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四川）自由貿易試驗區
賈根良
賈根良新著《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新戰略與政策選擇》
今年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並指出這一新發展格局是重塑我國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抉擇。
如何理解新發展格局上升為戰略抉擇？西部城市如何在雙循環格局中「高水平開放」？日前，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就這些問題採訪了中國人民大學特聘教授賈根良。
今年8月，賈根良教授的新著《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新戰略與政策選擇》一經出版即受到熱捧。該書深入反思了我國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的弊端，揭示了我國經濟領域中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的根源，闡明了「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基本原理和實施機制，提出並詳盡論述了一系列密切關聯、自成體系的政策建議。
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及其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的嚴重缺陷說明，我國必須「主動地」進行轉型，這種戰略大轉型決非一種被動的權宜之計。
何謂高質量發展？注重產業發展中的高附加值環節、價值鏈高端、核心技術和關鍵零部件就是高質量發展。
西部大開發「擴大高水平開放」就是要在「新絲綢之路經濟帶」上建立「好的貿易」和「高質量貿易」。
戰略大轉型
決非被動的權宜之計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是我國近年來一次重大的經濟戰略調整，這次調整除了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之類「黑天鵝事件」外，還有沒有一些較長期的國際國內經濟形勢重大變化的因素？為什麼新發展格局能上升為「戰略抉擇」？
賈根良：確實，新冠肺炎疫情導致了我國外貿大幅度下降，這是提出「國內大循環為主」戰略主張的直接原因。疫情使人們認識到本國供應鏈完整的重要性，疫情過後各國更加關注內需和本國生產，保護主義將更加嚴重，對未來的這種預期也是中央提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直接原因。
很明顯，相對於新冠疫情這種「黑天鵝事件」，中美貿易摩擦、美國一直在推動的「中美經濟脫鉤」以及美國聯合別國圍堵以5G為代表的中國高科技產品，則是更加具有基礎性和結構性的因素。
正是美國對來自中國產品的保護主義和切斷對我國企業的核心技術、關鍵零部件供應，使我國不得不更加依靠內需和獨立自主的力量研發核心技術，改變廉價和低端工業製成品出口過於龐大的不合理經濟結構，通過國內各產業部門之間相互提供需求的國內大循環，應對「中美經濟脫鉤」和美國及其盟國對中國圍堵的大變局。我們遇到的很多問題是中長期的，要有打持久戰的準備。
事實上，除了國際國內經濟形勢重大變化的直接原因，這種戰略大轉型也是經濟發展模式自身內在變革的規律性要求。
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及其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的嚴重缺陷說明，我國必須「主動地」進行轉型，這種戰略大轉型決非一種被動的權宜之計。
正如我在新著《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新戰略與政策選擇》一書中指出的，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從「外循環為主」轉向「內循環為主」就已經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變革的內在規律性要求和戰略抉擇，中美經濟戰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只不過是凸顯了這種戰略大轉型的迫切性而已。從世界經濟史來看，一個出口導向型經濟在經歷了一段高速經濟增長時期之後，如果要鞏固此前的發展成果，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都要毫無例外地經歷一個國內市場寬廣開發和內需經濟持續升級的階段，目前的中國正處於這種歷史大轉折的關鍵時刻。
中西部大開發
是國內大循環的三大引擎之一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在國內市場寬廣開發和內需經濟持續升級的問題上，您在《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新戰略與政策選擇》一書的第一章提出，國內大循環要以工人和農民的收入增長、開發中西部和振興高質量生產活動為三大引擎。工業中心要向中西部轉移，實行專業化區域分工。工業中心為什麼要向中西部轉移？
賈根良：在這一章中，我分析了東部沿海省份特別是廣東、江浙地區如何通過國際大循環發展戰略虹吸中西部的資金、人才和資源，拉大了沿海與內地之間的收入差距，抑制了中西部的城市化，加劇了地區之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這種「馬太效應」使得西部大開發戰略無法充分地發揮作用。
縱觀世界經濟史，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深刻變革都是由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巨變所引發，並向其原先戰略的對立面所轉化，目前的世界經濟正處於這種轉變的早期階段。世界經濟史中的經驗和教訓給我們提供了借鑑。
例如，美國在1815年之後經歷了從國際大循環到國內大循環的艱難轉型，直到美國南北戰爭之後，阻礙國內大循環的嚴重障礙才被解除，「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格局才最終形成。由於推行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美國在30年的時間內不僅崛起為世界第一工農業強國，而且還引發了國內區域經濟和工業布局的重大變化。就像美國歷史上在拋棄出口導向型經濟並在美國內戰後狂飆突進的工業化過程所展現的那樣，工業中心向中西部轉移是歷史的必然，我國只有拋棄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西部大開發戰略才能得到真正的展開，我們才能加快我國的工業化進程。
適合條件的新建工業
應向「胡煥庸線」的中西南部轉移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具體到我國經濟現實，為什麼中西部大開發是國內大循環的三大引擎之一？如何理解「工業中心向中西部轉移」？
賈根良：這主要從地理空間考慮。首先，在「國內國際雙循環、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格局之下，我國東部地區的經濟增長就主要由中西部地區市場作為引擎了，反之亦然，東部和中西部之間通過發展區際分工和區際貿易可以相互提供市場。
其次，這是在地理空間上針對國際經濟一體化而言的，正如我在《國內大循環》一書中指出的，由於推行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我國的國際經濟一體化程度遠高於國內經濟一體化。但歷史經驗說明，對發展中大國來說，國內經濟一體化比國際經濟一體化不曉得要重要多少倍，開發中西部作為內部經濟循環的三大引擎之一，「是發展國內多樣化分工並推動國內經濟一體化在空間上縱深發展的根本途徑。」
我提出「工業中心向中西部轉移」主要是基於產業布局的合理性、城鄉統籌、工農業協同發展以及工業與農業比鄰而居的「綠色工業區」等諸多因素提出的。「工業中心向中西部轉移」並非指東部沿海地區的工業向中西部遷移，而是指高度集中在沿海地區的工業中心適度向西移動，並將適合中西部資源和地理條件的新建工業向「胡煥庸線」的中西南部布局。
「胡煥庸線」是我國人口和生態的一條重要分界線，人們一般據此將國土劃分為東南和西北兩個半壁。但由於「胡煥庸線」將西部12個省份一分為二，新疆、西藏、寧夏、甘肅、青海、內蒙古6個省份完全或大部分落在線的左側，成為西北半壁；而四川、重慶、貴州、雲南、廣西、陝西6個省份全部或大部分處在線的右側，與中部省份共同組成了中西南部，我們可以將傳統上的「東南」半壁再劃分為東南和中西南部，這樣，「胡煥庸線」就將國土劃分為了東南、中西南部和西北半壁三大經濟區。由於西北半壁生態環境脆弱，在西線調水工程沒有完成之前，總體上應該以生態恢復和保護為主體功能，因此，我國應該將適合中西部資源和地理條件的新建工業向「胡煥庸線」的中西南部轉移。
堅持推動高質量發展
是西部城市最大的歷史機遇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西部大開發已走過20年。今年5月，國務院出臺了《關於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的指導意見》，提出要堅持新發展理念，堅持推動高質量發展，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深化市場化改革，擴大高水平開放。這樣的定位及要求，與20年前有哪些不同？西部城市有哪些機遇？
賈根良：在我看來，經過20年的西部大開發，我國西部地區已經奠定了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基礎。因此，在中央提出國內大循環和國內國際雙循環這種新戰略後，我們應該對過去20年指導西部大開發的理論思維進行反思，這是認識您提出的「西部城市有哪些機遇」的基礎。在此，我只談一談西部大開發如何「堅持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問題。
在國務院新近對西部大開發的定位與要求中，與20年前提出的「西部大開發」相比較，「堅持推動高質量發展」是最大的不同。何謂高質量發展？注重產業發展中的高附加值環節、價值鏈高端、核心技術和關鍵零部件就是高質量發展。例如，西部地區是資源和能源豐富的地區，但在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思想指導下，我國西部的資源在當地加工的比例急劇下降，大量被運到東南沿海進行深加工，西部地區由此陷入了「資源詛咒」的陷阱。
針對這種狀況，我曾經寫文章指出，西部地區只有在當地對資源和能源進行深加工，建立價值鏈高端，使高科技的收益留在當地，它才能夠真正實現產業升級；西部地區甚至可以在以能源和資源為基礎的第六次技術革命浪潮中一馬當先，建立全國先進的高科技基地，改變其產業的價值鏈高端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這種不合理的產業布局，西部與東部沿海地區的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局面才能從根本上得到改觀。
當然，西部地區的高質量發展並不局限於資源和能源產業。我認為，「堅持推動高質量發展」是西部城市在國內大循環中最大的歷史機遇。
成渝應成為
「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龍頭和增長極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不同於蘇州等外貿依存度極高的城市，成都等城市的外向型經濟還在「補課」，是否也有必要轉回國內市場？西部地區的大城市在雙循環的國際循環中應該發揮什麼作用？
賈根良：蘇州等外貿依存度極高的城市目前遭遇的困難說明了過度依賴國外市場的高風險，這是國際大循環為主的產物，西部地區對外開放中應該引以為戒。成都等西部城市當然也要以國內大循環為主，但由於中國向西、陸路開放的「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仍處於初級階段，所以其對外貿易程度仍有較大的擴展空間，特別是雲南、貴州和廣西要加大對南亞國家的開放力度，但關鍵問題不是貿易的數量而是質量，這就涉及「擴大高水平開放」的問題。
在對外經貿關係上，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說明，出口價值鏈中高端產品並進口價值鏈中低端產品，是「好的貿易」、「高質量貿易」或「高水平開放」，反之，則是「壞的貿易」、「低質量貿易」或「低水平開放」。因此，西部大開發「擴大高水平開放」就是要在「新絲綢之路經濟帶」上建立「好的貿易」和「高質量貿易」。這就是我為什麼說西部地區的中心城市——不只是成都和重慶，而且還包括雲南、貴州和廣西的中心城市——應該建設成核心技術國際創新中心的原因，它不僅是西部高質量大開發的增長極，而且也是「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龍頭和增長極。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
鍾茜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