望選民是理性的。
可是，隨著全球性的反建制風潮以及年輕人求新求變心理的影響，越來越多的選民對於政治多元化的訴求日益高漲，對幾十年來人民行動黨所奉行的精英治國理念的認同感不斷走低。
在很多選民看來，非理性選擇帶來的成本壓力具有明顯的外部性特點，為他們在投票時的任性甚至隨心所欲提供了一個宣洩的理由。而這正是執政黨所擔心的。
本屆選舉盛港集選區落入工人黨之手，對行動黨而言無疑是最大的失敗，而對於該選區52.13%的選民而言，這是他們的成功，他們用手中的選票給人民行動黨再上了一課。
人民行動黨需要反思的可能不只是盛港一城一地的得失，包括勝選但是得票率並不如「預期中理想」的其他選區，以及整場選舉中的競選策略和更宏觀層次上的執政理念，也許都要作出深刻的檢討。
大選：「4G」時代的關鍵一步自1959年執政以來，人民行動黨先後經歷了李光耀、吳作棟、李顯龍三代領導人。本屆大選被視作是第四代領導人接受委託正式服務新加坡國民的關鍵一步，也有觀點認為，這是新加坡進入「後李光耀時代」的真正起點。
如今，新冠疫情肆虐，新加坡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公共危機，第四代領導團隊在疫情應對中的表現雖然可圈可點，但也因早期政策搖擺和疫情的蔓延而引發了不少批評。為此，李顯龍特別強調：「將和國務資政、多位資深部長和第四代領導團隊傾盡全力帶領新加坡走出危機，決心把一個完好無損，運作良好的新加坡移交給下一個領導團隊。」
「扶上馬、送一程」的這一幕似曾相識。在2003年非典危機時，吳作棟與李顯龍之間的權力交接就是這樣完成的。雖然有2001年大選大勝的紅利，但是面對非典危機，人民行動黨採取了比較謹慎的態度，吳作棟更是表態，只有新加坡經濟完全擺脫非典造成的陰影后才會卸任。最終，在戰勝非典疫情後的2004年8月，李顯龍正式接棒領導新加坡至今。
作為第四代領導團隊的領軍者，王瑞傑在選前離開已經服務了9年的淡濱尼集選區，果斷選擇了選情最激烈的東海岸集選區，就凸顯了作為領軍者的政治擔當。
當然，也有輿論質疑人民行動黨在東海岸集選區53.41%的得票率與王瑞傑的副總理身份以及作為第四代領軍者的地位不相符，從而得出行動黨會繼續歷練王瑞傑，李顯龍會延期交棒的結論。其實，這種看法對於王瑞傑過於苛刻了。
首先，離開自己長期耕耘的選區對於競選體制下的議員而言，需要的政治勇氣已經是非常人所能及，畢竟可能對選民心理造成兩邊不討好的局面。
其次，面對一個全新的選區和選民群體，基本上意味著要從零開始。
再次，他所面對的對手是工人黨的明星團隊，也是在東海岸長期活動和服務的反對黨團隊，在此前的大選中早有不俗的表現。
所以，並不能因為東海岸集選區的得票率低於平均得票率，就質疑王瑞傑的領導能力。換言之，如果不是王瑞傑親自領軍東海岸集選區的競選團隊，行動黨丟失的可能就不只是盛港一處了。
所以，新加坡政治領導層的更迭與權力交接可能會因疫情而延緩交棒，但如果將此歸結為是王瑞傑個人領導能力的原因，是值得推敲的。
謀變：「未來」在年輕人手中人民行動黨在60多年的長期執政中積累了豐富的領導經驗，是新加坡政治與社會發展的制度體系的設計者，是新加坡模式的主導者和推動者，而這種一黨獨大長期執政的模式，也幫助人民行動黨確立了強大的硬實力和軟實力。隨著新加坡從第三世界邁入第一世界，並始終保持在第一世界的發展前列，其硬實力的發展維持了明顯的可持續性。
但是，近年來，在全球性反權威反建制浪潮的推動下，人民行動黨在與選民溝通方面的軟實力似乎出現了滑坡。很多新加坡人認為，與反對黨相比，行動黨的強勢領導風格造成了一種高高在上的形象。現在的選民更加成熟，說教式告知「怎麼做」的階段已經過去，更多的選民開始問「為什麼」。
所以，雖然疫情期間黃志明作為職工總會秘書長一直在為解決民生和提升就業而努力，但是最終還是失去了52.13%的選民支持；雖然新加坡政府針對疫情通過了新一年度的特別的財政預算案，為未來的新加坡布局，但是執政黨的得票率依然整體大幅下滑；雖然貿工部用疫情危機下的數據提醒國民，在疫情衝擊下經濟萎縮下滑甚至走向衰退，但是危機中的選民非但沒有重複2001年的選擇，反而通過選票給執政黨一個更大的提醒。
新時代的選民，尤其是年輕一代選民需要的是執政黨足夠的謙卑，以及可以因此產生共鳴的共情力與吸引力，而不單單是那些略顯枯燥的數字。如果不變，未來丟的可能會更多。
新加坡在未來幾年乃至更長時段的發展中，將面臨更多新的挑戰與選擇，而本屆大選對新加坡政治發展的長遠影響也將慢慢展開。
目前，最直接的影響當是為國會反對黨領袖確立法律依據。選舉結果公布以後，李顯龍即親自致電畢丹星，祝賀工人黨取得更多席位的同時也提出將正式指定畢丹星為國會反對黨領袖，並會提供適當的人員和資源支持。
但是，目前新加坡不論是憲法還是具體的法律中，對國會反對黨領袖都沒有相關條款，具體的實踐中亦缺乏先例，所以，通過立法的方式為國會反對黨領袖這一身份提供法律保障，做到「有法可依」也是當務之急。
毋庸置疑，這是一場充滿了變與不變選項的大選，也是一場事關新加坡未來的大選。在競選階段，各政黨的競選口號以及競選辯論、演講中大都在重複這個詞：「未來」。選舉已經塵埃落定，不論是選民還是政黨都用自己的方式贏得了自己應有的尊重，當然執政黨確實受到了一定的挫折。但是，民主政治的發展就是這樣，人民變了，執政的理念、制度以及方式都要與時俱進，才能贏得選民和未來。新加坡的未來只在前方，在更高處，而不是相反。
來源：法制日報·法治周末，2020-07-16
圖文編輯/周一諾
責任編輯/徐坤陽 方柔尹
原標題《範磊：一場事關新加坡「未來」的大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