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納人相信通過這些奇異的棺材
亡故的人們可以繼續在另一個世界享受生活的精彩
快樂棺材
文/王璐
本文首發於總第865期《中國新聞周刊》
非洲有一句諺語：人活一世，最後的獎勵就是死亡。在曾經的黃金海岸加納，這句關於死亡的讖語在半個多世紀裡，被演繹得淋漓盡致。那些色彩斑斕，造型奇幻的異形棺材就是最好的證明。
「你總需要用某種方式提醒自己和他人，死亡並非生命的終點，而是新的開始。人們會在來世繼續生活，所以他們必須走得風光出彩。」出生於1947年的Paa Joe是加納首屈一指的棺材藝術家。人們相信，正是因為他，加納棺材才得以走向世界。
Paa Joe的真名叫Joseph Ashong，1964年，17歲的他來到加納首都阿克拉地區的Ga社區，打算跟隨一位手藝師傅當學徒。那幾年，阿克拉地區最火熱的行當不是捕魚，也不是種植可可，而是製作棺材。一位叫Seth Kane Kwei的木匠為活著的人打開了一扇通往死後世界的奇異大門。
阿散蒂的大紅魚。布面油畫 作者／劉冰
「沒有人想過，自己死後還可以』坐』著飛機上天堂。」Paa Joe指的是Kwei為亡妻製作的飛機形棺材——加納第二口異形棺材。第一口棺材源自一個偶然，那一年Ga族的老酋長因為販賣可可發了家，便委託Kwei為自己製作一把可可形狀的轎子，然而沒等轎子完工，他就一命嗚呼了。於是，Kwei突發奇想把轎子改成了棺材。
異型棺材點燃了加納人對死亡的熱情。自那以後，Kwei的訂單不斷，人們紛紛前來定製符合自己身份和心願的棺材，從各種顏色各種造型的大魚，到雄偉的老鷹，從大型蔬菜到可口可樂瓶應有盡有。近年來，又新增了摩天大樓和豪華轎車。只有你想不到的，沒有加納人做不出來的。
加納人相信，通過這些奇異的棺材，亡故的人們可以繼續在另一個世界享受生活的精彩。事實上，在異形棺材出現之前，加納人對死亡就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不誇張地說，一個加納人的葬禮上什麼都有，就是沒有淚水和悲傷。
來葬禮上交個朋友
美國紐約的布朗克斯街區，集中了大量的非洲移民。對於身處異鄉的遊子來說，最棒的社交往往取決於某人的死亡。「儘管婚禮、受洗日、 生日都有隆重的儀式，但很少有哪一種儀式超過葬禮。」當34歲的Kojo Ampah不知道周末該如何消遣的時候，他會打電話給圈子裡的朋友們——「嘿，哥們兒，最近哪兒有葬禮？」「除此以外，你很少有機會能免費盡情喝酒了。」
「對加納人而言，一個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開銷不是婚禮，而是葬禮。」美國巴德納學院研究西非文化的人類學教授Brian Larkin說。「人們甚至會為此陷入攀比。」布朗克斯最大規模的葬禮有三百多人參加，持續了整整三天，特地從加納本土進口了花車、足球、獨木舟形狀的棺材。
那些素未謀面的白人鄰居也被熱鬧的場面感染，情不自禁地加入其中。化學家Francis Insaidoo曾經回憶到：剛搬到這個街區時一個人都不認識，但熱鬧的葬禮讓他有了家的歸屬感，他的室友熱衷於參加加納人的葬禮，並且熱情地邀請他一起來參加，「你就當參加盛大派對好了。」他說。
陌生人是葬禮派對的主要成員。葬禮的宣傳早在死者去世前的幾周甚至幾個月前就開始了，只要你留心，廣播，非洲人聚集的餐廳、雜貨鋪和無處不在的傳單上都有詳細的葬禮信息，傳單做得像馬戲團的海報一樣，讓你無法忽略。
尷尬是所有情緒中唯獨不會發生在加納人的葬禮上的一種。「如果你是一個加納人，你會看見10~12個熟人，他們會輪番介紹你認識其他人，在你知道喪主是誰之前，你差不多就算把所有人都認全了。」如果你是一個陌生人，那麼恭喜你，所有加納人都願意和你打個招呼。
參加葬禮的人無需認識喪主和家屬，但為了表示敬意，按照約定俗成的規矩，人們通常應該自覺在舞池裡放50~100美元，當然像Kojo那樣一毛不拔的人也不在少數。這些錢一方面用以幫助喪主將靈柩運回非洲落葉歸根，一方面也充作舉辦葬禮的成本。
有時，一場成功的葬禮能夠收到上千美元。有人甚至會以此作為斂財的手段，他們會四處打聽未曾謀面的親戚的死訊，然後藉機舉辦葬禮，所得收入很少用於家庭，Kojo說自己認識的一名計程車司機已經靠從乘客那裡得知的葬禮訊息賺了六千多美元了。奇怪的是，「人們從來不會非議或嫉妒他們，相反，會覺得因為幫助了他人而獲得了更多的樂趣。」畢竟，誰會跟死人斤斤計較呢？
葬禮通常在晚上十點鐘開始，一開始是相對嚴肅的宗教祝福和儀式，家屬以英語和加納語致辭，午夜時分，舞會開始，殯葬人員才姍姍到來，那時候很多人已經沉醉不知歸處了。為了留下珍貴的影像記錄，葬禮的家屬通常會請六名專業攝影師拍攝葬禮現場，他們每個人都配有一臺筆記本電腦、一臺彩色印表機和一名助手，在現場他們會拍下每個人的精彩瞬間，然後以10～20美元一張的價格出售給參與者。
「可以穿透黑暗的是耳朵而不是眼睛」，在喧囂吵鬧的氣氛中，一個真正的加納死者才能得以安息。
加納人最奢侈的紀念品
一口加納棺材的定價在400美元到2000美元不等，如果請Paa Joe製作一口可以進入博覽會級別的棺材，可能要耗費上萬美元。然而，一個普通加納人一年的薪水也不過一千美元。鼎盛時期，Paa Joe和他的妻子創立的工作室一個月能收到十個訂單，製作周期在10天到6個月不等。
通過網站、媒體等方面的宣傳，Paa Joe讓加納棺材的美名走向了世界。從巴黎蓬皮杜藝術中心，到紐約布魯克林博物館，再到倫敦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Paa Joe製作的棺材都有一席之地，英國導演Benjamin Wigley還為他拍攝了一部電影，片名就叫《Paa Joe & the Lion》。前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前美國總統吉米·卡特和比爾·柯林頓都曾光顧他的棺材鋪，傳說後兩位還悄悄下了訂單。然而，等到歐巴馬執政時，人們卻再也找不到他了。
Paa Joe陷入了窘境。那時候，因為生意不佳，Paa Joe不得不把工作室從阿克拉搬到小鎮Pobiman的路邊。「當我們出國旅行時，西方世界的人們對我們的工作非常尊重，但在加納，人們並不認為這是藝術品，我們只是工期漫長的木匠而已。」
Paa Joe有著50多年製作棺材的經驗。
Paa Joe的每個作 品價值都高達數千英鎊。
即便對死亡有著殷切的期待，加納人也依然不會選擇在家中擺上一口棺材，畢竟不太吉利。因此，人們往往都是拖到最後時刻才找木匠開工。常常有等不及的死者家屬聚眾圍住棺材鋪鬧事的場景出現。
而對於木匠們而言，最大的煩惱卻不在於此，而在於自己付出極大心血、花費很長時間製作的工藝品，卻總被人在一夜之間埋入黃土，永無重見天日之機。為了排解這種鬱悶，當地棺材鋪常組織「棺材製作評獎比賽」，由行會、顧客和參觀者共同評選。曾經有一具獲得頭獎的縫紉機造型的棺材花了30天製作完成，為此死者家屬不得不將屍體存入冷庫等著。
英國雜誌《The Week》的記者Sarah Murray曾在加納定製了一口帝國大廈造型的棺材擺放在家中。「人們通常根據自己生前的事業為自己選購棺材，作為一名記者，給自己定製一口滑鼠造型或電腦造型的棺材未免有些太過悲慘，於是我選擇了我最喜歡的建築——帝國大廈。」
為Sarah製作棺材的是一名普通的木匠，名叫Eric。在他的工作室裡，擺放著可拆卸機翼的加納國際航空公司的飛機模型、放大版的諾基亞手機、一瓶超大的最受當地人喜愛的巨星啤酒、一隻巨大的白雞和一條巨大的紅色熱帶魚。這些棺材都是接受定製的，它們等待油漆幹掉，也等待死者的入住。
定製棺材之前，Eric通常要跟家屬聊上幾句，以此判斷死者的生活和喜好，比如他當時正在製作的梅賽德斯C360就是給一名汽車迷量身定製的，一些部落酋長常常要求製作屬於部落圖騰的動物造型棺材，例如大象和老鷹。
為了確保逼真，Eric連啤酒瓶標籤上的標識和豪華轎車的車牌都不能搞錯。拿到Sarah的訂單時，Eric仔細端詳了半天帝國大廈的照片，謹慎思考後，他給出了「自己可以試試」的答案。畢竟一個人一輩子只死一回，這最後的消費品容不得半點馬虎。
不過，在棺材的材質上，加納人就並沒有那麼考究了。在英美早期棺材是松木製作的，有錢人更願意花大價錢選擇質地更加堅硬的胡桃木。中國人則喜歡用楠木或更考究的水晶石等材質。而加納人的棺材則選擇的是最普通的木材。
這讓一些歐美人士非常頭疼，例如，法國對棺材材質的限制非常嚴格，20世紀六七十年代，加納棺材在歐洲藝術品展上展出後，一位法國詩人因為無福消受加納棺材而備感遺憾，於是特地賦詩一首，題名《我願死在加納》。
這些看似瘋狂、荒誕的流行文化元素消解了死亡帶給人們的恐懼。「人們不再害怕死亡，因為棺材的造型是他們再熟悉不過的事物，這就是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
近年來，加納的葬禮開始流行「棺材舞」，六名（甚至更多）抬著棺材的壯漢一邊抬棺，一邊隨著歡快的音樂搖擺腰身，棺材在他們肩膀上搖搖晃晃。周圍充滿了喧囂的噪音，人們紛紛掏出手機記錄這不同尋常的場景。「死亡是一件值得慶祝的事，不是嗎？」Paa Joe的兒子說。「畢竟這是加納人最奢侈的一件紀念品了。」
打敗死亡恐懼
還喘氣的時候走進棺材是一種什麼體驗？在定製棺材後六個月，Sarah Murray在紐約的家中收到了來自加納的包裹——一個散發著濃重油漆味的閃閃發亮的微縮版帝國大廈棺材矗立在她面前。
2010年，在一家英國畫廊展出的棺材作品。圖/CFP
儘管棺材造型討巧，精緻可愛，但整個房間裡卻始終籠罩著一層與死亡有關的陰霾。「哪個活人會隨便到棺材裡躺一躺？」更何況有一種叫做活埋恐懼症（taphephobia）的心理疾病潛伏在人們脆弱的神經當中。
這是一種心理恐懼症，源於擔心被活埋的恐懼，最早出現在古代傳染病流行的巔峰時期。許多名人在彌留之際，都曾飽受該病痛的折磨。
美國總統喬治·華盛頓在1799年死亡之前，堅持要等他咽氣後三天再埋，以確保他「真的」死了。而偉大的波蘭鋼琴家、作曲家弗雷德裡克·蕭邦的做法就更為極端，他曾在生前表達過對活埋的恐懼。1849年，他在彌留之際對姐姐說：埋在土中會令我窒息，我寧願被開腸破肚也不想被人活埋。於是，遵照蕭邦的遺願，在死後他的心臟被取出，裝進一罐白蘭地裡，存放于波蘭一座教堂的柱子裡。
埃德加·愛倫·坡曾在短篇小說《過早的埋葬》裡詳細描述了活埋帶來的恐怖。「肺部的壓迫不堪忍受，泥土的潮溼令人窒息，裹屍布纏繞著身體，棺材逼仄，緊緊包圍著自己，夜晚的絕對黑暗，深海般的寂靜覆蓋下來，蟲豸雖說看不見，卻能感受到，它們徵服了一切——加上還會想起頭上的空氣和青草；憶起好朋友，想著他們一旦得知我們的厄運便會飛身前來相救，可又意識到他們不可能獲悉這一點，令我們對命運絕望的，唯有真正的死亡。
」「真正的悲慘——終極的悲慘——是獨特的，而不是普遍的。可怕、終極的痛苦總是由個體來承擔，而不是由群體來承受——讓我們為此感謝仁慈的上帝吧！」
因為這種種的對活埋的恐懼，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形成了一個約定俗成的習俗，在墓碑上掛一個鐘罩，鈴鐺通過繩索或鏈條與埋葬的棺材相連，系在死者的手上，可以拉扯。如果真的不湊巧發生活埋情況，棺木裡的人可以通過拉扯繩索呼救，告知外面的親友將自己挖出。
帶著這種種的遐想，Sarah Murray最終還是沒能像加納人一樣豁達，她決定邀請一位好友「見證」自己的入棺體驗，並在此之前吃了一頓豐盛的「最後的晚餐」。「當我把自己關進去的時候，我發現棺材的契合度非常緊密。頭和腳剛剛好頂在棺材的兩端，不至於搖晃。那時，我真高興我的朋友就站在棺材外面。儘管我最終很高興離開棺材，但進入棺材本身並不像我預期的那麼糟糕。」畢竟，已知擁有一塊屬於自己的華麗棺冢，要好過不知埋葬於何方。「只是不能再胖了，棺材做得像禮服一樣合身。難怪他們都要等最後時刻再訂製棺材。」
加納的一家棺材鋪。攝影/劉冰
工匠正在製作棺材。攝影/劉冰
在過去的許多年間，死去的人被埋在形形色色的物品當中，籃子、罐子、陶器、動物皮、獨木樹的樹幹，甚至整套盔甲都可能成為一個人最後的歸宿。而棺材本身也不僅僅用於埋葬，更多地承擔了運輸和儲藏功能。
17世紀的英格蘭，一個教區通常只有一口棺材，被不同的死者家屬們借來借去，在葬禮期間收容屍體。此外，幾個世紀以來，對普通人而言墳墓只是一個臨時住所，最終骨頭會被挖出來，放到骨灰盒，收納到殯儀館當中。因此，相比而言，加納人棺材之豪華，葬禮之精彩，著實讓死後世界裡的其他亡靈好生羨慕了。
面對永別
近年來，加納的棺材市場發展相當迅速，一整條街都是琳琅滿目的棺材的場面並不罕見，以製作棺材聞名的小鎮泰西（Teshie）甚至被冠以「棺材之鄉」的「美名」。然而，蓬勃的發展態勢也遭到了當地基督教教會的質疑：一些牧師認為這些華麗的棺材是「非基督徒」的。
一場合格的基督教葬禮的核心一定是「神」，而非「人」。虔誠的基督徒相信生命是神賜予的，人人皆有一死，所應期盼的應該是在天國永生，因此，「葬禮上應當節哀順變，不可過分憂傷而傷害身心，但也不可在喪宅嘻笑」。還有一條最基本的，「不可在喪禮中高舉包括死者在內的任何人的照片，把神當做點綴品，那樣就不是基督徒的葬禮」。
在加納有71％的人信仰基督教，18％的穆斯林，5％信仰本土宗教，還有6％的人信仰其他宗教或無宗教信仰。加納曾將宗教自由寫入憲法，成為一項不可剝奪的權利。在聯合國2012年的一份關於國際宗教自由的報告中特意提到：「總的來說，加納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尊重。」
在加納本國，特色棺材文化首先興起於加族（Gas），而加族只是加納100個種族中的一個。這種棺材文化的生命力究竟有多長，還需要等待時間的檢驗。然而不論如何，種種質疑也無法阻攔加納人對異形棺材的熱情。事實上，死亡本身也是一種自由，加納人用自己的方式不斷衝破藩籬，尋找著對靈魂和生命的尊重。
加納棺材的形式和精神也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區悄悄蔓延。新加坡一個非營利性的組織曾經推出了「快樂棺材」，用一系列詼諧風趣的明亮棺木，代替沉重的傳統棺木，目的是為了令人感覺死亡沒有那麼嚇人。作為人生的最後一筆消費，這樣的棺木既可以讓永眠的空間獨一無二，又能讓人印象深刻。可謂一舉多得。
幾年前，中國藝術家劉冰帶著對自由的探索來到了加納。行走在加納的街頭，她不僅被絢麗的加納棺材和喧鬧的加納葬禮儀式深深打動，更著迷於加納人對生活百分之百的熱情。「面對親人永遠的離去，他們不是不懂得悲傷。而是悲傷也沒有辦法，面對永別，與其淚流成河，不如把這最後一程變得熱熱鬧鬧，死亡即是新生，那麼新生自然是要歡慶的了。」她說。
通過畫筆，她將這奇異又合乎情理的場面記錄下來。希望將加納人這種看透了生死的生命智慧傳遞給更多的人，「以樂觀豁達的態度去面對人世間既痛苦的事情。」能夠承受住死亡，還有什麼是難以承受的呢？或許這就是加納人幸福的秘訣。
如果是你，會給自己定製一口什麼樣的棺材呢？
值班編輯：萬霽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