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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切斯特電 - 蓋爾·埃文斯（Gail Evans）和瑪爾塔·拉莫斯（Marta Ramos）有一個共同點：她們各自都曾為美國最具創造性、最賺錢以及實現了全方位成功的大公司打掃辦公室。
1980 年代初，埃文斯曾在羅切斯特伊士曼柯達公司（Eastman Kodak）園區 326 號大樓當一名清潔工。而拉莫斯則在今天打掃著蘋果公司（Apple）位於加州庫比蒂諾的總部大樓。
她們的工作年代前後相差 35 年，而在這 35 年裡，全美國的公司都對一個新的管理理念趨之如鶩，那就是關注核心競爭力，將非核心事務外包。這種方式讓公司更加靈活，更為高效，也為股東帶來了巨大的利潤。不過它也加劇了貧富差距，因而也解釋了為什麼在表面非常健康的經濟環境中，很多藍領美國人的生活反而更加艱辛。
瑪爾塔·拉莫斯（左）是蘋果公司總部的一名清潔工。1980 年代，蓋爾·埃文斯（右）曾在柯達公司做過同樣的工作。圖片版權：Jason Henry /The New York Times；Tony Luong /The New York Times
拉莫斯在蘋果公司做清潔工的時薪為 16.60 美元，而埃文斯 35 年前的時薪加上通脹的影響也基本是這個水平。不過她們的相似之處也就到此為止了。
埃文斯當時是柯達公司的全職員工，每年有 4 周以上的帶薪休假，可報銷業餘時間參加繼續教育的部分學費，每年 3 月會領到一筆獎金。後來她打掃的大樓被封停，公司便把她轉到了另一個工作崗位：膠片剪輯。
拉莫斯是蘋果公司僱傭的外包公司的職員，該公司負責蘋果公司辦公設施的清潔工作。她已經很多年沒有休過假了，因為休假就沒有薪水，而她浪費不起這點錢。重返學校也同樣可望而不可即。當然，這份工作沒有獎金，而轉到蘋果公司裡其他工作崗位的可能性是一點都沒有。
然而她們兩人經歷的最大不同之處，在於她們所創造的機會上。柯達公司的一名經理了解到埃文斯做清潔工作之餘還上了計算機課程，這讓她可以教授其他員工使用電子製表軟體跟蹤庫存。而當 1987 年她最終完成學業後，公司又將她提拔到信息技術專業崗位工作。
又過了不到 10 年，埃文斯成為了全公司的首席技術官。後來她轉戰其他頂級公司擔任高級主管，職業生涯經歷了長足的發展。而拉莫斯能夠看到的唯一晉升機會就是成為團隊領班，監督其他幾個清潔工，每小時多掙個 50 美分。
她們都擦了很長時間的地板。區別在於，對拉莫斯而言，這份工作也是她的天花板。
1987 年的柯達 vs. 2017 年的蘋果
左圖：位於加州庫比蒂諾的蘋果公司總部；右圖：位於羅切斯特的柯達大廈。 圖片版權：Justin Sullivan/Getty Images（左圖）；Nathaniel Brooks/The New York Times（右圖）
伊士曼柯達公司是 20 世紀的科技巨頭之一，其膠捲、攝像機和其他產品在當時的市場上佔據統治地位。在為創始人帶來驚人財富的同時，它還造就了上萬名拿巨額薪水的高管、工程師和其他白領技術人員。而今天的蘋果公司和它如出一轍。
不過與蘋果公司不同的是，柯達還創造了數萬個藍領崗位，而這為其所在的羅切斯特市培育了兩代富庶的中產階級。哈佛大學（The Harvard University）經濟學家拉裡·薩默斯（Larry Summers）經常引用這個對比，認為它能解釋為什麼貧富差距會擴大，社會流動速度會放緩。
薩默斯在 2014 年曾寫道：「思考一下為攝影技術帶來根本性創新的先驅喬治·伊士曼（George Eastman）和史蒂夫·賈伯斯（Steve Jobs）之間的區別。伊士曼的個人創新和在全柯達公司推廣的創新舉措，為羅切斯特培育了幾代富庶的中產階級，而賈伯斯的創新所帶來的影響則不能與前者相提並論。」
埃文斯的晉升之路並不常見：即便是美國戰後工業全盛時期，也很少有底層工人能一路做到大公司的高級主管。不過在柯達和類似公司的發展黃金時期，確實有數萬名機器操作員、倉庫工人、助理文員等享受到了穩定的工作和良好的福利，而在今天，這種情況則少之又少。
當初蘋果公司為建造新總部大樓尋求批准時，它的諮詢顧問預計，蘋果的職員總數將達到 2.34 萬人，人均薪水可以輕鬆達到 6 位數。30 年前，柯達公司在羅切斯特僱傭了約 6 萬人，全公司的平均薪水和福利放到今天，相當於一年 7.9 萬美元。
當今矽谷科技巨頭之所以能夠實現超乎人們想像的巨大成功，它們的股票之所以受到投資人的追捧，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它們能夠在員工人數相對較少的情況下，創造巨額收入和利潤。
蘋果公司、Alphabet（Google 的母公司）和 Facebook 三家公司加起來，去年的總收入為 3330 億美元，而它們在全世界的員工總數為 20.5 萬人。1993 年，當時美國東北部最成功的三家科技導向型公司柯達、IBM 和 AT&T 的員工總數是上述的 3 倍以上，達到了 67.5 萬人，而創造的總收入經調整通脹後，只有上述數字的 73%。
根據美國發展政策研究所（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的麥可·曼德爾（Michael Mandel）的計算，當前最有價值的 10 大科技公司共有 150 萬名僱員，相比之下，1979 年，最大的 10 家製造業公司則總共有 220 萬名僱員。不過曼德爾指出，現在科技公司創造就業機會的速度比製造業公司快得多，後者花了數十年才達到那個水平。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那些製造業公司的很多專業性工作在今天還能找到差不多對等的就業崗位，比如負責制定公司戰略、研發實驗性技術和策劃市場推廣的高薪職位，在今時與往日都相差無多。
但是二十多年前，大公司通常會直接招聘職員來安裝產品、搬運倉庫的商品、守衛公司安全和將產品運送到消費者手中。
從一定程度上講，在軟體發揮巨大作用的當今時代，越來越少公司會用到這類工人。讓 iPhone 照相機實現有效運轉的代碼編輯好之後，即刻就可以發送到全世界。而在過去，人們要先生產膠捲，然後再把膠捲運送到全世界。而且現在的公司面臨更殘酷的全球性競爭，如果它們的工作團隊人員冗雜，那它們很可能會輸給人力精簡的競爭對手。
不過大公司已經對工作團隊進行了分流，將產品生產流程中的大部分工作外包給了其他通過壓價彼此競爭的公司。這裡說的工作崗位不光有清潔工和保安。在矽谷，負責測試運營系統漏洞、審核社交媒體上的帖子是否違反指導方針，以及瀏覽上萬份求職申請的工作人員，都不太可能直接從他們最終效力的公司領取薪水。
蘋果等公司只是用相對較少的員工實現巨大商業成功的典型範例，而在矽谷以外，此類情況也已經不再新鮮。為你派送包裹的 Federal Express 快遞員很可能就是獨立的承包商；而那些在花旗銀行（Citigroup）和摩根大通（JPMorgan）處理按揭貸款、收繳逾期費用的員工可能只是承包商的僱員；如果你給自己所在公司的計算機求助臺打電話，接線員很有可能來自另一個州或者另一個國家。
蘋果公司強調，除了公司直接支付薪水的崗位外，蘋果的產品還創造了許多其他工作崗位。據公司估計，有 150 萬人在「應用經濟」中工作，負責搭建、維護蘋果產品上使用的行動應用程式。44 個州的蘋果商店會支付比零售業標準水平更高的報酬和利潤。隨著公司的快速成長，即使在遠離加州總部的地方（例如德州奧斯汀市的 6000 名員工），員工平均年薪也高達 7.7 萬美元。此外，還有更多員工間接靠蘋果養活——蘋果表示，公司每年都會向美國通訊供應商支付 500 億美元。
「我們為美國 50 個州創造了超過 200 萬個工作機會，」蘋果發言人表示，「從建築、客戶服務、零售、工程設計到應用開發、生產製造、運營和貨車運輸。無論全職還是兼職，所有蘋果員工都有資格享受福利待遇，獲得股票獎勵。能與這些熟練的合同工和各州 9000 多家供應商合作，為我們的產品和日常服務出力，我們感到很幸運。」
上一代企業巨頭的家長式做派帶來最大的不良後果，或許能在柯達身上窺見一斑：儘管柯達曾是數字攝影領域的早期創新者，但現在的它只是空有曾經的軀殼。宣布破產、歷經多年裁員後，柯達目前僅剩 2700 名美國員工和 6100 名全球員工。
但是很顯然，在各行各業、各個國家地區，合同工經濟都對報酬造成了下行壓力。2010 年，麻薩諸塞大學安姆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Amherst）的阿林德拉吉特·杜比（Arindrajit Dube）和斯德哥爾摩大學（Stockholm University）的伊桑·卡普蘭（Ethan Kaplan）在一篇論文中指出，在享受外包服務的美國公司中，門衛的薪水下滑了 4%-7%，保安的薪水下滑了 8%-24%。
這些減薪似乎刺激了整體的不平等。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沃頓商學院（Wharton School）的J·亞當·科布（J. Adam Cobb）和德州大學（University of Texas）的肯-霍·林（Ken-Hou Lin）發現，1989 至 2014 年間，大公司減少向中低層員工支付相對較高薪水，可能導致薪資不平等狀況增加了 20%。
讓 1980 年代的柯達和如今的蘋果如此不同的這股力量，不僅對每一位打考勤卡的藍領員工有著重大的影響，同樣也影響著刷識別卡上下班的專業白領。
叉車 vs. 3D 地圖
加州庫比蒂諾蘋果辦公室。和如今大部分大公司一樣，蘋果不會直接僱傭保安、門衛等員工，甚至公司裡許多中層員工也都是合同工。圖片版權：Jason Henry/《紐約時報》
1970 年，菲爾·哈爾頓（Phil Harnden）從海軍退伍，在柯達申請了一份工作。很快，他就開始在一家倉庫負責操作叉車。他一個小時可以掙 3 美元，根據通脹調整後相當於如今的時薪 20 美元。這大體就是負責測試軟體的入門級合同工的薪資水平。
除了蘋果精緻的辦公室裡沒有重型機械以外，這兩者之間的差別還在於一種穩定感。1986 年離職遷往佛羅裡達州前，哈爾頓操作了 16 年叉車。10 年後當他回來時，他很快就重新回到了工作崗位，甚至還保留了資歷的優勢。
接受採訪時，矽谷科技行業的合同工則描述了一種短暫無常的文化。他們每隔幾個月就會換到另一個辦公園區的新公司上班。大部分時候，合同工最多只允許在一家公司做一年半。
29 歲的克里斯多福·科爾（Christopher Kohl）說：「我寧可穩定一點。」他在幾家矽谷公司當過合同工，還為蘋果地圖（Apple Maps）做過定額的產品質量檢測工作。「每一年到一年半就要找一份新工作，這壓力太大了。」
對於矽谷的合同工而言，到處都有大大小小的事物提醒他們自己的「二等公民」地位。一些中層矽谷員工可以靠優先認股權在幾年後富裕起來，而合同工一般無法享有這一權利。與此同時，他們也無法享有大量的帶薪假期、病假或生育假。科技巨頭為他們提供的健康保險計劃也比為直屬員工提供的健康保險計劃吝嗇。
在小細節方面，一些言語說辭也在時刻提醒合同工的「二等公民」地位。一位曾在蘋果工作過的合同工回憶說，自己曾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來測試一個蘋果作業系統的新版本，為了慶祝新版本的發布，在這個項目上密切合作的蘋果員工受邀前往舊金山參加了一場炫目的派對，而合同工只能在附近的酒吧自己喝啤酒慶祝。
這些白領合同工得到的薪酬足以讓他們在美國工人中排到中層水平，其中最熟練的合同工可以賺到六位數的薪酬（不過在住房極其昂貴的舊金山灣區，這點薪酬算不了什麼）。根據諮詢顧問的報告，蘋果目前預計要間接為聖克拉拉縣近 18000 名員工支付薪酬，平均年薪約 5.6 萬美元。
不過，合同工也可以享受到一些福利。如果為蘋果或 Google 這樣餐廳有補貼、餐食質量高的公司工作，合同工可以享受公司的食物。他們可以告訴朋友，他們在世界上最受人尊敬的公司工作，並且工作時間穩定、有規律。偶爾情況下，合同工還有可能被聘請成為正式員工。
「這沒那麼壞，」幫助人們尋找科技行業合同工工作的 OnContracting 網站管理合伙人普拉迪普·喬漢（Pradeep Chauhan）說，「他們有工作、有錢拿，只是工作不那麼理想。合同工的問題在於，你未來某一天可能就得走人，他們會說：『你明天不需要來了。』公司對你沒有義務。」
上一代企業巨頭中等技能、中等收入的職位和如今企業巨頭裡同類職位之間的差別就在於此：穩定感，以及與公司分享長期成功的感覺。
「有時候我對這地方不怎麼滿意，」哈爾頓提到自己在柯達的那些年時說道，「但它是個好公司，也讓我過上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好日子。」
變速器 vs. 訂書機
汽車製造商在尋找變速器供應商時，並不僅僅是選擇報價最低的投標者那麼簡單。相反，製造商敲定質量和價格最優的供應商後，需要與其建立長久的關係，因為這密切關係到公司的未來——畢竟，要是汽車無法正常掛擋，沒有消費者會為此買單。
不過，同一家汽車造商需要為辦公部門採辦訂書機時，通常會選擇價格最低的賣主，而不會關心具體資質。
公司聘用員工時同樣如此。
聘用合適的產品工程師或營銷主管關乎公司成敗，因此這些崗位一般都由全職員工擔任，具有長期的僱傭關係——他們有點類似變速器的供應商。最近幾十年裡，公司卻愈發傾向於把製造產品、提供服務的工人看作訂書機，只有在特定場合才會用最低的價格去採購。
有觀點認為，公司應當大力發展核心競爭力，同時將其它業務外包出去，這種理念頗有道理。按照這個邏輯，蘋果公司管理層應該全力打造優質手機和計算機，而不是把精力放在僱傭和管理門房上。此外，如果業務周期性較強，公司就應該把工作外包出去，比如軟體公司在發布產品前可能需要大量測試人員參與質量檢測，但在產品發布後也許就不再需要這麼多人手。
瑪爾塔·拉莫斯來到公司開始上班。她負責打掃加利福尼亞州庫比蒂諾的蘋果公司總部，時薪 16.6 美元，有加班福利，但上升空間很小。圖片版權：Jason Henry/《紐約時報》
然而，同樣的工作，公司支付給合同工的工資比給正式僱員的要少，這個現象本身並不合理。有時候情況正相反，比如公司聘請律師時，通常做法是把法律業務承包給律所，但在律師事務所工作的律師往往比公司內部的律師薪資更高。
隨著時代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公司把更多業務外包出去，大量證據表明，這不僅僅是為了工作效率，而且是大企業降低薪資成本的途徑。
法律規定，美國公司必須為所有在編員工繳納相同的保險費和養老金。這也就意味著，假如這些社保福利特別優渥，吸引了眾多頂級工程師加入公司，那麼，不把業務外包的公司就不得不給所有員工繳納這些費用。
總地來說，公司在社會輿論各方面的壓力下，為了鼓舞士氣，往往會給在編員工提供更多薪資福利。
沃頓商學院的教授科布說道：「人們最關心的就是公平問題。所以公司會盡力調整薪資結構，減少保安、行政助理、高級副總裁之間的薪資差距，本質上就是提高中低端員工的工資，讓他們的薪酬比勞動力市場上的平均水平更高。」
1968 年，琳達·迪斯泰法諾（Linda DiStefano）還有一年就能高中畢業了。她在復活節假期應聘了柯達公司的秘書工作，一畢業就馬上被正式聘用了，周薪 87.5 美元，相當於現在的年薪 3.2 萬美元。她一共在柯達公司工作了 40 年，開始時擔任秘書，後來負責公司人員差旅事務等工作。她說：「我幫董事會成員安排過晚餐，現在回想起來，以我的學歷水平似乎做不了這種工作。不過好在許多主管都很信任我。」
琳達靠這份工作在湖濱大道附近買了房，而且每過幾年就能換輛新車，偶爾還能去遙遠的城市參加摩城唱片（Motown）舉辦的復出演唱會。2008 年，她所在的部門解散了，安排旅行的業務外包給了其它公司，那時她的時薪高達 20 美元。下崗之後，她能找到最好的工作是在雜貨店當藥房助理，時薪只有 8.5 美元。
羅切斯特 vs. 庫比蒂諾
羅切斯特。圖片版權：Brett Carlsen/《紐約時報》
到羅切斯特開車轉一圈會發現，伊士曼柯達公司在這座城市裡扮演了重要角色：市中心聳立著柯達大廈（Kodak Tower），中心商業街上建有伊士曼劇院（Eastman Theater），市內還有柯達園區（Kodak Park）製造中心，園區裡能見到高大的建築和空曠的停車場。
翻開柯達公司過去的年報，可以看出管理層對公司創造的崗位和付出的工資引以為傲。大多數年報的第一頁就寫著公司在美國和全球的僱員數，以及員工工資福利的總額。
蘋果公司則以自己的方式影響著庫比蒂諾市。公司的總部即將開張，佔到該市 40% 的工作崗位，另外蘋果公司還在當地投入了 7000 萬美元，用於環境改造和基礎設施升級。這裡的房價中位數是 190 萬美元，顯然不是中產階級的天下。
庫比蒂諾市長薩維塔·威迪亞納辛（Savita Vaidhyanathan）表示：「能作為蘋果公司總部所在地我們當然很驕傲，不過蘋果自認為是家國際化公司，而不僅僅屬於庫比蒂諾。」她說自己還沒有和蘋果公司執行長蒂姆·庫克（Tim Cook）會過面，「要和公司中上層管理人員會面的話，一般沒那麼容易。」她說道。
蘋果公司的門房拉莫斯住在加利福尼亞州聖何塞。她和 4 個孩子租了一套兩居室的公寓，每月租金達 2300 美元。除去加班工資和稅費，時薪 16.6 美元的她年收入為 3.452 萬美元。而她家房租每年就要 2.76 萬美元，所以去掉這筆支出後，每月就只剩下 600 美元結餘。加上加班工資、還有她一個十幾歲的孩子在雜貨店打臨工掙的錢以後，全家人才勉強可以維持生計。
拉莫斯每天從下午 6 點工作到凌晨 2 點。有時其他清潔工不來上班，她就會多幹幾小時，能拿到一筆不錯的加班費，但這也意味著早上送孩子上學之前，她得少睡好幾個小時。
瑪爾塔·拉莫斯和兒子羅伯託·洛佩斯告別，一會兒她就要去蘋果公司上班做清潔工。圖片版權：Jason Henry/《紐約時報》
今年，拉莫斯在 SEIU 西部聯合工會（United Service Workers West）的幫助下，時薪提高了 60 美分，對她幫助不小。柯達公司在鼎盛時期並未建立工會，不過總體而言，當時工會的力量比現在強大，所以不少公司主管故意抬高工資，不讓員工組織起工會。而在蘋果公司，員工之間很少有機會建立起聯繫。拉莫斯用西班牙語說道：「這裡每個人都在做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任務，下了班後也不會碰面。」
相比之下，柯達前員工埃文斯的經歷大為不同。1980 年代初期，她在柯達公司當門房，之後升到了主管一職，並在微軟、惠普等頂尖企業擔任過主管。現在，埃文斯是人力資源管理諮詢巨頭美世諮詢公司（Mercer）的首席信息官，她說道：「伊士曼柯達公司十分信任員工，就像一家人一樣，如果願意提高自身技能，想為公司做貢獻，總會有人給你提供機會。」
這一變化影響深遠。瑞克·沃茲曼（Rick Wartzman）是德魯克研究院（Drucker Institute）的高級顧問，著有《忠誠不再》（The End of Loyalty）一書，他說：「現在的大型科技公司都推行 21 世紀的福利資本主義，比方允許員工在公司裡玩桌式足球、免費供應壽司之類，但受益的只有相對很少一部分人。如果你是軟體工程師，待遇就很不錯，誰有學歷誰就說了算。」
但在 21 世紀的經濟形勢下，數百萬藍領都不屬於這一精英階層。他們不是公司希望培養的人才，而是努力要降低的成本。
翻譯 熊貓譯社 夏魚 錢功毅 智竑
題圖來自 視覺中國
2017 THE NEW YORK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