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點石齋畫報》上曾記錄一起真實的「揚州黑店殺人事件」：揚州城東三十餘裡有個叫馬家橋的小村落，因為處在交通要道的位置，所以「亦旅客往來可以謀棲止者」。村口有一家小酒館，「杏簾一角斜掛林梢，大有『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之景象」。
《點石齋畫報》
這天，夕陽西下，有甲乙兩個來自安徽的生意人路過此地，口渴難耐，便進小酒館喝酒吃飯。食畢，乙對甲說：「我到村子裡去找找旅店。」而甲則去櫃檯上結帳。「櫃中一中年婦當壚滌器」，見甲囊中銀兩很多，便對他說：「別看我這是個小酒館，其實也是可以住宿的。」甲喝得醉醺醺的，又看老闆娘貌美，便調笑著跟她來到後院。老闆娘把院門一關，「揪甲發曳令倒地，夫從背後握刀」，將甲砍死！
再說乙找到旅店，回到小酒館找甲，老闆娘說他已經離開了，「乙尋之不獲，疑入煙花叢」，便自己回到旅店，倦極思寢。正在這時，一條大黃狗突然衝進室內拽著他的衣服往外拉，乙心知有異，邀集了旅店裡的眾人同他一起跟在大黃狗後面，一直來到了小酒館。這時狗叫得更兇了，眾人一擁而入，還沒等老闆娘阻攔，他們已經衝到後院，「見灶下有燈熒然，釜鍋中氣騰騰上，揭蓋視之，則甲首尚可辨認也！」原來甲已經被大卸八塊放在鍋裡煮了！
事件的結尾不消多說，兇手自然是被繩之以法，但細細品來，卻可以從中了解清末「黑店」的幾許情狀。
一、換房撿了一條命
清末，江南工商業高度發達，酒肆茶坊的開設數量也很大，據史料記載，蘇州一地的茶館，清初還主要設在寺觀廟宇，到乾隆前期，已遍於裡巷，「一席費至數金，小小宴集，即耗中人終歲之資」。常熟縣在康熙以前只有幾家酒館，還怕飯菜賣不出去，而到了雍正時期，酒館大幅增多，且生意興隆。迨後，縣西的何家橋，縣東的新巷，以及慧日寺的前後左右，「茶房酒肆，接揀開張」，這說明此類生意已經從城市普及到鄉鎮。這其中，確實存在著一些酒館兼留客人住宿的現象，但此類店面往往規模較小，且多設在比較偏僻的地方，不像正規的旅店那樣有名氣、重口碑、不欺客，容易發生看客人攜帶財物較多就「黑了」的罪案。
徐珂在《清稗類鈔》中記錄過一樁案件：
《清稗類鈔》
「長江下遊匪徒甚多，晝奪夜劫，時有所聞，陸道則尤多黑店，與山左無異也。」江西浮梁縣某鎮，地處交通要衝，為行人往來的必經之路，有夫婦二人便在此開了個小店。一日，有個販豬的人從外地收帳回家，途經此地，投宿於店，他「衣服雖襤褸，而藏金頗富」。這天晚上，有個賣燈草的商人也來投宿，恰與販豬客是老相識，他鄉遇故，少不得一起喝酒聊天，很晚才回到各自所住的客房，燈草商人住在樓上，販豬客住在樓下，都是單間。
不知怎麼的，販豬客雖然喝了酒，頭有些昏沉，但心口難受，總有驚惶不安的感覺，便上樓去找燈草商人說：「餘今夜不知何故，常心驚，半夜未能睡。」燈草商人說你可能是不適應在樓下住，所以才有這種情況，乾脆咱倆換房吧！販豬客同意了。
夜半三更，販豬客在樓上睡得迷迷糊糊的，突然聽見樓下有刀砍斧剁的聲音，他偷偷打開門，躡手躡腳地下了樓梯一看，只見「店主夫婦持刀入燈草客室」——也就是自己原來所住的一樓房間，「猛斫數刀」將燈草商人砍死，然後翻他的行囊尋找金銀。販豬客嚇得「戰慄萬狀」，趕緊溜出門去，「徑赴縣控告焉」。
二、「買命錢」其實不算貴
不光南方，北方亦有此類案件。清代學者無悶居士（顧廣圻）所著《廣新聞》中寫發生在邯鄲的一樁奇案：
一幕客夜宿一兼做旅店的酒館，店主姓俞，其妻三娘「尤能媚人」，凡是有住店的客人，俞某「必令三娘出陪，清歌侑酌，狎暱倍至」。偏巧這位幕客是個正人君子，不好酒色，俞某熱情地招待他，問他要不要聽美人來唱曲兒，他說不必，又問他需要不需要暖酒來喝，他說不飲。「俞見酒色不可動，遂反身出。」第二天幕客離去時，到櫃檯上結帳，俞某冷冷地說要兩吊錢，幕客吃了一驚，說怎麼會用這麼多？俞某毒笑一聲道：「買命錢，不貴！」
「客駭其語，不得已，如數償之」，然後趕緊離去，回到自己入幕的官府，把事情跟縣令一講，縣令立刻去那間酒館裡暗訪。俞某不在酒館裡，只有他的七歲兒子在，縣令給他果脯，慢慢套話。正在這時，俞某回了來，也許是感覺到了什麼，拉著兒子就往外走，縣令叱責道：「哪裡來的莽漢？！」俞某突然定住，雙眼發直，開始念出一連串姓名，並說這些人都是被自己的老婆三娘勸酒到「醉夢模糊」的時候，「隔牖探黃麻圈套頸上，勒殺之」……縣令方知俞某是被「冤魂附體」，立刻喚手下人將其與三娘一起綁了，「夫婦皆棄市」。
郭則沄著《洞靈小志》中亦記有「張家灣黑店殺人事件」。張家灣鎮位於北京市通州區東南部，是通往華北、東北和天津等地的交通要道，「往時京津舟程，必經張家灣」，所以清末此地已經成為重鎮，商業發達，環境也特別優美，「柳蔭夾水，略似江鄉」。
《洞靈小志》
光緒中期，有個旅行者在張家灣的一家旅店投宿，「夜半見鬼，深目高鼻，語侏離莫辨」。這鬼整夜都糾纏著旅行者不去，直到天亮才隨著雞鳴聲慢慢消隱。後來又有旅客住在同一個房間裡，再次見到此鬼，偏偏這旅客不僅膽子大，還是個好奇心賊拉強的，「欲窮其異」，便在那鬼於天亮後慢慢消隱的地方挖掘，「得屍，果深目高鼻如所見」。旅客報告官府後，「逮訊店主」，方知這是一位少數民族的商人來京買賣貨物，身上帶了很多錢財，「宿此，店主利所有，謀斃之，倉促掩埋，不圖其能為祟也」，沒想到罪行終於敗露，「遂置諸法」。
三、七人組團殺人分屍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發生在洛口的一起案件，則跟上述幾起案件有所區別，不屬於「黑店殺人」，而是「店內黑殺」。洛口鎮有一家名叫悅來客棧的旅店，這一天來了七位投宿人，是一起外出打工的同鄉，因為客滿，他們被安排在一間大車房裡居住。到了落燈時分，又住進來一位商人，隨身攜帶著很多銀兩，看得那幾個打工仔眼睛都直了，心中起了歹念，密謀深夜殺人劫財。等到商人睡熟，他們一擁而上，將其殺死並分屍，並將殘屍分成七包，每個人拿了一包準備扔進黃河，徹底毀屍滅跡。誰知這七個人實在太笨，深更半夜一起上街不說，還一起站在黃河岸邊，擺出了拋擲的姿勢，就差領頭的喊「一，二，三——扔」了，結果被巡夜的警察發現，上前突檢的時候，有的人把包扔進了黃河，有的人驚慌失措，反而把包緊緊地抱在懷中，最後被一起逮獲。
可能有人會問，這個案子會怎麼判刑呢？
應該說，無論是浮梁案件、邯鄲奇案還是張家灣命案，按照《大清律例》，兇手有可能被判斬立決，但洛口殺人案和揚州黑店殺人事件這兩起案子不一樣，因為兇手做了一件和其他幾起案件不一樣的行為——分屍。
殺人分屍，在我國古代的罪名叫「支解人」，把死者的身體切割而不能給他留個「全屍」，屬於「不道」的行為，跟「殺一家三人」和「採生折割」（拐賣孩子將其致殘後使其乞討）一樣，是最嚴重的刑事犯罪，按照明代律例，首犯要凌遲處死，且「銼碎死屍，梟首示眾」。到了清代有所「緩解」，根據嘉慶二十二年制定的條例：「殺死人命罪於斬決之犯，如有將屍身支解、情節兇殘者，加擬梟示（梟首示眾）。」
不過到了道光八年，因為發生在安徽的一起殺人碎屍案，使這個條例有了「細化」。
當時有兩夥私鹽販子發生鬥毆，造成了一起「傷斃六命」的大案，其中有個叫馬六的在與劉大和的搏鬥中，將其殺死，然後又「將劉大和頭顱、四肢割落、剖取腸臟並棄屍水中」。安徽巡撫認為馬六毆殺人後肢解屍體乃是「欲求逼罪，原無支解之心」，所以給馬六判了絞監候。然而報到道光皇帝那裡，道光卻提出了質疑，鬥毆現場那麼多死人，為什麼馬六不去肢解別人，只將劉大和一人大卸八塊，這種行為顯然不是單純的棄屍以掩蓋罪行，而是洩憤！所以道光皇帝將馬六改為「絞立決」，並下令「嗣後謀故及鬥毆殺人之犯罪止斬絞監候者，若於殺人後挾忿逞兇割落屍頭四肢並剖取腸臟擲棄者，俱各照本律例擬罪，請旨即行正法」。
到了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三月，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等上奏，請求廢止《大清律例》中不合乎刑罰人道化、輕緩化的世界潮流的諸如凌遲、梟首、戮屍等刑罰，由此，支解人的處罰也由「銼碎死屍，梟首示眾」和「絞立決」統一改成「斬立決」。由此可知，揚州黑店殺人事件的夫妻和洛河殺人案的主犯，都逃不了脖子上落個碗大的疤——雖然兇手們妄圖用最殘忍的手段製造一種神不知鬼不覺的「宰客」，但正所謂法網恢恢，疏而不漏，暗夜密室裡的殺人分屍，換來光天化日下的明正典刑，倒也罪有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