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日本厚生勞動省發布11月全國自殺者數據顯示，日本11月共1798人自殺，較去年同期增加11.3%。其中，男性1169人，女性629人。雖然女性自殺人數要比男性少，但與男性相比，比上年同期增長了83%，遠遠高於男性的22%。
疫情之下，日本自殺率之高讓人心寒，其他國家的情況尚未可知。尤其是女性自殺率之高，不禁讓我們再度想起聯合國前段時間的評論：新冠或讓女性地位倒退25年。為何女性在疫情中如此脆弱呢？
小林惠理子曾4次試圖自殺。
第一次自殺的時候，她才22歲，在出版社全職工作，但工資不足以支付她在東京的房租和日常生活費用。小林說：「我真的很窮。」事發後，她在醫院昏迷了三天。
現年43歲的小林已經寫了一些她與心理疾病作鬥爭的書，並在一家非政府組織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但疫情爆發讓她再次感受到了過去的壓力。
她說，「我的工資被削減了，眼前的生活隧道一片灰暗。我一直有一種危機感，我可能會重新陷入貧困。」
專家警告說，疫情大流行可能會導致心理健康危機。全球正在遭受大規模失業、社會孤立和焦慮等社會問題與個人心理問題的影響。
在日本，政府統計數據顯示，10月份因自殺而失去的生命比疫情至今奪去的生命還要多。根據日本國家警察廳的數據，10月份日本月度自殺人數上升至2153人。衛生省表示，截至周五，因疫情死亡的總人數為2087人。
日本是少數幾個及時披露自殺數據的主要經濟體之一。這些數據可以讓其他國家了解疫情大流行對心理健康的影響，以及哪些群體最容易受到傷害。
東京早稻田大學副教授、自殺問題專家上田美智子說：「我們甚至沒有封城，與其他國家相比，受疫情影響較小……但我們仍然看到自殺人數大幅增長。」
「這說明其他國家的自殺人數未來可能會出現類似甚至更大程度的增長。」
01
疫情重創下的女性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日本長期以來一直在與其很高的自殺率抗爭。2016年，日本每10萬人中就有18.5人自殺，在西太平洋地區僅次於韓國，幾乎是全球年均10.6人的兩倍。
雖然日本自殺率高的原因很複雜，但工作時間長、學校壓力大、社會孤立以及對心理問題的羞恥感都難辭其咎。
在2019年之前的10年裡，日本的自殺人數一直在減少。根據衛生部的數據，去年降至約2萬人。這是自1978年日本衛生當局開始記錄以來的最低數據。
然而疫情似乎扭轉了這一趨勢，自殺人數的增加對女性的影響尤為嚴重。雖然女性在自殺總人數中的比例小於男子，但自殺的女性人數卻在增加。10月份，日本女性自殺人數比上年同期增加了近83%。相比之下，同期男性自殺人數增加了近22%。
這有幾個潛在的原因。在酒店、餐飲和零售業的兼職工人中，女性所佔比例較大，而這些行業經常裁員。小林說，她的許多朋友都被裁員了。「日本一直在忽視女性。在我們這個社會，壞事發生時，總是最脆弱的人先被拋棄。」
在非營利性國際援助組織CARE對1萬多人進行的一項全球研究中，27%的女性表示在疫情期間更容易面臨心理健康危機，而男性只有10%。
根據研究報告，除了對收入的擔憂之外，女性還一直在應對飆升的無償護理負擔。對於那些保住工作的人，當孩子從學校或託兒所被送回家時，母親們除了正常工作職責，還要承擔起照顧孩子的責任。
對兒童健康幸福的焦慮增加，也給處於疫情壓力下的母親們帶來了額外的負擔。
35歲的星野不願使用真名，她說，今年她的早產兒住院6周，她不得不尋求專業幫助。「我24小時都很擔心，我之前沒有任何精神疾病史，但我感覺到自己真的非常非常焦慮，一直在焦慮。」
隨著疫情的加劇，她的情緒越來越差，擔心兒子會感染新冠肺炎。
她說，「我覺得生活無望，總是會想到最壞的情況。」
02
"一個屬於你的地方"
3月，21歲的大學生大空幸星開設了一條名為「一個屬於你的地方」的24小時心理健康熱線。他說，這條熱線是由私人捐款資助的非營利性熱線，平均每天接到200多個電話，絕大多數來電者是女性。
「她們失去了工作，還需要撫養孩子，但他們身無分文，」幸星說，「所以，她們甚至想過自殺。」
大多數電話都是在晚上——從晚上10點到凌晨4點打過來的，但沒有足夠志願者來處理大量的信息。
他們會優先處理最緊急的簡訊，尋找是否有自殺或性虐待等關鍵詞。他說，他們會在5分鐘內回復60%的簡訊，而志願者平均花40分鐘與每個人見面。
人們通過在線簡訊匿名分享他們內心深處的掙扎。幸星說，與日本大多數心理健康熱線的電話形式不同，許多人（尤其是年輕一代）更願意通過簡訊尋求幫助。
他說，4月份，最常見的信息來自於那些對撫養孩子感到壓力的母親，有些人承認有殺害自己孩子的想法。他說，最近很多信息都反映了女性的失業問題和經濟困難，還有家庭暴力。
幸星說，「我一直在接受信息，比如『我被我父親強姦了』或者『我丈夫想殺我』。女性幾乎每天都會發送這類簡訊，而且數量每日在增加。」他補充說，「信息量的激增與疫情脫不開干係。之前，她們有更多的地方可以『逃避』，比如學校、辦公室或朋友家。」
03
疫情對兒童的壓力
日本是七國集團中唯一一個自殺是15至39歲年輕人主要死亡方式的國家。根據衛生部的數據，20歲以下人群的自殺率甚至在疫情之前就一直在增加。
幸星說，由於疫情的限制，孩子們不得不離開學校和社交場合，還要承受家庭虐待、緊張的家庭生活以及家庭作業落後的各種壓力。他補充說，一些年僅5歲的兒童還給熱線發過信息。
日本國立兒童健康與發展中心的森崎奈穗表示，春季疫情期間學校停課，導致作業堆積如山；孩子們沒法像以往那般與朋友自由見面，這也是造成壓力的原因。該中心最近對8700多名家長和孩子進行了網絡調查，發現75%的日本學童因疫情出現了壓力跡象。
森崎說，他認為孩子的焦慮和父母之間有很大的關聯。比如說，「自殘的孩子本身就有壓力，但他們可能無法向家人訴說，因為他們可能看到爸爸媽媽不理解他們。」
04
求助的羞恥感
在日本，讓人們承認自己的孤獨困境與內心掙扎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幸星說，通過熱線求助的人通常會以這樣一句話開始：「我知道尋求幫助不好，但我可以和你談談嗎？」
上田說，談論抑鬱症的「羞恥感」常常讓人們望而卻步。
她說，「這不是你在公開場合談論的事情，你也不會和朋友或其他人談論它，這可能會導致人們尋求幫助不及時。這其實是我們的一個潛在文化因素。」
早產兒媽媽幸星也同意這一觀點。她之前住在美國的時候，覺得尋求幫助似乎沒這麼難。「我在美國生活的時候，認識一些接受心理治療的人，這是非常普遍的事情，但在日本卻不是這樣。」
20世紀90年代金融危機後，日本的自殺率在2003年激增到歷史新高，大約有3.4萬人自殺。專家說，當時以男性為主的裁員帶來的羞恥感和焦慮感，導致了抑鬱症和自殺率的上升。21世紀初，在預防自殺和為倖存者提供支持方面，日本政府加大了投資和努力，包括在2006年通過了《預防自殺基本法》，為受自殺問題影響的人提供支持。
但幸星和小林都表示這還遠遠不夠：降低自殺率需要日本社會做出改變。
小林說，「讓別人知道你的弱點是很可恥的，所以你要把一切都藏起來，自己憋著，忍著。我們需要創造一種文化，一種允許我們展示自己弱點和痛苦的文化。」
05
名人自殺
近幾個月來，日本名人接連自殺。上田等專家表示，雖然日媒很少詳細報導這些死亡的具體細節，以刻意避開自殺方法與動機。但僅僅是報導這些案件，也往往會導致普通民眾的自殺率上升。
年僅22歲的職業摔跤手、戀愛真人秀《雙層公寓》明星木村花在夏天自殺身亡，因為社交媒體用戶對她進行了仇恨信息轟炸。木村花的母親木村京子表示，她意識到媒體對女兒死亡的報導可能影響到其他有自殺傾向的人。
木村花
木村京子說，疫情限制使她的女兒小花無法參加摔跤比賽。村木花被社交媒體上的負面評論淹沒，隨後自殺。
木村說，「花死的時候，我再三要求警方不要透露她死亡的具體情況，但我還是看到了只有警方掌握的信息報告。這是一條悲傷的連鎖鏈。」
木村說，由於疫情限制，女兒無法摔跤，因此會花更多時間閱讀惡意的社交媒體信息。木村現在正在成立一個名為「記住花」的非政府組織，以增強人們對網絡欺凌的意識。
木村京子，木村花的媽媽
「作為一名職業摔跤手，她找到了自己活下去的理由。這是她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能摔跤的時候，她的處境格外艱難。新冠肺炎大流行讓這個社會更加令人窒息。」
06
第三波疫情或加重人們心理問題
最近幾周，日本新冠肺炎感染人數又創新高，正如醫生所警告的那般，第三波疫情可能會在冬季月份加劇。專家擔心，隨著經濟持續衰退，高自殺率會繼續攀升。
上田說，「我們甚至還沒有完全經歷這場疫情的全部經濟後果。疫情本身可能會變得更嚴重，然後也許又會出現半封鎖狀態；如果發生這種情況，那麼影響可能更大。」
與其他一些國家相比，日本對新冠病毒的限制相對寬鬆。例如，該國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但從未實施嚴格的封鎖措施，其對國際入境者的檢疫限制也沒有像我國那樣嚴格。
但隨著感染病例的增加，一些人擔心日本需要採取更嚴厲的限制措施，而隨之而來的是對人們心理健康的擔憂。
上田說，「我們甚至沒有封城，與其他國家相比，受疫情影響較小……但我們仍然看到自殺人數大幅增長，這說明其他國家的自殺人數未來可能會出現類似甚至更大程度的增長。」
儘管不得不面對降薪和持續的經濟不安全感，小林說她現在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焦慮。她希望，通過公開談論自己的恐懼，更多的人也會這樣做，並意識到自己並不孤單，否則一切都來不及了。
小林說，「我向公眾坦白自己曾患過精神病，患過抑鬱症，希望別人能受到鼓勵，說出自己的心聲。我現在已經43歲了，人生在中年的時候開始變得更加有趣。所以，我覺得我還活著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