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我們從文獻的核中可以得知，卷帙如此浩繁的中國文獻典籍，主要是依靠這一時代貴族知識分子醉心於中國文化而得以實現的。日本貴族是最早掌握漢字和漢文化的一個社會階層。日本平安時代，是貴族文化佔主流的時代。這一時代的貴族知識分子，包括皇室在內，以中國文明為榜樣，對漢籍嗜愛如命。平安時代著名學者慶茲保胤在《池亭記》中敘述他的讀書樂趣時說:飯飡之後，入東閣，開書卷，連古賢。夫漢文帝為異代之主，以好儉約、安人民也3唐自樂天為異代之師，以長詩句、歸佛法也；晉朝七賢為異代之友，以身在朝，志在隱也。餘遇賢主、賢師、賢友，一日有三遇，一生有三樂。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描述，它表現了平安時代日本貴族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化的理念，而這些理念又全部是依靠中國文獻典籍作為載體而得以實現的。正因為如此，他們採用多種方式，通過各種渠道，從中國獲取文獻典籍。日本《文德實錄》卷三「承和五年（公元838年）」記載。
太宰少貳藤原嶽守檢唐船，得《元白詩筆》獻，因功敘位。這是日本早期海關的一段記錄，藤原嶽守因為在中國船上發現了一部《元白詩筆》而升官進爵，它表明當時日本權力階級對獲得中國文獻典籍的重視程度和急迫心情。
又據日本《宇槐雜抄》記載，11世紀初日本政權的實際操縱者左大臣藤原道長，一次就託中國商人劉文衝購入漢籍100餘種，氣魄甚大。
但是，平安時代最大宗的漢籍東傳，主要是依靠赴中國的日本貴族知識分子們在中國尋訪書籍，然後大批運往國內。8世紀時代日本政壇與文壇上的名人吉備真備。曾隨第九次遣唐使團赴中國，與阿倍仲麻侶一起在華習經史10餘年，回國後於公元751年，再任第十一次遣唐使團副使訪華。他兩次在中國，細覓窮搜經史子集各類文獻典籍。藤原佐世稱吉備真備為獲得《東觀漢紀》的一個完整本子，「在唐國多處營求，竟不得其具本」。
然而，吉備真備畢竟也攜帶了兩個本子127卷本與140卷本的《東觀漢紀》歸國，在版本目錄學上極為可貴。吉備真備把從中國帶回的文獻典籍，編著了專門的目錄，名曰《將來目錄》，書籍而編著成目，可見數量之巨。此目錄便是後來藤原佐世編撰《本朝見在書目錄》的重要參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