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世界經濟論壇發布《2020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遠離歐洲大陸，人口只有30餘萬的北歐國家——冰島，連續第11年位居榜首。在華麗的排名背後，冰島是性別平權的烏託邦嗎？讓性別平等從一句口號變為一整套社會機制和文化傳統，冰島人付出了什麼努力？嘉倩出發了，前往冰島的旅途很漫長。午夜在香港轉機，再飛往巴黎，睡眠很淺。在巴黎戴高樂機場飛往冰島首都雷克雅未克的登機室，來自世界各地的旅人匆匆而過，嘉倩遇到一位76歲的老奶奶，她剛剛結束在巴黎的行程，因為冰島航班便宜許多，準備從那兒轉機回美國。老人的伴侶已不在世，但她仍然堅持獨自旅行。嘉倩笑出了眼淚，她自顧自地向老人訴說：「我才26歲，但我覺得我已經老了。」「我夢想成為作家，但是連開始的勇氣都沒有。」「在中國的生活一團糟，辭職後做的項目爛尾了，我病倒了，然後也分手了。」
圖 | 攝圖網
在國內，嘉倩剛剛和同齡的丈夫離婚，也放棄產下腹中的孩子，她告訴我：「前夫非常傳統，認為女孩子相夫教子就好，他還說我這樣的女生和他分開是沒有未來的。」嘉倩隨後買下那張前往冰島的單程機票，以技術人才工作籤證來到冰島定居，這本來是計劃中的蜜月旅行。
對於剛到冰島的嘉倩來說，這個國家宛如一個「烏託邦」，曾讓她失意的婚姻在這裡突然無足輕重。在冰島的第二天，嘉倩在雷克雅未克主街看到一位牽著兒子的孕婦，攀談時得知，孕婦沒有結婚，腹中的胎兒是現任男友的孩子，而且兩人就要分手了。嘉倩告訴我：「在冰島不論家庭還是公司，都會支持這樣的單身母親。」婚姻在這片土地上顯得過時，冰島三分之二（67％）以上的嬰兒是未婚父母所生。「『家庭破裂』這個詞很糟糕，這意味著您一旦離婚，有些事情就要破裂了。」帶著三個孩子、有兩任伴侶的冰島人阿斯蒙多蒂告訴媒體，「但這根本不是冰島的情況，我們可以選擇想要的生活。」
《戰中女人》劇照
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為這份自由提供了可度量的指標。報告包含政治、經濟、教育和健康四大項得分。在2020年度最新報告中，冰島男女平等狀況的總體指標連續第11年蟬聯世界第一位。其中「政治權利」和「經濟參與」分居世界第一和第二位，「識字率」「高等教育」「兩性出生率」等二級指標也位列世界第一。
冰島人並未因此自滿，新的困難和舉措層出不窮。即使「男女同工同酬」指數已位列世界第一，今天冰島女性的平均收入仍然比男性低15％左右，他們計劃在2022年徹底消除這項差距，並已在2018年進行立法，對所有25人以上企業的違規行為規定了強硬的罰款。另一方面，政治權利也並非天賜，2016年，冰島歷史上最為性別平等的議會產生，48%的國會議員由女性擔任，天平似乎已經歸零；僅一年後，2017年冰島議會中的女性議員佔比又掉回38%，在那一年發布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中，冰島的「議會女性指數」排名從第一降至第20位，兩性的政治平等並不穩固。
爭取平等的同時，冰島女性也放棄了一些兩性交往中的「優待」。嘉倩的第二任丈夫是冰島人，約會時嘉倩明白了冰島女生的「不容易」。當時她正在紅十字會做義工，她問一位女同事：「我要不要主動約他呢？對方會不會不珍惜？」同事感到莫名其妙：「你想他就主動約他呀，否則男生會消失的。」有一次兩人還在禮節問題上產生了小分歧，她告訴丈夫，為女生開門、讓座是一種很平常的紳士禮貌，得到的回應卻是，這在冰島可是大忌，因為女性會覺得被小看了。嘉倩發現，和政治權益、經濟地位相比，這些對傳統習慣的變革，才是建立穩固的性別平等的源泉。
如今的生活令嘉倩感慨起美國作家理察·耶茨（Richard Yates）的小說《革命之路》中女主人公艾普莉的結局。書中艾普莉想去巴黎開始新的生活和事業，而丈夫則想留在美國求得升遷。在爭吵無果後，艾普莉選擇了自殘性的流產，最後死在醫院。嘉倩將來打算寫一本小說，不會給艾普莉這樣的結局，「艾普莉應該在巴黎成為一個很棒的劇場演員，她會過上想要的生活」。但嘉倩也明白，冰島女性所經歷的「革命之路」，遠比她所想像的「happy ending」要複雜而漫長。
在雷克雅未克市郊一位農場主的小兒子埃約爾松眼裡，冰島女性地位的分野始於他父親的青年時代。「爺爺在世時還經常說，女人應該留在家裡。」埃約爾松今年27歲，因為小時候母親在雷克雅未克市區工作，父親已經全職在家中照看農場，他在5歲以前都由父親帶大，他開玩笑道：「這在冰島很平常，我從小和他在一起，父親都快嫌我煩了。」
在女性思潮風起雲湧的20世紀70年代，埃約爾松的父親還在念高中。1975年10月24日，全冰島90％的女性展開罷工，首都地區一半女性參與了運動，反對將女性視作輔助勞動力，隨意地召回和遣返。罷工使冰島經濟陷入停滯：學校、託兒所、商店和工廠紛紛關門歇業。由於當時報社的打字員通常是女性，連報紙都無法列印。男人們要麼在家裡發呆，要麼自己帶孩子去上學。夜晚，女人拒絕在家做飯，一位當時就在廣場上的女權主義者回憶道：「街上瀰漫著烤肉燒焦的味道，男人們正在嘗試自己下廚。」
1975 年 10 月 24 日，全冰島 90％的女性展開罷工在埃約爾松的回憶裡，罷工確實改變了那一代人，包括他的父親。「父親說他沒有對立的情緒，只是覺得這是全世界都在發生的改變。」但這場變革並非一夜之間發生，冰島女性為此鋪陳的道路將近百年。1869年，在農村成立了冰島第一個婦女協會團體；1894年，冰島女性協會在首都雷克雅未克創辦後，政治訴求集結成軍。頂著媒體上對女性「天真」「毫無貢獻」「易受親近男性影響」，以及「過於團結」的指責，協會開始積極遊說國會。1915年6月15日，女性終於可以在國會選舉中投票，投票年齡卻被設置在40歲以上，直到1920年，這一門檻才被撤銷。兩年後，首位冰島女性國會議員因吉比約格·比格納森（Ingibjörg Bjarnason）當選，她的連衣裙在西裝革履的國會議員合影中格外顯眼。
1922年，首位冰島女性國會議員因吉比約格 · 比格納森和其他國會議員合影
百年前追求政治權利時種下的種子，最終在冰島生根發芽。1975年運動的領導者之一古德倫·赫爾加多蒂（Guerún Helga-dóttir）認為，罷工至少對從未涉足政治的女性有所影響，她們意識到彼此可以相互支持。
1975 年運動的領導者之一古德倫 · 赫爾加多特
在1983年以前，冰島國會中只有2%〜5%的女性，但運動的效果在這個為選舉平等做足準備的國家立竿見影。1980年，冰島和歐洲第一位女總統維格迪絲·芬博阿多蒂（Vigdís Finnbogadóttir）艱難當選，此後輕鬆連任三屆。1983年，冰島議會中婦女的人數急劇增加，從60名議員中的5名躍升至15名，這得益於前一年女性聯盟（Women’s Alliance）的成立，女性不再是單打獨鬥的代表，而是政黨政治的一員。
1980年，冰島和歐洲第一位女總統維格迪絲·芬博阿多蒂
冰島社會福利部顧問瑪格妮娜·馬林諾斯多蒂（Magnea Marinósdóttir）相信，女性爭取政治權利、佔據國會、參與立法的路徑會為社會孕育更深刻的變革。這場變革終於要由女性主導。
2008年那場令冰島舉國破產的經濟危機爆發前，冰島的銀行之間不斷互相借款，國家則不斷向外國借款，推動了經濟的虛假繁榮。到2006年，在這個常住人口不及上海任何一個區的國度，已經有三家銀行躋身全球前300的規模。埃約爾松告訴我：「危機爆發以後，三大銀行通通破產，冰島人都對由男性控制的金融業和政府感到失望，他們合夥偷走了我們的錢財。」女性聯盟則一直是銀行私有化狂潮中的理性聲音，主張保留至少一家國家銀行。
2009年春季政府垮臺時，約翰娜·西於爾扎多蒂（Jóhanna Sigureardóttir）當選為該國首位女總理，所在政黨便是女性聯盟的繼承者。冰島女性本身是虛假繁榮的受害者。由金融業主導的「賭場經濟」開始改變女性的角色，丈夫在銀行業的高薪水和高強度，使得越來越多的妻子不得不待在家裡。
另一方面，冰島女性也是經濟危機的「倖存者」。冰島的勞動力市場在性別上高度隔離。女性在公共部門工作的可能性更大，而男性則更多選擇私營公司的工作。私營的建築和金融行業受到了泡沫破碎更多的衝擊，男性的失業率增幅明顯高於女性，危機爆發的四年間，雙方的就業率差距就從8.3%縮小到3.7%。
經濟地位的回歸為更深度的平等政策鋪平道路。西於爾扎多蒂一方面強硬制裁銀行業，振興旅遊業，從而帶領經濟穩步復甦；另一方面，冰島政府開始注重就業率背後的崗位與薪酬的平等化。到2013年9月，政府要求國有公司及一定規模以上的私營企業的董事會至少有40％的女性（或男性）。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珍妮特·詹森（Janet Elise Johnson）對此的觀點是，從長期來看，女性平均而言可能是更成功的投資者和管理者，因為她們對風險採取了更為合理的方法，冰島人在經濟危機面前選擇了女性的領導。
手握實權的總理還推動了一系列激進的性別政策：冰島國內的性交易被定為犯罪，同性婚姻獲得合法地位。西於爾扎多蒂對少數群體的政策優待並非政治表演，因為她本人就是公開的同性戀者，也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但是家庭從未拖累她的事業。這位帶領冰島走出泥沼的女性，不僅是一國之母，也是冰島社會傳統孕育出的「女兒」。
在《2020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中，北歐五國除丹麥以外，均高居性別平等排行的前四。芬蘭年輕的女總理桑娜·馬林（Sanna Marin）也在近日上任。這些寒冷國度的空氣有什麼魔力？北歐國家共同的歷史是否為現代女性的成功提供了土壤？
2016年冰島國會女性議員佔比達到創紀錄的48%後，美國《財富》雜誌資深編輯克萊爾·齊爾曼（Claire Zillman）曾撰文將冰島女性的成功描述為一個「小國」帶給美國的衝擊。對此，生活在冰島的中國作家嘉倩意識到：「在一個人口大國，觀點一經拋出，往往石沉大海；但在『小國』冰島，我確實有能夠改變社會的錯覺。」嘉倩曾在雷克雅未克的市政廳工作，令她記憶猶新的是，當時同事們正在計劃將景點的洗手間改造成男女混用，僅保留隔間，以解決女性排隊的問題。嘉倩參與了同事們的討論，她的感悟是：「每一項議題影響的居民，就生活在你身邊，而不是抽象的概念，這刺激男性去換位思考。」在那次「洗手間改革」中，大部分男性都理解女性排隊的難處，沒有提出異議。
《戰中女人》劇照
但是，嘉倩也認為，「小國寡民」的特質並不能直接帶動平等意識的形成。在性別平等榜單中同樣排在前列的德國、西班牙等國都由幾千萬人口和歐洲公認的複雜族群構成。埃約爾松對此表示：「你不能把這一切歸功於人口。」他還告訴我：「男人們也有自己的圈子，但是為女性投上一票是天然的事。」埃約爾松是冰島一個溫泉合唱團的年輕一員，其他成員大多是和他父親一般年紀的男性，他們在泡溫泉時經常赤身裸體，合唱低沉有力的維京戰歌。但埃約爾松覺得那並不是在呼喚冰島維京時代的男權社會，更多是北歐民族的共同傳承，他把歷史的遺產視作冰島女性地位的重要後盾，「我們有堅強的女性」。
在冰島更遙遠的歷史中，女性以強悍和獨立著稱。馬林諾斯多蒂介紹：「冰島自古存在『強大的女性』（Strong Women）的概念。儘管具有神話色彩，但它卻根植於現實。」在基督教時代以前，冰島女性是宗教社會中的祭司、詩人、醫生和教師，「女性享有一定的自由，並擁有文化和宗教權威」。在冰島神話裡，也不乏從歐洲大陸帶領船隊前來定居的女性領袖。如果追溯起冰島作為一個航海國家的歷史，一旦這些維京男人們出海劫掠，妻子們就需要在家中承擔起狩獵和建築等職責，甚至繼承戰死丈夫的財產，成為一家之主。
中古時代模糊的性別分工傳承至今。嘉倩感受到，「教育是冰島性別平等意識的首要來源」。冰島沒有男女校之分，學校裡老師也鼓勵男女生參加一樣的社團。不論男生女生，都要學習織毛衣、烹飪等家政技能，嘉倩丈夫和身邊男同事的廚藝都來源於此。
而對進入社會的男女來說，平等的休假制度也使得兩性的社會角色不再僵化，父親分擔了更多家庭教育的責任。冰島88%的女性受到僱用，「兼職父母」在家輪流照看孩子。自2000年「育兒假」改革以來，父母雙方每年都可以享受各自三個月的假期，還有三個月由雙方靈活分配。法律是成功的，在2007年，冰島的父親們平均休了101天的育兒假，全社會的兩性薪酬差距比峰值時低了8%。哥本哈根大學博士後研究員比約恩·阿爾納松（Björn Thor Arnarson）認為，由於男性也有了育兒假，僱主們減少了認為女性需要長時間休假來照顧家庭的歧視，冰島的就業市場為她們提供了更多長時間投入、高薪酬收入的工作崗位。
男性也是受益者。冰島男人告別了維京時代的徵戰與早夭，享受著全歐最長的預期壽命。挪威社會學家和男性研究專家霍爾特（Oystein Gullvag Holter）的研究表明，一個國家的性別平等狀況與男性福祉之間存在直接的相關性。因為女性參與工作保護了男性免受經濟衝擊，平等的文化降低了在放假時的焦慮感，幫助他們遠離菸酒的危害。冰島的男人們也可以在和妻子相同長度的育兒假期中，享受親子關係的快樂。
然而男性承擔的道德壓力也顯而易見。令人吃驚的是，冰島是歐洲人均性騷擾報告數最高的國家之一，無處不在的女權意識讓任何程度的侵犯都無處遁形，即使是在雷克雅未克充滿生機的夜市。冰島法律對性騷擾的定義非常廣泛，基本上包括任何被視為不尊重他人的行為。冰島大學2010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在18歲至80歲的冰島女性中，有30％的人至少遭到過一次男人的身體攻擊，其中13％的人聲稱遭受過強姦或強姦未遂。
冰島早期性別教育也為此進一步革新：在進入幼兒園後，男孩被鼓勵更加敏感，女孩則被教育要更加強壯和活潑。冰島著名教育家瑪格麗特·帕拉·奧拉夫斯多蒂（Margrét Pála ólafsdóttir）是這一理念的倡導者，她認為：「當總是在一起時，女孩看著男孩，她們會想『我要成為女孩，所以我不會表現得像男孩一樣』。」奧拉夫斯多蒂認為這是一種「粉紅色的迷霧」（Pink Haze），即女孩必須成為「蕙質蘭心」的淑女，有時甚至顯得脆弱；反之，處在「藍色迷霧」（Blue Haze）中的男孩則被教育得更加獨立陽剛，這會導致男性的冷漠與暴力。
為了破除「性別迷霧」，在奧拉夫斯多蒂的學校裡，男女生有半天時間會被完全隔開，分別進行對方性別常見的活動：女孩在戶外玩泥巴、做木工，男孩在室內做安靜的小遊戲。學校鼓勵女孩在遊戲時弄髒自己，「否則她們會一直停留在舒適區，直到20歲進入社會以後，一切都來了」。另一個半天裡，男女生聚在一起，學校鼓勵他們的接觸，以便學會感知對方的情緒。布萊恩是一位常駐冰島工作的美國人，他正在休育兒假，對於兒子在學校裡被傳授的「女性氣質」，他並不擔心：「我在放假期間可以教給他所有那些『傳統的男性特質』，但是學校那些都是我無法在家裡教他的。兩種特質結合後，他這代人的未來讓我很期待。」
回到當下，冰島現任女總理雅各布斯多蒂（Katrin Jakobsdottir）更相信政策的短期力量。她撰文指出：「文化轉變可以使家庭擺脫傳統的男性養家餬口模式，但是性別的工資差距將繼續迫使男人參加工作，同時讓女人待在家裡。」相較於將工資差距視作性別不平等的結果，雅各布斯多蒂認為工資差距就是不平等的來源，強制薪酬平等的法案也在這一思路下出臺，這是冰島這些年最轟動世界的改革。但是到了2022年，即使兩性的薪酬差距按計劃被完全抹平，「烏託邦」冰島仍面臨深層的兩性區隔。
冰島現任女總理雅各布斯多蒂
曼徹斯特商學院的吉爾·盧比（Jill Rubery）教授認為：只關注「同工同酬」並不能解決各個公司中的性別工資差距，因為「同工同酬」只能代表相同崗位的薪酬相等，然而冰島男性經常集中任職於高薪或高級管理崗位。《2020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顯示，冰島58%的管理崗位由男性掌握，而女性只在技術型專業型崗位上佔據優勢。2018年，在冰島最大的100家公司中，只有11%的CEO由女性擔任。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的職場性別區隔並未被顛覆，這也是冰島在「同工同酬」上做到世界最佳時，男女平均收入仍有至少15%差距的原因。
另一方面，也有專家擔憂冰島在平權問題上走得太遠，以至於忽略了「天性」。美國保守派研究機構「美國傳統基金會」的首席財政和經濟專家羅米娜·波西亞（Romina Boccia）就認為，在冰島，有大約5.7％的收入差距不是由性別歧視產生，而是無法向監管機構做量化解釋的。例如她從民意測驗中得出，除了現金工資以外，女性還希望擁有更多的靈活性和更長的休假時間。波西亞預言，冰島僵化的薪酬結構，會導致更多臨時的和派遣式的工作安排。
對於這5.7％「不可解釋」的收入差距，嘉倩毫無知覺。她辭去朝九晚五的工作，成為夢想中的旅冰作家，收入比丈夫高，自己在熟悉的市區裡買了房，還在冰島做起了民宿生意。丈夫對此沒有異議，他一直住在郊區。作為中國人，嘉倩比大部分冰島人保守，婚姻依然讓她有安全感。儘管前路漫漫，但有一句話或許足夠成為嘉倩組建新家庭以及冰島建設「烏託邦」的奠基石，那是她跟我談到丈夫——一位土生土長的冰島男人時說的：「他支持著我的事業，拿我當一個獨立的人看待。」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周刊》2020年第1期。感謝旅冰作家嘉倩對本文提供的幫助，實習生劉悅陽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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