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天王寺（圖1），又稱金光明四天王大護國寺，始建於公元593年。聖德太子為討伐物部氏，造四天王並立此寺，為日本最早建立的寺院之一。寺院建寺以來數次燒毀，1963年完成了最近的一次重建。因為是復建且用了鋼筋混凝土的方式，四天王寺一直是個比較容易被忽略的地方。
圖1：四天王寺中心伽藍
畫面中左上角露出的為迴廊一角，主體建築為金堂，之後為五重塔，再後為仁王門。此圖為自北向南拍攝。很多朋友飛機降落大阪後便直接轉車去了京都或奈良，錯過了大阪市中心的這座在日本佛教建築史上極有影響力的寺院（圖2）。其實四天王寺最大的價值在於對飛鳥時期完整伽藍布局與建築樣式的再現。
2019年元旦恰逢公司團隊建設，預定的酒店正好就在四天王寺旁的JR天王寺站附近。雖然第二天要啟程回國，但清早還是硬撐著起床去了一趟。酒店窗外正好能看到四天王寺全景（圖3），可見完整而宏大的伽藍布局，異常震撼。四天王寺要想到達其實很方便，出JR天王寺站步行10分鐘即可步入南大門。
簡單說下四天王寺的歷史。公元六世紀末，日本列島的政治形勢正在發生劇烈變化。因為佛教的傳入，朝廷內部對於是否接納這一外來宗教產生重大分歧。蘇我馬子、聖德太子為首的「崇佛派」和物部守屋為首的「排佛派」之間發生了戰爭。在整體形勢不利於崇佛派的境況下，聖德太子發願，若有一天凱旋歸來將建造殿宇供奉四天王。推古天皇元年（公元593年），聖德太子如願以償，在難波荒陵完成了四天王寺的建造。這一年，聖德太子開始攝政。從公元593年到710年這段時間稱之為飛鳥時期。同一時期，在奈良郊外，飛鳥寺也開始動工，建成時間大約在公元596年，比四天王寺晚3年。飛鳥寺、法隆寺、四天王寺，是日本最早的一批佛教寺院。
四天王寺是日本早期伽藍布局中「四天王寺」式的代表（圖4）。以塔為中心，整體核心建築在中軸線上一字排開，前塔後殿。中心伽藍區域按照參拜順序分別為：南大門、中門、五重塔、金堂、講堂。與四天王寺布局相同的寺院在日本還包括：
飛鳥-山田寺（676年）、飛鳥-中宮寺（7世紀）、飛鳥-橘寺（7世紀）。同一布局在朝鮮半島有：高句麗-定陵寺（427年）、百濟-軍守裡寺（6世紀中）、百濟-王興寺（577年）（圖5-7）等。「四天王寺式布局」可以算是公元5-7世紀東亞最流行的款式，體現了佛塔在整個寺院中的核心地位。時代略早的北魏洛陽永寧寺布局可以說和四天王寺如出一轍，只是永寧寺規模更大而已。
圖5：飛鳥-山田寺伽藍復原圖
除了四天王寺式布局以外，在飛鳥時期，還出現了塔與金堂並列的「法隆寺式布局」、「法起寺式布局」，一塔三金堂的「飛鳥寺式布局」，以藥師寺為代表的「雙塔布局」，更加特殊的非對稱的「川原寺式布局」等等（圖8）。這些寺院中除了法隆寺伽藍的布局保存相對完整外，其它都或為遺蹟或僅有個別寺院建築保存下來。
圖8：I 法隆寺式布局、II 法起寺式布局、III 飛鳥寺式布局、IV 川原寺式布局、V 大官大寺式布局、VI 藥師寺式布局
位於奈良斑鳩町的法隆寺是現存飛鳥時期寺院中寺院格局保存最完整的。飛鳥時期留下的建築包括金堂、五重塔、中門、迴廊，共4座。加上奈良時期的建築，法隆寺僅僅一寺就保存了唐代同時期的建築11座，接近全中國現存唐代建築總數的4倍。法隆寺中的不少建築樣式、結構都是早期古建築中的孤例。大阪四天王寺的復建工程中其實參考了不少法隆寺建築群裡的元素（圖9）。下文會提及一些。
圖9：法隆寺建築群
下面來講講四天王寺的第一道門——南大門（圖10）。南大門兩層三開間，單簷懸山頂，第二層不可登臨。補間位置可見人字栱。人字栱為直腳，風格高古，與山西大同雲岡石窟內部窟簷上的相似（圖11）。直腳人字栱多見於北齊以前的建築圖像。南北朝晚期以後逐漸演變為曲腳人字栱，然後進一步演變成類似駝峰的卷草或雙卷草形鬥栱。盛唐以後人字栱大多被駝峰代替。再往後，複雜的補間鋪作出現，人字栱的最後一點痕跡終於消失（圖12-14）。
法隆寺金堂和中門二層勾欄上目前還保存著人字栱的實物，都為曲腳人字栱（圖15）。這是目前少數使用中的人字栱實物。
法隆寺金堂二層的人字栱並非飛鳥時期的原物，而是江戶時期補修之物。其造型遵循古制且毫無疑問也是古物。
南大門另一重點是位於正脊兩端的金色鴟尾。鴟尾帶有鮮明的飛鳥特色。飛鳥時期的寺院出土中能看到這樣形式的鴟尾曾普遍存在（圖16）。胴部平滑流暢，鰭部頂端銳利，整體造型極為簡潔，與以唐招提寺鴟尾為代表的奈良時代鴟尾造型有一定區別（圖17）。
注1：胴（dòng），意思為鴟尾前部主體部分
注2：鰭部，意為鴟尾外部邊緣類似魚鰭的部分
圖17：奈良-唐招提寺鴟尾
南大門之後就是仁王門（圖16-17），又叫中門。四天王寺雖然整體布局是中軸線式，但是日本現存大陸式寺院的山門基本都被封閉。與此相同的例子如：法隆寺、東大寺、藥師寺等。進入寺院都要從迴廊周圍的小門進入。山門單簷歇山頂，正脊兩端同樣有一對金色鴟尾。值得一提的是，歇山頂採用了兩段式。這種屋頂做法多出現在漢 — 南北朝時期，在仿古建築和壁畫中還能看到。這種樣式日本有一個專門的詞叫「錣屋根」。
1984年，由古建築考古學家楊鴻勳先生主持復原的西安青龍寺惠果空海紀念堂（圖20）就採用了兩段式歇山頂的做法。奈良東大寺，為紀念重源和尚而修建的俊乘堂（圖21）使用了兩段屋頂。奈良法隆寺寶物館中飛鳥時期的玉蟲櫥子（圖22）也採用了這種屋頂。敦煌莫高窟296窟北周（圖23）壁畫中可見大量這種屋頂。四川牧馬山東漢崖墓出土的明器中（圖24）有一座完整的兩段式歇山頂建築。可以確定的是，兩段式歇山頂最早起源於中國，是歇山頂建築逐漸形成過程中的一種過渡樣式。後來兩段屋頂合併在一起，中間的折角也變得平滑起來。
仁王門左右兩側伸出迴廊（圖25），圍繞寺院一周，匯於講堂兩側。迴廊樣式與法隆寺飛鳥時期迴廊基本一致。大叉手置架於平梁之上，託大鬥，鬥上置捧節令栱，再託脊槫。迴廊所有柱子均為梭柱，上置皿板。以上這些特徵都和法隆寺（圖26）一樣，不在贅述。
仁王門之後是五重塔。五重塔收分十分舒服（圖27-29），自下而上逐層減小。完全不同於近乎直上直下的日本第一高塔，京都東寺五重塔（圖30）。塔各層勾欄標配人字栱。因為是鋼混結構，所以內部無心柱。沿狹窄的樓梯可拾級而上至塔頂，說是可以登塔遠眺，其實第五層窗戶很小，基本看不到任何東西（圖31）。
日本飛鳥時期建築樣式受到朝鮮半島建築風格的影響，而朝鮮半島又受到了南朝影響。走入四天王寺，腦中不由地開始想像1500年前南朝建康都的壯美。南朝木結構佛塔遺址至今沒有完整的發掘，資料鳳毛麟角。我們對當時佛塔樣式、規模的了解只能通過其它出土文物上的建築圖像進行研究。
南京鐘山獨龍阜東側出土的石塔殘件（圖32），疑似為南朝開善寺旁的寶志和尚塔或慧約婁禪師塔遺構。平面正方形，三開間，柱間可見人字栱。2017年浙江博物館「梵天東土·並蒂蓮花」特展上展出的梁天監十年（公元511年）的一佛四菩薩組合，背屏上可見一座三層小塔（圖33-34），同樣為方形。我們可以大致確定，在南北朝時期，木結構佛塔大多為四邊方形。而這種形制漂洋過海，最終影響了日本大量佛塔建築。
五重塔後是金堂（圖35-36）。金堂為兩層單簷歇山頂，屋頂同樣為兩段式。第一層五開間，第二層四開間。因為金堂內不給拍照，這裡大概描述下金堂內的布置。金堂內空間很大（圖37），主尊救世觀音（圖38）半跏趺倚坐於圓柱形臺座之上。其形象取自法隆寺夢殿救世觀音像（圖39）。而夢殿救世觀音的形象傳說取自聖德太子本人容貌。救世觀音頭戴寶冠，腳踩蓮花，上有天蓋，後有舟形火焰背光。雖然為新塑，但極其精美，讓人不由地發出讚嘆。救世觀音兩側分別是六重金塔和舍利塔。由於無法靠近，所以上述均難以辨別製作材料（還請網友補充）。金堂四周有四天王，四壁繪滿壁畫（圖40），題材為佛傳故事。總之雖然是仿古建築，但看了真讓人拍手叫絕。
圖37：四天王寺金堂內景
再退到金堂以外看看鬥栱（圖41）。可看見第二層安排了同法隆寺金堂、中門、五重塔一樣的雲栱（圖42）。飛鳥時期的寺院遺存非常有限，四天王寺金堂用雲栱實屬不得以的選擇（沒別的可抄的）。雲栱的設計類似於我國建築中偷心造的概念，只照顧了向前出挑，橫向結構不穩定，支撐力也不夠。後世已經證明這樣做法的弊端。法隆寺金堂四周支撐的柱子就是為了應對屋簷的沉降。一層副階周匝則是為了遮擋四根柱子，以保持美觀（圖43）。
金堂的椽子為輻射式布椽（圖44），這是我在第一次到達四天王寺時十分意外的。現存飛鳥以及奈良時期的建築都使用了平行布椽（圖45）。平行布椽甚至被定為這兩種建築樣式成立的必要條件。輻射式布椽法是隨著禪宗以及禪宗樣建築的流行而進入日本的，這是鎌倉時期的事情了。
在飛鳥時期，建築上到底是否會使用輻射式布椽，很難下定論。可以確定的是，這兩種布椽方式至少在漢代就已存在。高頤闕（圖46）和太室闕（圖47）就分別用了兩種方式。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思考。
金堂之後是講堂（圖48-51）。講堂單簷歇山頂，面闊八間。為什麼是八間，不得而知。講堂內陣以中央為界，東邊的稱為東堂，又叫冬堂。西邊的稱為西堂，又叫夏堂。主尊西方極樂世界教主阿彌陀佛，四壁繪滿玄奘取經故事。
圖48：四天王寺講堂
註：寺院的格局以及金堂、講堂內的布置並非現在人的臆想。而是源於平安時期傳世的珍貴資料《四天王寺緣起》。其中提到「寶塔一基」、「金堂一宇」、「金銅救世觀音一軀」等。是研究四天王寺早期格局的重要資料。
在迴廊和講堂的組合方式上，法隆寺和四天王寺顯示出了不同的做法。法隆寺的迴廊是在講堂以南閉合，把講堂排擠在了迴廊的外圍。四天王寺的迴廊則直通講堂兩山面。之所以現在法隆寺的迴廊也通向講堂，是因為老迴廊和講堂已在公元925年燒毀。後世重建時改變了迴廊的路線（圖52），將迴廊加長了一截，並延伸到了講堂兩側。
在講堂與迴廊的外側是鐘樓和太鼓樓。鐘樓在西（圖53），太鼓樓在東（圖54）。由此可以看出這和中國的晨鐘暮鼓沒有什麼關係。太鼓是日本本土代表性樂器，使用範圍非常廣。在民間，敲響它的目的是為了祛病除魔。在宗教領域，太鼓也能用做迎神。
四天王寺用太鼓樓和鐘樓作為組合，顯然違背了飛鳥時期的寺院規制。早期寺院中一般都是「鐘樓和經藏」或「經藏和經藏」並立。以中國來說，從南北朝至唐代，寺院中基本都是鐘樓、經藏相對。直到宋代，因為雕版印刷的發展，為保存大量佛經，對經藏的要求不斷加大，才導致了經藏位置提前，進入了寺院的中軸線。到了明代，鼓樓出現並代替了早期經藏的位置，形成了當下最常見的寺院格局，即東鍾西鼓。
有一點必須要說。四天王寺鐘樓、太鼓樓的配置雖然有點問題，但是位置上卻非常符合飛鳥時期的布局。即在迴廊以北，接近講堂的位置。通過上圖（圖55-57）可以看到，公元五至六世紀，寺院中鐘樓、經藏基本是在寺院靠北的位置，說白了就是在中心伽藍以外。到了七至八世紀，鐘樓和經藏的位置開始向前移動。有的雖然沒有超過佛殿，但進入了中心伽藍區域。有的已經到了寺院的南邊。通過下圖（58-62）可以大概看出這樣的規律。【三角形=鐘樓、正方形=經藏、圓形=推斷鐘樓、經藏】
由此我們可以大概得出兩個結論：1.鐘樓和經藏的位置不是固定的，不同的寺院中兩者位置可能互換；2.鐘樓和經藏的位置一直處在從寺院後部向前部的緩慢變化中。至此，四天王寺整個核心伽藍區域介紹完畢。在中心伽藍外還有諸多不錯的建築可以參觀，諸如：石舞臺、六時禮讚堂、五智光院等。寶物館在講堂以東250米，雖然不大，但展品豐富，值得一看。
四天王寺自公元593年建立至今，一直伴隨著不斷的破壞和重建。尤其到了平安時代之後，可以說是劫難重重。承和二年（836年）的雷擊和天德四年（960年）的火災使四天王寺兩度被燒毀。天正四年（1576年）織田信長與顯如的石山本願寺之戰致使四天王寺再度燒毀。四天王寺之後由豐臣秀吉重建，但是在慶長十九年（1614年）再度燒毀。德川幕府時期重建後，於幕府末期享和元年（1801年）再度燒毀，並再建。昭和九年（1934年）大阪遭到室戶颱風襲擊，五重塔和中門完全塌毀，金堂遭受重創。昭和十五年（1940年）五重塔再建。但在昭和二十年（1945年3月13日）的大阪大空襲中，除伽藍北邊的六時堂、五智光院以及本坊方丈倖免於難外，其他建築全部被毀。現在的建築物是昭和三十二-三十八年(1957～1963年)重建後的產物（圖63-71）。
歷經千年，四天王寺初建時的樣貌我們早已無從知曉。但日本最初官寺的地位，使其無論經歷多少磨難，都最終得以重生。今天我們走在四天王寺內，「飛鳥」仿佛就在眼前。關於它的更多故事，以後再慢慢道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