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景山公園裡，有一棵為人熟知的老槐樹，據說明朝最後一位皇帝崇禎在此自縊。樹的旁邊，矗立著兩座石碑。一座鐫刻「明思宗殉國處」六個大字，為1930年故宮博物院延請著名書法家沈尹默書寫勒成；另一座則是1944年由前清翰林傅增湘所作的《明思宗殉國三百年紀念碑》。值得注意的是，後人在為這一著名的旅遊景點立指示牌時，從最初的「崇禎皇帝自縊處」，悄然變成了如今的「明思宗殉國處」。
對此，據景山公園管理處文研室工作人員介紹，上述指示牌改名發生在2011年前後，是在一位現已退休的員工建議下而改。究其原因，乃是為了與另外兩座石碑的有關表述相一致。但該工作人員也透露，「明思宗殉國處」的說法畢竟是特定時代的產物，與今日的環境不相符合，所以管理處計劃下次更換園內指示牌時，改回它的舊稱「崇禎皇帝自縊處」。表面上看，無論「自縊」，還是「殉國」，都是指崇禎皇帝自盡之事。但前者僅僅交代了自縊的行為本身，後者卻帶有強烈的褒揚色彩。這也促使我們繼續探究，從「自縊」到「殉國」，崇禎皇帝之死為何影響到了其後的三百多年？後人在紀念崇禎皇帝之死時又有著怎樣的初衷？
「崇禎之死」究竟是「自縊」還是「殉國」，這還要從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十八日，以李自成為首的農民起義軍攻克北京說起。三月十九日，天未黎明，崇禎在司禮監太監王承恩的陪同下，來到景山自縊而死，維持了270多年統治的大明王朝由此滅亡。
作為明朝的第十六位皇帝，崇禎大概怎麼也不會預料到自己將會成為明朝的亡國之君。在他之前，像嘉靖、萬曆兩位皇帝，數十年不上朝，已經導致明朝內部政治腐敗愈發嚴重，外部來自後金的侵擾也逐步加深。反觀崇禎，即位之初便力圖革新吏治，處置了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慨然有為」，給人帶來了一絲希望。怎奈國家積弊已久，縱然崇禎再努力，也已無力挽救危局。內憂外患的夾擊，最終促成了崇禎的自縊和明朝的滅亡。
與崇禎之死相伴出現的，是一幕幕的家國慘景。臨死之際，崇禎對周皇后說：「大事去矣，爾為天下母，宜死。」周后痛哭對答說：「妾事陛下十八年，卒不聽一語，今日同死社稷，亦復何恨。」隨即自縊而死。崇禎又傳旨給後宮嬪妃，要她們隨同自盡，並命太監將幾個兒子潛送出宮。面對自己的女兒長平公主，崇禎長嘆「爾何為生我家」，揮劍欲殺之。長平公主舉起手臂擋了一下，臂雖斷而性命得保。至於崇禎，他的自縊除了有太監王承恩跟隨之外，更有「自大學士範景文而下死者數十人」。直到三日之後，李自成部下才在景山發現了崇禎的屍身，並看到了他以血寫成的遺詔。其中說道：「朕自登極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文武可殺，但勿劫掠帝陵，勿傷百姓一人。」雖然各類史籍對此記載不盡相同，但字裡行間都能看到崇禎的自責之情，並希望以一己之死而為天下百姓請命。
崇禎自縊的消息傳開後，在明朝士大夫群體間引起了強烈反響，一時之間紛紛自盡效仿者不計其數。關外的後金則打起為漢人「雪君父之仇」的旗幟，在吳三桂的引領配合下，進入山海關，擊潰了李自成農民起義軍。當年五月，福臨於北京稱帝，改年號為順治，正式建立了清王朝。至此，明清鼎革，王朝變色，一段新的歷史由此開啟。圍繞崇禎之死，雖然仍有許多疑點和爭論，但崇禎自縊之舉所代表的不苟且、不偷生等一些象徵意義，則被後世反覆提及，並加以紀念。
清朝建立之後，為了爭取漢人的支持，極力尊敬如崇禎等前朝皇帝。據說，清初曾將崇禎自縊的老槐樹定名為「罪槐」，並配有一副鐵鏈。同時規定，凡皇室人員經過此處，必須駐足觀瞻。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對明朝滅亡的反思，另一方面也是對前朝皇帝的誠敬。
清朝滅亡之後，對崇禎的紀念非但沒有中止，反而隨著日本侵略的加深以及國內局勢的複雜化，得到了進一步加強。前述兩座碑之一的「眀思宗殉國處」碑，書寫者是沈尹默。碑的右側上方題款為「中華民國十九年三月立」，左側下方題款則為「故宮博物院敬立」。有一個細節是，沈先生在書寫「眀」字時，有意將左側寫為「目」，而不是通常使用的「日」字，以此來表示對當時日本的不齒和反抗。此後，隨著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的展開，對崇禎的紀念也愈加隆重，至1944年時達到高潮。
1944年，為農曆甲申年，也是明朝滅亡整三百年，註定將成為一個值得紀念的年份。先是郭沫若在延安的《解放日報》等報刊上連載了《甲申三百年祭》，通過梳理明朝的滅亡和崇禎之死，號召國內團結，一致對外。該文一經發出，即產生了廣泛影響。尤其關於李自成攻克北京後所犯錯誤的分析，也為後來中共戰勝國民黨、進入北平提供了歷史參考，因此受到毛澤東等人的高度重視。與此同時，由北平社會各界組成的「明思宗殉國三百年紀念籌備會」宣告成立，並計劃於該年三月十九日崇禎忌日前後，在景山舉行大規模的紀念活動。然而，當時華北政務委員會會長王克敏示意此事「應從緩辦」，致使相關的紀念活動沒有能夠開展。不過，通過籌備會的努力和爭取，當年仍在崇禎自縊之處新立了一座紀念碑，這便是《明思宗殉國三百年紀念碑》。碑文由曾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的著名藏書家傅增湘撰成。在近千字的碑文中，不僅可以看到傅先生對明朝滅亡和崇禎之死的追溯，更能感受到他文字背後的深層內涵和關懷。
碑文開篇即讚嘆：「餘嘗綜觀史籍，三代以下，得天下之正者，莫過於有明。」隨即對崇禎自縊致以崇高的欽佩和敬意，說他捨身殉國，留下血書為萬民請命，這一壯烈之舉理應受到後世崇奉。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在明朝滅亡之前，儘管有一部分大臣勸說崇禎南遷避難，但崇禎不為所動，死志甚堅，希望以此來報國家社稷。作者說這些，除了褒揚崇禎之外，還寓有強烈的現實意義。環顧當時，中國正遭受日本的侵略，北平仍被日本控制，與明朝亡國前夕的危難局面何其相似。因此，碑文隱含著的意思是，當權的國民黨政府也應該效仿崇禎皇帝，矢志抗敵，不畏艱難，而不是一味求緩，不思上進。正所謂「緬溯明祖開國之功，並闡思宗救民之旨」。一方面是對執政者的批評，另一方面也懷有深厚的寄託。
傅增湘的碑文，代表了日本侵略之下愛國人士們的迫切心情和追求，並通過對崇禎的紀念，來暗示抗戰到底的堅決信念。所以，該碑文也是民族精神的絕佳寫照。建國之後，雖然該碑因為貶低農民起義而一度「不合時宜」，連同沈尹默所撰碑石一起遭到毀棄，但它所承載的象徵意義，無疑產生了深刻和廣泛的影響。崇禎皇帝的「殉國」行為，不僅得到後世的同情，也獲得了較為普遍的讚許與認可。
仔細品讀傅增湘所寫《明思宗殉國三百年紀念碑》碑文，以及沈尹默所題「眀思宗殉國處」六字，均將崇禎自縊稱為「殉國」，無疑都是在頌揚崇禎的「壯舉」。所謂「國」，自然是指明朝。因為在大家看來，崇禎是受到李自成的逼迫才會自縊而死。身為一國之君，崇禎此舉堪稱為國殉亡。
但換個角度來看，崇禎殉國造成的直接結果，便是明朝的滅亡以及後來清朝的建立。因此，置身清朝，倘若一味褒揚崇禎的殉國之壯烈，勢必會引起清朝統治者的忌諱。清朝前期，大量文字獄案的發生便往往因為其中含有追思前明、影射當下的內容。比如，提到明朝的服飾、史事，都可能被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加以嚴懲。這也就可以理解，清朝的皇帝如順治、康熙等人，儘管一再表露出對明朝皇帝的尊敬，並加以祭祀，但並沒有放鬆對民間開展此類活動的控制。從清朝官方的立場看，崇禎「自縊」僅是用來形容崇禎皇帝死亡的方式，並沒有過分突出他「殉國」的重要內涵。還有另外一種情況，即通過崇禎自縊一事，將漢人的仇恨轉移到李自成身上，進而宣布清軍入關的合理性，為清朝建立提供足夠的依據。總之，有清一代對崇禎「殉國」的褒揚，多是停留在私下層面，官方雖也有肯定，但相比之下並不那麼積極。
到了民國年間，崇禎自縊一事重新受到關注，其意義也獲得了進一步抬升。尤其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日益嚴峻，崇禎「殉國」所體現的堅毅、不懼等因素，成為戰時宣傳的必備條件。這從傅增湘所作的《明思宗殉國三百年紀念碑》碑文中，能夠明顯感受得到。除此之外，崇禎「殉國」之所以被凸顯，或許還應與近代以來民族主義的興起有著密切關係。早在晚清之時，孫中山等人為推翻清朝的統治，重新使用了明太祖朱元璋當年反對元朝時喊出的口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滿漢之間的矛盾，在清末之時被重新構造起來。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清朝滅亡之後，自殺殉清者並無多少，根本無法和明亡後出現的「自殺比賽」現象相提並論。這或許與滿漢矛盾之下，人們對清朝的認同不夠深刻有某種程度的關聯。
回到抗戰年間所立的兩座崇禎紀念碑，雖然它們的作者沈尹默、傅增湘均生於清朝，後者還曾中過清朝的進士，準確來說應該算是清朝遺民，但他們顯然沒有多麼濃厚的遺民情結。所以，傅增湘的《明思宗殉國三百年紀念碑》碑文中，已經毫不避諱地大加讚揚崇禎「殉國」一事，而不必顧忌其中言語是否會觸碰到前清的立場。這既是時過境遷造成的結果，也與明、清兩朝滅亡之後截然相異的氛圍有密切關係。
正如糾結於是「自縊」還是「殉國」一樣，崇禎死後的諡號也長時間內沒有定論。多爾袞加諡崇禎為「懷宗端皇帝」，順治時期則改稱為「莊烈愍皇帝」，同樣也有人因崇禎之陵為「思陵」而稱其為「思宗」，由此更見崇禎本身的複雜色彩。以清朝官方對崇禎的通稱「愍帝」來說，《諡法》的解釋是：「在國逢難曰愍，使民折傷曰愍，在國連憂曰愍，禍亂方作曰愍。」應該說，「愍」字準確概括和總結了崇禎一生。前人曾作詩說：「景山無好景，思宗卻可思」。卻不曾想，當眾口紛紛說崇禎時，又有幾人能真正理解這位昔日皇帝的憂患哀憐？當人們匆匆走過那棵古槐時，又是否注意過景山晚景中的那一抹血色殘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