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樹的小說藝術複雜而多元。有的學者認為，他是一位美國流行文化影響下的作家，還有人認為他的小說具有較濃的小資意識，具有後現代文化的種種特徵。村上創作的深刻性、複雜性和多元性正是說明了其價值所在，研究者應該以理性審思的態度和寬闊的眼光來審視其文學創作。既要看到其戲仿、幽默的元素，又要看到其追求真理、渴望光明和祈盼自由的內在精神。
首先，村上小說之所以成為研究者的關注焦點，成為大量讀者熱愛的對象，跟他的小說與當下的時代性緊密契合有很大的關係，而這也是在其深深喜愛的美國流行文化的影響下形成的，筆者把這種特點概括為「大眾性」。其次，村上的小說創作具有浪漫主義的精神品格，具有嚴肅文學的道德智慧和可敬的意識，他對存在荒誕性的審美體驗，他對「真我」或「我自己」的拷問與質疑，其文學世界中的幻覺和奇想、措辭和隱喻都顯示了他創造力的豐富性，這恰好反映了村上小說的存在主義的特色。第三，一些研究者常常忽視或者低估他文學視角中深刻的認知力量，這種崇高的悲情實際上遠離了任何歷史的語境，而具有美國文學中「黑色之力」的精神氣質。儘管有時運用的文學典故和具體內容不同，「悲劇意識」在村上春樹小說創作中卻是一以貫之的。在總體分析村上小說創作與美國文學的視域融合方面，筆者將從如上三個角度來予以展開。
對村上春樹小說創作進行研究，不能不談到美國流行文化對其耳濡目染式的薰陶和影響。他是在戰後美國駐軍文化以及好萊塢電影影響下長大的，以他本國的精神資源來說，村上自己就坦言基本上沒有讀過日本現代文學作家的作品，少年時是對歐洲作家情有獨鍾，青年以後則對美國的一些作家深為推崇。1992 年，村上在一次訪談中說道：
那時（20 世紀六十年代），美國文化是如此的充滿活力，它的音樂、電視節目、汽車和時裝，所有的東西都影響著我。這並不意味著日本人崇拜美國，這僅僅意味著我們熱愛那種文化。那時的美國文化是如此光輝燦爛，以至於有時像一個奇幻的世界，我們喜愛那種夢幻般的世界，那時只有美國才負擔得起那片幻境。我那時十三、四歲，家裡的獨子。一個人在家時，我就聽美國的爵士樂和搖滾，看美國電視節目，讀美國小說……他們（美國作家）在我房間的牆上為我提供了一扇小窗，透過這扇窗，我可以看到異域的風光，一個奇幻的世界。
他所生活的社會充斥著各種各樣的商品，即使想要逃避商品的大潮，也註定是不可能的。村上的小說主人公們聽著美國的音樂，讀著託馬斯·艾略特的《荒原》，或者讀著菲茨傑拉德、福克納的小說，穿著牛仔褲，吃的是漢堡包和比薩等等，這些都打上了大眾文化時代的烙印。就拿村上小說的結構性組成來說，其名作《挪威的森林》講述的是一個令少男少女痴狂的三角戀愛故事，圍繞著這個故事的是音樂美酒、青春性愛、發瘋與追求、浪漫與唯美的個性特徵等等。雖然敘述方式和敘述語調有著某種「實驗性」的表徵，但其實卻並沒有真正足以構成理解屏障的艱澀，反而具有平和耐讀的特色。
沃利·格裡尼認為：「不管是村上春樹、村上龍（Murakami Ryu）還是其他東西方同時代的作家，大眾文化構成一個框架，在此框架裡，我們可以在這後現代的、以消費為中心的社會中，實現自我身份認同。」大眾文化具有國際性和消費性的特徵，小說的審美形態以及感受方式都反映了大眾文化時代的特徵，村上春樹能夠作為「都市文學」的代表被人們所追捧，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文化現象，對於這個現象可以做多種角度的闡釋，但是其小說審美中具有大眾性品格也是一個不可無視的原因。具體來說，村上春樹小說的大眾性品格可以從以下幾方面把握：
「大眾快感」
丹尼爾·貝爾認為,在消費社會中：「它強調花費和物質擁有，這毀壞了強調節約、簡樸、自製和自我克制衝動的傳統價值體系」。他總結了使大眾消費成為可能的三項社會變革：「產品在流水線上大量生產；市場的發展讓確定不同的購買群體和刺激消費欲望的手段合理化；分期付款購物的普及……總而言之，大眾消費意味著在生活方式這一重要領域，人們接受了社會變革和個人改變，這給了那些將在文化和生產中進行創新並領導潮流的人以合法地位。」
在大眾文化興盛的時代語境下，物質極為繁盛，但是生活中的人們往往空虛、無聊、乏味、外在的富有無法掩蓋心靈的貧困。這在村上的筆下也有文本的體現，「我們生活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浪費是最大的美德。政治家稱之為擴大內需，我輩稱之為揮霍浪費，無非想法不同。不過同也罷、不同也罷，反正我們所處的社會就是如此。」村上小說能夠獲得人們精神上的共振以及情感上的共鳴，和這種時代的悒鬱和心靈的貧乏有著直接的關係。某種意義上來講，村上的小說給人們帶來了約翰·費斯克所言的大眾快感：
大眾文本必須提供大眾意義與大眾快感。大眾意義從文本與日常生活之間的相關性中建構出來，大眾快感則來自人們創造意義的生產過程，來自生產這些意義的力量。如果只接受現成的意義，無論這些意義多麼關鍵，也沒有什麼快感可言。快感來自於利用資源創造意義的力量和過程，也來自於一種感覺：這些意義是我們的，對抗著他們的。大眾快感必定是被壓迫者的快感，這種快感必定包含著對抗、逃避、中傷、冒犯性、粗俗、抵抗等因素。
村上的小說就像是一個奇異的迷宮，讓我們的思想和感情跟著主人公去冒險、旅遊、去體驗人生、感受世界，滿足了青少年群體的閱讀趣味和文化消費欲望，獲得了他們高度的讚揚和推崇。這些青年生活環境優越，往往以自我為中心，崇尚享樂，玩世不恭，我行我素，對政治也漠不關心，一副滿不在乎的生活姿態。另外，他們接受新鮮事物具有感受性強而且思想空前活躍等特點，對具有原創性和想像力的事物充滿了好奇和追逐，對文學不再探求其深刻的意義，只願意在被動的領悟中感受其中的精彩之處，特別是崇尚自己的感覺和心境，以此來追求獨特氛圍的文學文本。而村上小說的趣味性和天馬行空一般的想像力正好契合了這種精神訴求，帶給了他們審美體驗以及閱讀上的快感。
村上的作品切近大眾生活，滿足了大眾社會中人們的期待視野和價值訴求，反映了中產階級的喜怒哀樂，受到了人們的歡迎，使讀者感受到了「泛音」的魅力。在與柴田元幸的對談中，村上談到了小說的意義：「說得極端點，對於小說而言，所謂的意義並非那麼重要。毋寧說重要的在於意義與意義如何相互呼應。它就近似於音樂中的『泛音』，……美妙的故事能夠滲透人的心靈，並牢牢地存留在那裡……」自 1979 年發表的《且聽風吟》以來，村上創造了出版界的神話，村上的作品表達了生活在現代化和大眾文化夾擊中的人們無奈而莫名悒鬱的共性感覺和公共情感。
作品中表達的非理性的觀念以及尋求被恢復的人性價值傾向，和大眾社會中存在的反秩序、反權威、反體制的精神動向不謀而合。村上很好地描摹出身處都市被巨大的建築群所淹沒的個體那種無機化的感覺，人的被物化、被符號化的特色，可以說是發達國家中無法掩蓋的事實，體現著對個體獨特性的否定以及不信任，村上春樹在作品中經常用各種數字給主人公命名，更是具有反叛和顛覆的文本特色。
「過度性」和「淺白性」
費斯克談到大眾文化中文本的「過度性」和「淺白性」特色，實際上在村上的小說中也大致存在：
這兩種特徵提供了創造大眾文化的豐富和肥沃的資源。過度性指的是意義掙脫控制，掙脫意識形態規範的控制或是任何特定文本的要求。過度是語義的泛濫，過度的符號所表演的是主流意識形態，然後卻超出並且擺脫它，留下過度的意義來逃脫意識形態的操控，這些意義也可以被自由地用來抵抗或逃避主流意識形態的控制。言情小說裡女主角過度地犧牲，她因男主角而遭受的被誇大的痛苦，大大超出了父權制社會中女性正常的犧牲和受苦程度。
那些被過度超出的規範因此失去了其隱形性，失去了它們作為自然而然的常識的狀態，從而被帶入開放的議程中。過度包含戲仿的因素，戲仿使我們能夠嘲笑常規，逃脫意識形態的侵襲，從而使傳統規範自相矛盾。
村上的小說被譽為「新都市小說」，但是他對都市文化無疑持批判態度，他認為消費的生活總有一天會崩潰消失。他的小說的「過度性」特徵表現為以抽象的筆觸勾勒出淹沒於消費社會中的扭曲的人性、墮落的靈魂，荒謬的藝術實體旨在召喚人們脫離這個迷離的世界。像《且聽風吟》就具有反諷的特色。小說以鬆散的結構講了個陌生化的故事。「我」21 歲那年暑假返鄉，與朋友「鼠」一起喝酒，聽爵士音樂，有一天朋友沒來，「我」邂逅一位喝醉的少女。為了防治她出意外，「我」伴隨了她一夜，第二天她醒來發現自己赤裸著身體，隨即對我產生誤會。後來誤會消解，兩人之間開始交往，並深得女孩子的信任，向他傾訴內心的痛苦與惆悵。在故事的敘述中穿插「我」的回憶。
後來假期結束「我」回城，故事也就結束。在這樣一個消費社會裡，人與人之間既渴望溝通交流又害怕心靈的過渡親密，女孩經常用酒精麻痺自己，使自己暴露在危險之中，可是醒來後卻對幫助自己的人充滿懷疑和提防，故事反映出在這個社會中人們頹廢和消沉的思想。在《且聽風吟》中，「我」還回憶了以前同三個女孩睡過覺，第一個是高中同學，並且「深信互相愛著對方」。可是諷刺的是畢業後就分道揚鑣，並且「理由已經忘記了——是那種可以忘記的理由」。第二個是地鐵站邂逅的嬉皮士女孩，和「我」同居一周後突然離去，只留下了紙條，上面寫著「討厭的傢伙」。第三個女友吊死在雜樹林裡，原因不詳。在這樣的一個社會裡，人的命運如浮萍般無法掌控。在《尋羊冒險記》中，作者也表達出對消費的理解，「世上就是存在如此類型的錢款——拿在手上來氣，花的時候晦氣，花光時自己生自己的氣，於是又想花錢，但是那時已無錢可花。無可救藥。」
另外，在村上的小說中，包括唱片、作家、導演、音樂家、電影以及大量的商品名稱，以「淺白性」的方式提供了大眾生活的風情畫卷。村上的語言具有很強的易讀性，村上說：「……我真的想儘可能降低小說的門檻去寫作，但並不因此而在品質上打折扣。這是我從一開始就想做的事情。」有評論者指出，「在村上春樹的小說中提及和引用的典故很多，但是他是把那些作為一個不同的文化遺產來處理的，即大眾文化，同時他消解了高雅和庸俗之間的差別」。在他的作品中我們隨處可見「高雅」文化的影子。以《1973 年的彈子球》為例，作者在文中四次提起到了康德及其作品：
言之有理。我脫去衣服，拿起《純粹理性批判》和一盒煙鑽進被窩。毛巾被有一點太陽味兒。康德依然那麼出類拔萃，香菸卻有一股用煤氣爐點燃報紙卷的味道。 我放棄思考，拿起枕邊的康德著作時，書裡掉出一個紙條，雙胞胎的，寫道去高爾夫球場玩耍。 「哲學的義務」，我搬出康德，「在於消除因誤解產生的幻想……配電盤喲，在水庫底安息吧!」 我懷抱一堆亂了順序的卡片，一籌莫展。我恨不得立即返回宿舍，一頭鑽進浴室，而後喝啤酒，拿著香菸和康德縮進溫暖的被窩。
在這裡，康德並不是作為「高雅」文化的代名詞，也不是嚴肅的學術意義上的引用，而是和日常生活瑣事並置在一起，作為一種文化消費商品出現。
村上小說裡具有無法消隱的美國文化因子。他的小說具有濃鬱的「異國風情」，不是田園牧歌式的中世紀異域風情的描述，而是美國文化的濃縮。蘇特貝卡認為，「外國（主要是美國）大眾文化在村上春樹的小說中是一種強有力的社會責任的武器，這種文化並不具威脅性，容易消化，同時又足夠陌生疏離化，可以使讀者能夠和自己原來的文化保持距離感。……村上春樹既沒有在作品中以現實主義的方式展現西方的影響，也沒有把它描繪成為危險或者腐敗的，相反，他裡尼也總結出美國文化對村上創作的意義：「在村上春樹的小說中，美國文化或者是被不加評論的接受，或者至多是展現了一個不包含地理政治複雜因素的奇幻世界。」
村上的作品中飄揚著爵士音樂和西洋老歌，其筆下的人物們聽美國的爵士音樂，讀美國的文學作品，像菲茨傑拉德、庫特·馮尼哥特、雷蒙德·卡弗是他們尤為喜愛的作家，而《了不起的蓋茨比》則是他們百讀不厭手不釋卷的小說。
村上春樹小說具有濃鬱的庶民性，這一點和美國現代小說中具有大致的共性，而這也是大眾文化所決定的。在《挪威的森林》中他借主人公綠子的話來予以表達：「是的，我腦袋是不好使，普通小民嘛！可支撐這世界的不就是小民嗎？被剝削的不也是小民嗎？口口聲聲兜售一大堆小民們不知所云的話，那算什麼革命，算什麼社會變革！」提到村上春樹與美國文學的關係時，黑古一夫認為重要的是應關注村上春樹對美國的態度，因為他沒有上一代人對美國的「從屬」意識或者「仰慕之情」，反而視美國為日本的一個發達工業國家的夥伴國，對於兩國的共通之處抱有共鳴。在這位前輩學者看來，能夠異常輕鬆翻譯美國現代文學的從容心態，這才是村上春樹與美國文學之間關係的最為典型的寫照。
總而言之，村上小說的大眾性特徵，是建立在戰後日本社會變化基礎上的日本經濟崛起，在文化上的反映。由於日美之間的特殊關係，日本的大眾文化藉助著國際化潮流，又吸納了美國文化的因子。村上春樹的創作則是其中一個非常特殊和重要的個案，是我們了解日本大眾文化和美國大眾文化關係的窗口所在。村上的小說以其流行性、商業性、消費性、庶民性和傳播性特徵，打上了大眾性的精神品格，這是一個重要的審美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