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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9日清晨一打開手機，就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一條轉發的消息：「語言文字學家曹先擢去世，享年85歲。」馬上打開連結，是來自《光明日報》的消息，得知曹老師於11月7日在北京仙逝。我在文章留言處寫下了這樣幾句話：「曹老師走了。上學時曾跟著曹老師學過一個學期的『說文段注』課，每次上課曹老師留的功課都是『畫字』，當時頗有些不以為意，沒想到出國後教中文卻派上了大用場。感謝曹老師。曹老師一路走好。」
我在北京大學中文系讀了四年本科、兩年半碩士，期間上過曹老師專門為我與同門章必功兄開設的專題課，可是說來慚愧，六年半中，我既沒有拜讀過曹老師的任何一部專著，也不曾看過曹老師寫的任何一篇文章。即便是上他的專題課的時候，也是如此。直到離開中國輾轉北美，轉而以教中文為生以後才猛然發現，就是這40課時的專題課讓我在不經意間掌握的一技之能，使我在定居海外後受益良多。這些年來，每當我在中文課堂用從曹老師那裡學來的「說文解字」法，向海外學生介紹每一個漢字所蘊含的文化意義、字形、字義的來源時，總會情不自禁地想起曹老師。
曹先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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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曹老師做「小學問」，其意義卻是極其深遠。惟有學養深厚、博古通今、知識淵博的大學者方能當此大任。而曹老師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
與曹老師相識，始於他的「說文解字」專題課。1982年初春，我開始讀北大中文系古代文學碩士研究生。當時導師褚斌傑先生正在為中央電視大學錄製中國文學史先秦兩漢課的電視教學節目，便委託同教研室的費振剛老師安排我與章必功兄第一個學期的學習計劃。費老師給我們開了書目，說段玉裁注的《說文解字》不但是先秦兩漢研究生的必讀書，也是必備書。如果沒記錯的話，當時段玉裁注的《說文解字》要價不菲。一本《辭源》大小開本的棕皮精裝本要七、八塊錢。那時的七、八塊可不是小數目，差不多就是學校食堂一個月的夥食費了，何況我剛剛買了中華書局出的許慎《說文解字》影印本，就不太想再買段注本。費老師看出了我的心思，但他還是堅持說研究先秦兩漢文學，一定得備段注《說文解字》才行，並說該書資料翔實，讀段注是研究先秦文學的基本功。最後，費老師索性正式通知我與必功兄，他已經請了曹先擢老師為我們兩人專門開一個學期的《說文解字》課，就用段注《說文解字》為教材。事已至此，我周末只好去琉璃廠買回了一部段注《說文解字》，沒想到，那天在書店又發現了新出的影印本《十三經註疏》，於是一咬牙，順帶也給買回來了。
一個星期以後，我們正式跟著曹先擢老師上課。
那時曹老師在古代漢語教研室執教，同時兼任系黨總支書記。一般來說，擔任行政職務的老師很少承擔教學工作。但曹老師跟其他做行政的老師不太一樣，他既是總支書記，又是學者，而且還是個做「小學問」的大學者。說曹老師做「小學問」，不是說他的學問不大、不重要，更不是說這門學問容易做，而是說曹老師把自己畢生的精力都花費在研究那一個個小小的方塊字上，也就是「說文解字」上。我這裡所說的「說文解字」，並不單單指研究許慎的那本書，更包含了對構成中國傳統文化最基本因素的漢字的起源、發展、演繹過程的探索，對漢字字形、發音、義理之間存在著的直接或間接聯繫以及形音義三者之間聯繫規律的研究，以及對每一個漢字所包含的特有文化意義、歷史底蘊的發掘。這樣的研究很少可以做成鴻篇巨製，往往就是千把字的一篇短文，分析解讀的就是一字一音一形，貌似「小學問」，其意義卻是極其深遠。惟有學養深厚、博古通今、知識淵博的大學者方能當此大任。而曹老師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
曹老師的第一堂課，首先讓我們感受到的是他對《說文解字》的熟悉，從版本、體例到內容，一說起來，簡直是如數家珍。記得課上曹老師問我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是誰確立了漢字的偏旁部首？儘管從小就知道查字典需要掌握漢字的偏旁部首，大大小小的各種字典也用過很多種，可究竟是誰第一個創立了偏旁部首的概念，卻從來沒有想過，更沒有研究過。見我和必功兄兩人面面相覷誰也沒吱聲，曹老師先把偏旁部首的來龍去脈娓娓道來。原來漢字的部首最早就是由東漢的許慎根據對漢字形體的分析以及字源的考究而創立的。他將當時所見到的9353個漢字，按照540個部首劃歸為14大類，另外還收了1163個異體字，一共是10516個漢字。自此，漢字的解釋與字典的編撰，幾乎都採用了許慎確立的偏旁部首分類法。在這個意義上，許慎的《說文解字》堪稱是中國文字學的奠基之作。
曹老師還給我們特別介紹了許慎《說文解字》對漢語言文字學的開拓性貢獻。除偏旁部首的創立以外，許慎還開啟了從訓釋漢字的本義出發，進一步闡釋其引申義、比喻義的詞彙分析法。曹老師說，在反切注音尚未出現的漢代，許慎採用的這種先訓釋詞義，然後分析詞形的構成，並且用「讀若」、讀與某同等方式記錄讀音，從義形音三方面注釋詞彙的方法，對後世訓詁所採用的「因音求義」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也是在曹老師的課上，我第一次了解到所謂「文字」中的「文」與「字」本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許慎《說文解字序》說，「倉頡之初作書也，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就是說，描摹世間形象的早期的象形字是「文」，而後來把形與聲結合起來產生的才是「字」。直到今天我還清楚地記得，曹老師講到這裡，站起身走到黑板前，一邊在黑板上「畫」著早期的象形字，說明何以為「文」，何以為「字」，一邊介紹說在許慎之前，只有六書的名稱，卻沒有對任何漢字的具體闡釋分析。是許慎第一次給六書的「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下了定義，並且運用六書的觀念解釋漢字的來源。
曹老師大概從費老師那裡得知，為了買段注《說文解字》我們兩人都頗咬了番牙。因此在第一堂課上特意從版本發展的角度，說明段注的重要與意義。曹老師說，現在所能見到的《說文解字》的最早版本是唐代寫本，但那只是殘本。明清時最流行的《說文解字》是南唐時期徐鉉、徐鍇兄弟整理的二徐本。而清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以徐鉉本為底本，在許慎形義音三者相互推求的基礎上，旁徵博引，詳細考訂了《說文解字》所例舉的所有漢字字義的演變，其中光引用的書目就達226 種之多；同時，段玉裁還為《說文解字》所收的九千多個漢字一一標出了音韻系統。所以說，段注《說文解字》是一部劃時代的巨著，耗費了段玉裁畢生的心血，極有創見。清代另一位大學問家王念孫稱其為「蓋千七百年來無此作矣」。曹老師還說，正因為如此，熟悉段注《說文解字》不但是研究國學必備的基本功，這部書也是研讀先秦兩漢文獻必不可缺的工具書。這就是為什麼費老師要我給你們開「說文解字」段注課。
曹老師的第一堂課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淵博學識，他的寬厚謙和，他對《說文解字》情有獨鐘的熱愛至今歷歷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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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是中國文化的載體。探索每個漢字的不同構件所表示的不同意義，不難發現幾乎每一個漢字就是一部文化書，而這千千萬萬個漢字又共同組成了一部獨特的中國文化史。
曹老師的課每周兩課時，每次課曹老師都會選擇若干個漢字，從其偏旁部首、聲符、義符三方面入手加以分析。在解釋每個漢字所蘊含的字義以及文化意蘊時，曹老師特別注重探索漢字形音義三者之間的內在聯繫以及漢字的古今演變，強調研究方法的重要，引導我們掌握訓詁的基本要義。
在曹老師的課上，我最喜歡聽他「侃」字。漢字是中國文化的載體。探索每個漢字的不同構件所表示的不同意義，特別是從形音義三方面解讀漢字，並從漢字的起源、本義看漢字的演變與發展，理解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內涵，不難發現幾乎每一個漢字就是一部文化書，而這千千萬萬個漢字又共同組成了一部獨特的中國文化史。例如講到「盟」字，《說文》是這麼解釋的：「盟，《周禮》曰，『國有疑則盟』。諸侯再相與會，十二歲一盟，北面詔天之司慎司命。殺牲歃血，朱盤玉敦，以立牛耳。從囧，從血。盟，篆文，從朙。盟，古文從明。」曹老師說，「盟」的本義就是諸侯結盟。古人認為血是生命的象徵。所以在結盟時，要在地上挖坑，在坑邊殺牲畜，把牲畜的血滴入器皿之中，並割下牛耳放在盤中。通過這樣的儀式公開發誓從此命運與共，永不背棄。這便是「歃血為盟」的由來。曹老師還說，這裡的「明」字，既是聲旁，也是形旁。作為形旁，「明」表示「公開」。了解了「盟」字的來源，就很容易理解現代漢語中結盟、盟軍、盟國、聯盟、盟約、海誓山盟等詞語的由來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深厚的文化內容。
當時我的感覺是曹老師對《說文解字》已經達到了爛熟於心的地步。隨便從中拈出個字，都能講出一番道道來。曹老師上課，很注重實踐，也就是要學生運用段注《說文解字》以及前代學者開創的各種訓詁考據方法來解釋分析漢字。在課上，曹老師時不時當堂給我們幾個字，要我和必功兄在不翻看任何參考書的前提下，僅憑字的形音義來闡釋分析其本義、引申義與假借義。每當我們解析得八九不離十時，曹老師總是給予我們很大的鼓勵。但也有的時候我們的理解與本義相差甚遠，甚至風馬牛不相及。遇到這樣的時候，我們總不免要先自我嘲諷一番，再聽曹老師糾謬。
《說文解字》課雖然只上了一個學期，但從中學到的訓詁學方法對我後來做學問有著很大的啟發與幫助。上世紀80年代，我主持編寫「中國文學寶庫」中的《先秦散文精華分卷》、參與《紅樓夢大辭典》的編寫、主持《中國古代寓言選》的選篇注釋，承擔《中國古代十大悲喜劇集》中李漁《比目魚校注》；90年代，主編《中國民間風俗信仰詞典》、編寫《莊子散文選》；近年撰寫《莊子的世界》一書、研究有關《壇經》的學術項目，就都用到了很多訓詁考據的解析注釋法。
3
相對於王力、吳組緗、周祖謨、林庚等老先生，曹老師在北大中文系只能算是小字輩。但他的淵博的學識以及謙和寬厚的秉性，都讓我們覺得他很有些老先生的風範。
曹老師《說文解字》課的另一個精彩處，是看他在黑板上用小篆寫漢字。曹老師寫小篆絕對已經到了瞭然於心、出神入化的地步。小篆字體的構圖與現代漢字很是不同，又有著那麼複雜的筆畫，曹老師從來都不需要看書，信筆就可以把一個個小篆漢字寫在黑板上。而且他的小篆寫得十分漂亮嫻熟，每個字都像是一件藝術品一樣。雖然那時曹老師不過50來歲，在老一輩學者如林的北大中文系，相對於王力、吳組緗、周祖謨、林庚等老先生，曹老師還只能算是小字輩。但他的淵博的學識以及謙和寬厚的秉性，都讓我和必功兄覺得他很有些老先生的風範。
閒聊中得知曹老師是1954年考入北大中文系的，1958年留校任教。讀書期間他曾追隨著名語言學家王力、魏建功先生致力於漢語言文字的研究。在治學道路上特別受到王力先生的提攜。因此，老一輩學者做學問的精神與方法對他治學有著直接的影響。每次跟我們聊起他自己致力於《說文解字》研究的經歷時，他都很感慨於自己所獲得的老一輩學者的指導與教誨。
70年代初，曹老師有幸被北大推薦參與《新華字典》的修訂工作。《新華字典》是新中國出版的第一部現代漢語字典，最初是由魏建功先生主持編纂的。這部字典初版於1953年，此後的十多年間先後再版過四次，但都沒有做任何大的修訂。直到1971年6月所出的這一版，才在前幾版的基礎上做了重大修訂，包括增減詞條、修改注釋，並重新排版發行。因此，1971年版《新華字典》的版權頁並沒有按照出版順序標為第五版，而註明是「修訂第一版」。由此可知這一版《新華字典》的歷史地位。由於當年的字典編纂工作沒有電腦，全部詞條都要靠人工摘抄卡片，工作量巨大。參加修訂組的一共有來自北大、中科院、商務印書館的50多人。曹老師擔任了1971年版《新華字典》修訂組副組長。說是副組長，其實曹老師擔任了字典修訂的實際主持工作。由於歷史的原因，當時的正組長是由工宣隊、軍宣隊代表出任的。自此，曹老師便與漢語辭書的編寫結下了不解之緣。1986年至1993年，曹老師調任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秘書長、副主任，兼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研究員，還曾擔任國家語委諮詢委員會委員，中國辭書學會會長。1999年被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聘為《現代漢語詞典》修訂審定委員會主任委員，商務印書館辭書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幾十年間，他主編、撰寫了大量與文字學、語言學有關專著以及各類辭典，例如《通假字例釋》（專著）、《字裡乾坤》（專著）、《漢字文化漫筆》（專著）、《八千種中文辭書編目提要》（主編）、《漢字形義分析字典》（主編）、《新華多功能字典》（主編）、《漢字源流精解字典》（主編）等等，成果斐然。
不過，當曹老師跟我們聊起他參與《新華字典》修訂經歷時，他說得最多的卻是他如何利用這個機會得以熟讀《說文解字》。當年與曹老師一起參加《新華字典》修訂的有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陸宗達先生。陸先生是國學大師黃侃的入門弟子，對音韻學、訓詁學、《說文解字》、現代漢語語法均有深入研究。其中尤以研究訓詁學與《說文解字》成就最為顯著。曹老師曾虛心向陸先生求教，陸先生建議他從精讀《說文解字》開始，並要求他一定要掌握小篆。曹老師認為這是陸先生給他指出的做學問的方向。於是，他每天一卷苦讀《說文解字》，硬是把全書的小篆都啃了下來。後來回到北大，系裡要曹先生開《說文解字》講讀課，王力先生已經通過了。當時朱德熙先生主管開課的事，建議曹老師先聽周祖謨先生的課，然後再自己開課。就這樣，曹老師又跟著著名訓詁學、音韻學、文獻學家周祖謨先生磨練了一年。曹老師如此不同尋常的經歷，給他的《說文解字》研究以及辭典學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曹老師的課上，他也要求我和必功兄學會寫小篆。那時曹老師每星期給我們的功課都是照著《說文解字》上的小篆抄字。說是抄字，對我來說其實就是「畫」字。曹老師的要求很高，所抄寫的篆字，一定要熟悉到不看就能流利寫出的程度。並且要像他分析漢字那樣，根據字形說出這個篆字的含義以及演變。偏偏我是一個極為缺乏藝術細胞的人。漢字本來已經寫得夠難看的了，何況還要寫如同美術字的小篆！所以這個作業，對我來說絕對是個苦差事。一個學期下來，我大概學會了一百多個篆字。可惜的是，由於過去幾十年沒摸《說文》，也沒有接觸到篆字，到如今，除了幾個象形、指事、會意的簡單漢字，我還能「畫」出來以外，稍微複雜點兒的，都已經還給了曹老師，既不會認，更寫不出來。很是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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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來，我教過的數以百計的華裔子弟從恨中文學校到熱愛學中文，每當我看到學生們在中文學習領域取得的巨大成就，都不免滿懷感激之情地說一句「謝謝您，曹老師。」
北京大學碩士畢業以後，我被分配到中央戲劇學院任教，從此走上了古代文學、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之路，並且把家也搬到了城裡。而曹老師擔負著許多社會兼職工作，很是繁忙，就再沒有與他保持更多的聯繫。90年代初，我赴美探親，幾年後輾轉定居加拿大，開始了教中文的生涯。不曾想，我當年上的那40課時的《說文解字》課在我後半生的職業生涯中派上了大用場。
90年代，一方面由於中國的經濟實力迅速崛起，加拿大駐中國各級領使館、駐華機構迫切需要會說中文的人從事各種與加中貿易相關的工作，中文成為了加拿大政府外語培訓部門的一個重要語種，而且在加拿大普通人中也出現了學中文熱。另一方面，加拿大多元文化事業方興未艾，政府教育部門撥款扶持資助的各種少數族裔的語言文化教育項目遍及全國各地。特別是隨著大陸移民數量的迅速增加，一所所以教簡體字、拼音為主的中文學校如雨後春筍般在加拿大各大中城市紛紛開辦起來。於是，學中文出身的我，在中文教學領域成了「搶手貨」。我周一至周五白天在加拿大政府外語培訓學校教授政府官員，晚上教中文學校的成人班，到了周末則教華裔子弟學習中文。
中文口語，除了四聲稍微難些，對已經會說英法語的加拿大人並不難掌握。這主要是因為相比起加拿大英法兩個官方語言的語法來說，中文語法實在太簡單了。但是要想掌握漢字，能夠會讀會寫，不光對母語是英法語的加拿大人是巨大挑戰，就是對會說中文的華裔子弟仍非易事。當然，成人與孩子所遇到的學習難點截然不同，但在某種程度上又有著相通之處。
教成人漢字，我有時需要杜撰，杜撰也十分有效，但教華裔子弟學中文，這一招就完全行不通了。華裔子弟的父母雖大多理工出身，但都經歷過國內高考的拼殺，個個都是中文了得。我手中必須得有金鋼鑽，才敢攬教華裔子弟的瓷器活。在海外教華裔子弟學中文實屬不易。在周末中文學校，往往是老師在臺上講得聲嘶力竭，可學生在下邊玩的玩，聊天的聊天，打遊戲的打遊戲，看英文書的看英文書，全然成了自由市場。其次，中文的確難學。在海外出生長大的華裔子弟能聽說中文已經相當不錯，再要會讀會寫，談何容易？
每堂中文課，我都得頗動番腦子準備。一般來說，我總是先從生詞中選出一些漢字，從字形、字源講起，分析其本義，引申義，再穿插介紹歷史典故，發掘其中所蘊含的的文化意義。這種借題發揮，旁徵博引的講法很有成效。記得最早介紹的就是很簡單的「尖」「卡」「囚」「重」「出」等，一下子就把學生吸引住了，教學效果十分明顯。孩子們不但記住了漢字，對學中文有了興趣，而且還經常用在我課堂上學到的東西去考他們的父母。不少家長反映，自從送孩子到了我的中文班，周六接送孩子上學的路上以及飯桌上的話題都少不了轉述中文課上所聽到、學到的內容。他們非常感謝我激發起了孩子學中文的熱情。可是華裔學生與家長之間對我的中文課的這種「討論」，給我上課時信口而來的「說文解字」無形中也帶來了很大的壓力。一旦我講錯，很可能馬上就會傳遍當地華人圈，成了人們茶餘飯後的笑柄。而我當時手頭又沒有段注《說文解字》之類可靠的工具書可供查找，只能根據當年曹老師教給我的方法去解析，既沒有時間也沒有辦法做充分的準備。
記得一次，一個學生在黑板上寫了個「燹」字考我。全班二十幾雙眼睛一瞬間全都齊刷刷地聚焦在我身上。我知道這其實是孩子的父母在考我呢。我想了想說，這個字的讀音應該是「xiǎn」，但不敢肯定，還需要查字典確認。那個學生很驚異地連連點頭。接著我又根據字形分析說，這個字的上邊是兩頭野豬，下面是火，火燒野豬，這個字當有野火、戰火的意思。寫字的學生更吃驚了，眼睛也瞪圓了。原來她爸爸教她這個字的時候頗有些得意地表示，倘若王老師能馬上說出這個字的讀音和字義，他就算服了。其實，真正讓學生和家長心服口服的不是我，而是曹老師教給我的漢字形音義的分析方法。
就這樣，在我二十多年教中文生涯中，常常是學生隨時發問，我隨時「說文解字」。有時為了幫助學生儘快記住漢字，我也採用非學術的「望文生義」的方式。這種「說文解字」與曹老師有根有據的訓詁學指導的「說文解字」有著本質上的不同，但在教學實踐中卻成了一種成功、有效的漢語教學法。二十年來，我教過的數以百計的華裔子弟從恨中文學校到熱愛學中文，並真正掌握了中文。而那些全職參加中文培訓的中文學生畢業後則在加中文化貿易交流中無須翻譯，就可直接用中文與中國同行交流溝通，還有那些每周晚上跟我學兩小時的中文學生，也都由於掌握了中文，給自己的生活工作帶來了極大的方便。每當我看到學生們在中文學習領域取得的巨大成就，都不免滿懷感激之情地面對電腦上曹老師的照片，說一句「謝謝您，曹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