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文化就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漢文化進入臺灣主要是通過兩種渠道，一是官方所為，以維護統治秩序、宣揚儒學等統治倫理、主辦官學和科舉考試為主；二是漢族移民的到來。移民來臺後，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方式、生活習慣、語言文字、宗教信仰與民間技藝，加快了臺灣的開發。此外，來臺的男性漢人因為移民女性奇缺，逐漸衝開了官方禁婚的限制，與當地平埔族或高山族女性通婚。高山族也漸漸接受了漢族的先進文化，與移民和睦相處。從友好相處到共同合作，閩粵移民和原住民的日益融合，促進了社會和經濟的發展。
漢文化有組織、系統的進入臺灣是在鄭成功收復臺灣後。鄭氏集團在臺灣建立承天府和天興、萬年二縣的政治統治體制；鄭成功病故後，鄭經把天興、萬年二縣升格為二府，並設南路、北路、澎湖三個安撫司。在政權建設基本穩定的情況下，開始進行一些文化教育建設，建孔廟設學校，把教育體系分為「學院」、「府學」、「州學」和「社學」四級。同時，也開始開辦科舉。社學為初級教育，三年兩試，州試上榜者送府學，府試上榜者送學院，院試上榜者則進太學。這種完整的教育、科舉體系在臺灣是第一次出現，很快成為當地的主流文化。
在漢文化在臺灣流行的過程中，儒學也得到傳播。門額上書寫著「全臺首學」字樣的臺南市孔廟，是臺灣最早建立的孔廟。1665年，鄭成功的兒子鄭經採納諮議參軍陳永華的建議，在寧南坊修建儒學講學所「明倫堂」，第二年正月，第一座孔廟落成。陳永華主管教育，葉亨為「國學助教」，在孔廟設立了「太學」。以儒學為主幹的中華傳統文化自此開始全面、系統進入臺灣。陳永華在鄭氏政權推行漢文化過程中，起過很大的作用。因此流傳著「鄭成功開之，陳永華營之」的說法，可見兩人在推行漢文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明末清初，在鄭氏政權在臺灣推廣漢文化的過程中，一批明朝遺臣也流亡到臺灣，在致力於「文化拓墾」的同時，吟詩唱和，著書立說，寫出了具有臺灣特色的第一批文學作品，並且成立了臺灣歷史上第一個文化社團──「福臺新詠」詩社。大陸名儒、賢士的到來和從事的文化拓墾活動，使得臺灣文風漸開，提高了臺灣社會崇尚文化的風氣和臺灣地區的文化水準，縮短了臺灣與大陸在文化上的差距。
康熙統一臺灣後，為鞏固、完善清朝的統治，對臺灣的文化教育也十分重視。到清代，已經在臺灣建立起完整的統治機構，形成了現代行政區劃。清朝時期，民間流行著「三年官，兩年滿」的說法，說的是許多清朝駐臺官吏三年一換，他們無心問政，只知官兵勾結、官匪勾結，欺壓百姓，撈取民脂民膏，把任職臺灣當作中飽私囊的好機會，臺灣成為了貪官汙吏的集散地。民間還流行著「一隻牛兩層皮」的俗語，說的是農民既要受「小租戶」的剝削，又要受「大租戶」和當局的剝削，田賦丁稅十分繁重，因此，臺灣有著「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的說法。在清朝統治臺灣的212年中，大大小小的民變事件發生了116次。其中發生於康熙60年（1721年）的朱一貴起義、乾隆51年（1786年）的林爽文起義、同治元年（1862年）的戴潮春起義，是規模較大的起義。但是，也正是在清代，統治集團為了維護在臺灣的統治和開發全臺灣，在臺灣開始完整、系統地實施文化、倫理教育，宣傳統治階級的主流思想意識，推廣文化知識。
清治臺灣期間，一些人為移植漢文化、宣傳漢文化作過巨大努力，也取得了相當成功，為中華傳統文化廣植臺灣人民中間起到歷史性的作用。阿里山裡有一座「吳鳳廟」，記載的是一位清政府的下層官吏、「阿里山通事」——吳鳳，因為力戒當地盛行的獵取人頭的殘忍風俗，革除舊弊，倡導先進文化，不惜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從中可以看出，由大陸傳來的先進文化思想對改變臺灣民間的落後風氣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清朝統治臺灣的200餘年，也成為了臺灣漢文化的發展期和成熟期，為以後的歷史演變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礎。
在清代，臺灣的教育也得到了相當規模的發展。自鄭經在臺南建立第一座孔廟之後，隨著社會的發展，為紀念孔子這位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人物和宣揚四書五經，臺灣一些經濟文化發達地區均建有孔廟。清代開辦的官辦最高學府－－「儒學」就設在各府、州的孔廟內。臺灣知府蔣毓英於1684年在臺南府城東安坊、高雄左營等地創辦的官辦學校「社學」，後來逐漸成為了文人結社集會的場所。
當時，臺灣還有另外一類學校——義學。義學專收貧寒家庭的兒童、少年入學，不收學費，初為官辦，後由民間捐資主辦。臺北士林的「文昌祠」、臺北板橋的「大觀義學」，都是臺北當時小有名氣的義學。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臺灣的民間學校也興辦起來，在臺被稱為「民學」。民學純屬私立，也就是「私塾」、「書房」、「學堂」，大多招收富家兒童入學，學習時間不固定，由個人需要而定。
這一時期，島內「書院「也很盛行。在臺南市，1683年（康熙22年）施琅開辦了第一所書院——「西定坊書院」；1704年，又出現了規模完善的「崇文書院」。此類學校為公有私辦，到光緒時期時，臺灣共創辦了44所規模不等的書院。
此外，當時還有一類特殊的學校，即「土番義學」，這是專門設立在平埔族（熟番）地區的「社學」，專收平埔族和高山族兒童入學，由漢人執教。土番義學在雍正年間多達50多所，漢字、漢語、漢文化在高山族中廣泛流行，有力地促進了高山族各族群文化的發展，也推動了漢人和高山族的融合。同樣，漢文化的推行和學校相對增加，對平埔族的「漢化」也產生了很大的作用。
臺灣漢文化的傳播和民眾文化素質的提高，增加了中華文化的內涵，也增加了對大陸治學人士的吸引力，大陸的思想理論、文學藝術逐漸傳入臺灣，廣泛傳播。而臺灣本土也出現了一批藝苑群星，如以主修方志出名的高拱乾、劉良璧、周鍾瑄等；以詩文著稱的陳鵬南、陳維英、鄭用錫、吳德功、吳子光等。他們既成為了臺灣文化的創導者，也豐富了中華文化。
臺灣設省後，第一任巡撫劉銘傳較為重視教育，於1887年在臺北大稻埕創辦了臺灣第一座西學堂。他在任內大力提倡新式教育，創辦了現代化的學校，聘請西方人教授外語、數理化、史地、測繪、製造等現代科技理論和知識，由此，臺灣教育邁入了現代化時期。
在中國近代經濟發展史上，臺灣之所以能夠成為全國經濟發展最先進的省區之一，特別是在大陸很多較難實行的洋務，在臺灣得以實現，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臺灣的教育和文化較為發達，民眾文化素質較高，思想、觀念也較大陸開明。
（資料來源；中國網，編輯：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