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鈔上的日本
卞毓方
巴士馳騁在長野的山間公路，天氣說雨就雨，窗外一片迷濛，遊客多收回無聊無望的視線，閉目假寐，我因車晃看不成書，反正閒著也是閒著，索性掏出新兌的日元紙鈔，把上面印的人物肖像，津津有味地琢磨了一番。
都是2004年版的。
鈔票是一個國家的名片，功能即昭示。一千元紙鈔上印的是野口英世(1876～1928)，他是一位細菌學家、生物學家，日本推崇「科技立國」，選他正若合符節。
細想，野口英世出身寒微，童年左手致殘，憤而學醫，終成大器，是勵志的好材料；壯年三次赴美搞科研，在血清學、小兒麻痺、狂犬病、梅毒防治等方面取得卓越成果，被譽為「日本的國寶」、「世界的至寶」；天命之年，遠赴非洲研究「黃熱病」，不幸遭遇感染，卒於考察途中，是「日本的白求恩」；死後葬於美國紐約北郊，碑文銘刻：「他畢生致力於科學，他為人類而生，為人類而死」，更是日美友誼源遠流長、萬古長青的象徵。
五千元紙鈔上印的是樋口一葉（1872～1896)，女，小說家。咦，怎麼會選上樋口一葉？並非瞧她不起，而是在文學這個領域，她取代的，是大名鼎鼎的夏目漱石！（1984年版的）而且鈔票面額還從一千元飆升至五千元！上世紀末《朝日新聞》發起讀者評選日本千年文學家，排名第一的就是夏目漱石。作為局外人的中國讀者，我也敢打賭，若論文學成就和國際影響，一葉無法和漱石比肩。
在鈔票上印誰，不印誰，這是一件大事，決策者肯定有長遠的酌量。那麼，人家是怎麼取捨的呢？我猜想，與漱石相比，一葉的優勢在於性別。日本自有紙幣以來，統共啟用過十七位人物的肖像，作為女性，且印在貨幣正面的，一葉是第一位。日本女性佔總人口一半還多，標榜民主政治的彼邦政府，不可能永遠對之視而不見。中國的偉人說：「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日本方面想必也有類似的眼光。
其次，與漱石相比，一葉的頭上多了一道「物哀」的光環：生於憂患，終生在貧困中掙扎，只活了二十四個年頭，創作的黃金時段僅僅為十四個月。川端康成有言：「在日文裡，『悲哀』一詞與美是相通的。」毫無疑問，定格於櫻花般轉瞬即逝的樋口一葉（二十四歲），永遠比老氣橫秋的夏目漱石美！（日本過去說「人生五十年」，此公享年四十有九）
還有一節，夏目漱石小時候出過天花，敗了相，生平不愛笑，更不愛留影，鈔票上使用的那張，是他去世四年前，為明治天皇戴黑紗時拍攝的，難怪一副哭喪相——夏目漱石登場以後，日本經濟如坐過山車，迅速從巔峰墜落深谷，或
許有人把經濟的不景氣怪罪於老先生的滿臉愁容（不吉利），才請他謝幕退場的吧。
一萬元紙鈔上印的是福澤諭吉（1835～1901），明治時代的啟蒙思想家，教育先驅。在一萬元這個至高無上的寶座，1984年的老版本是他，2004年的新版本也是他，足見其得天獨厚的「福澤」。
日本號稱「教育大國」，這裡面有諭吉的一份功勞。輿論宣傳以《勸學篇》影響最大，據其自述，九年內，發行七十萬冊，風靡扶桑；《勸學篇》以首句最為出名：「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因襲美利堅《獨立宣言》，倡導天賦人權，眾生平等。實踐則以「慶應義塾」為樣本，苦心經營，銳意進取，迤邐而至今日，已發展為蜚聲世界的慶應大學。
作為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究竟啟蒙了什麼？這事如今有點曖昧。吾人熟知福澤諭吉吼的最大一嗓子，就是「脫亞入歐」，諸如掃蕩儒教、蔑視亞洲、鯨吞朝鮮、瓜分中國等等。近來有人為福澤諭吉辯解，說臭名昭著的《脫亞論》，雖然出自他創辦的《時事新報》社論，且收入《續福澤諭吉全集》，但不是他本人撰寫的，完全是一場誤會，云云。是耶？非耶？筆者認為，在這件事上，糾纏那篇社論出自誰手，並非頭等重要，關鍵在於，一、福澤諭吉有言在先，旗下社論，不管何人執筆，都是經他授意，或認可的；二、福澤諭吉有關侵華、殖民的言論，連篇累牘，世人鹹知，豈是藉口一篇《脫亞論》出身可疑，就能輕易洗刷掉惡名的呢？
野口英世，樋口一葉，福澤諭吉，三人都以明治時代為背景，足證當下對那段「大國崛起」美夢的眷念。日本雖小，野心卻是勃勃，鋒芒時而畢露，動輒以「大和民族」、「大日本國」自居，這種自高自大的情結，平心而論，倒也未可厚非，問題是，在成為世界大國之前，你得先拿出世界級的思想家吧——抬出福澤諭吉這樣霸悍驕妄的軍國主義吹鼓手，肯定是不靈光的啦。
這麼一想，紙鈔上福澤諭吉的尊容，瞬間也暗淡了下來。不唯相由心生，天色也在呼應，抬頭看，雨下得更大了，雨點掃在玻璃窗上，唰啦啦濺成一片，三五步外，就是天也茫茫地也茫茫——冷不丁覺得，頭頂上的天空仿佛在哪兒缺了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