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國第一都市。從古老的松江府,到外灘的百年風雲,從老城廂的往事,到陸家嘴的高樓林立。這裡濃縮了中國百年記憶,也見證了一批文人墨客的來去。五糧液攜手南方周末打造的「傳統與傳奇:頂尖博物館探訪計劃」來到上海,造訪了上海最大的古代藝術博物館——上海博物館,跨越歷史時空,對談與古代文人畫家,走進他們豁達灑脫、自由不羈的人生。
「畫乃吾自畫,書乃吾自書」
北宋元祐年間,宋英宗駙馬王詵的西園景致優美,又貯有許多書畫珍玩,是當時文人士大夫樂於聚會遊賞的地方。西園中著名的賓客有蘇軾、蘇轍、黃庭堅、秦觀、米芾、蔡肇、李之儀、鄭靖老、張耒、王欽臣、劉涇、晁補之、李公麟以及僧人圓通和道士陳碧虛,他們在園中吟詩作畫,看書說經,撥阮題石,談笑風生。參與聚會的李公麟嘗用畫筆記錄下這一盛況,於是有了再現北宋文人聚會的名畫《西園雅集圖》。米芾嘗為此圖作記,稱:「自東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議論,博學辨識,英辭妙墨,好古多聞,雄豪絕俗之資,高僧羽流之傑,卓然高致,名動四夷,後之覽者,不獨圖畫之可觀,亦足仿佛其人耳!」
關於西園雅集的典故虛實充滿爭議,但自宋以後歷代均有畫家先後畫過《西園雅集圖》,諸如馬遠、趙孟頫、仇英、石濤、張大千等。美國俄勒岡大學美術史系教授梁莊愛倫曾考察發現,歷代著錄的《西園雅集圖》畫作共47幅,除此之外她還見過存世的41幅,共計88幅。上海博物館藏有清代畫家石濤和華喦的《西園雅集圖》。
參與雅集的這批人當屬北宋文學、書法、繪畫等各界翹楚,也是中國古代文人階層的代表。文人畫正起源於此。與由工匠所畫、具有功能性的畫工畫不同,文人畫的題材不拘一格,完全取決於畫家本人的創作意圖。中國美術學院藝術人文學院教授孔令偉指出,文人畫與畫工畫的重要區別正在於題材的自由選擇問題,自唐代王維起,繪畫藝術創作體現了「畫乃吾自畫,書乃吾自書」的自覺。
「畫乃吾自畫,書乃吾自書」是王廙教導其侄王羲之學習書畫的心得,提出書畫創作要體現個性與自覺。孔令偉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在西方,畫者不受資助人意見的左右,實現藝術自由是比較晚的現象,但在中國,畫者不受調控和約束,很早就實現了在題材上的自由選擇。
文人畫或尋求自我抒發,或探索與社會的連接,或寄託時代情緒,是文人意識在時代中的覺醒與裂變。
上海博物館書畫研究部主任凌利中如此分析文人畫的發展:「晉隋理念先行,很多理論已經出來了,但繪畫實踐還沒有達到;唐宋寫實主義主張形神兼備,重於描繪和呈現自然物象,達到了古典主義的高峰。同時,蘇東坡也提出關於文人畫的理論,認為繪畫不能沒有詩意,需和人發生關係;元代趙孟頫提出以書入畫,為繪畫藝術從畫到寫提供了實踐基礎,呈現畫家的心性和心境;之後的文人畫走上了強調繪畫性與文化性高度統一的道路。」
「文人意識是理解文人畫的核心。」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北京大學美學與美育研究中心主任朱良志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上海博物館所藏王詵《煙江疊嶂圖》被認為是山水畫中最為完美的代表。兩隻小船在迷霧中若隱若現,青綠色的島嶼浮出水面。「這就是那遠離皇權的大好河山,在那裡當時許多藝術家意外地找到了新的藝術靈感。」藝術史家高居翰寫道,「這是中國文人畫傳統的起始。這類文人畫家由於接近皇權機構,有時甚至身處其中,並從不同角度審視它,因此有可能也有機會對其加以評論,以圖使它變得更符合自己的利益和價值觀。事實上,這些人從未遠離皇權中心,而且是這種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親近而不清高,超越又落入凡俗」
良好的藝術市場是文人畫發展的基礎。最顯著的特徵是南宋市場被院體畫佔領,直到與南宋對峙的金代,士大夫畫才得以開花結果。而蘇州、徽州、揚州、上海等地的字畫市場,在特定的歷史時期,都曾推進過文人畫的發展,特別是推出了一批著名的文人畫家,形成了中國繪畫後期流派風格紛呈錯落、令人目不暇接的壯觀局面。
明代以前,地域性畫派尚未形成,而自明代起這樣的文化現象開始出現,一定程度上和經濟發展有著緊密的關係。明代江南地區經濟蓬勃,市民對文化的消費需求也不斷擴大,尤其是聚集在江南地區的徽商,在積累了一定的物質基礎之後,將目光轉向對文人雅士生活的追求,大量購買文玩字畫以增添生活的雅趣,促進了江南地區書畫市場的開拓。
誕生於經濟發達地區的畫家,因自身條件優渥,普遍受過良好的教育,沈周、文徵明、唐寅等人或出生於文人家庭,或出生於商賈家庭。這些聚集在蘇州地區的文人逐漸形成日後的吳門畫派,而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四人被稱為「明四家」,又稱「吳門四家」。
凌利中認為江南地區的水土反哺了吳門畫派的風格。「吳門畫派的風格是溫潤的,而浙派末流過於刻露張揚,與江南的文化氣息不盡符合,也有違於儒家崇尚平淡天真的中庸之道。江南溫婉的氣質暗合傳統儒家思想的氣質。」
在這樣的文化與市場環境裡,文人自身也成為藝術市場的推動者。例如,唐寅在藝術市場上的得意和仕途官場上的失意形成鮮明對比。三十而立那年,頂著南京解元光環赴京參考的唐寅捲入一樁「科場行賄案」,仕途因此斷送,這也成為他人生的轉折點。
「仕途不通,吳門的藝術市場正好缺這樣的才子,所以和明四家中沈周、文徵明、仇英一樣,唐寅鬻畫的日子過得不能再滋潤了,就像文徵明的『雅債』都不堪重負一樣,體現江南經濟繁榮,延續南宋起所謂『蘇湖熟,天下足』的局面。」
仕途夢碎之後,唐寅的主要營生來自鬻畫賣文。在經濟發達的當時,文人參與市場的方式多種多樣,諸如贈送、訂購、延請等,能夠自我營生,不必依附他人。唐寅最終形成了「亦利亦行」的繪畫風格。
文人畫中的詩酒人生
在《微遊頂尖博物館》vlog系列的「上海博物館篇」將鏡頭對準了唐寅中年時期的山水加做《渡頭簾影圖》。此作寥寥幾筆,就把樵夫擔柴歸來、旅客席地而坐等待渡船、翹首遙望對岸酒肆,刻畫得惟妙惟肖,帶有文人畫空靈飄逸的美感。
蘇軾最早定義了文人畫:寫意而不追求細節,重要的是水墨精神的發揮。從文人畫的角度來看,蘇軾對唐代畫家孫位的畫作評價甚高,他說「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這番畫語,更是道出了寫意畫的精髓。
《高逸圖》,又名《竹林七賢圖》,是孫位創作的一幅彩色絹本人物畫,現藏於上海博物館。這幅畫記錄下了西晉時「竹林七賢」的一次風雅集會。他們飲酒縱歌,不拘禮法,受到文人們喜愛。畫中四位文人高士體態神情各異,只見劉伶手捧酒杯,眼神恍惚,正作回顧欲吐狀,旁有童子持唾壺跪接。而《高逸圖》中所描繪的酒器,卻明顯顯示出唐代器具的風貌。他身旁擺放著一套樽勺,是典型唐代的盛酒用具。另一邊擺放的六曲三足盤和其上的酒杯也能找到相應的實物參照。他好酒聞名的形象躍然紙上。
從陶淵明獨酌,到李白式豪飲,縱觀中華文脈,飲酒即興激發了無數驚才絕豔的詩文創作。杜甫曾詠出「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枝」的佳句,黃庭堅有詩「姚子雪麴,杯色爭玉」,更有蘇軾的名句「詩酒趁年華」。既是中華酒文化的燦爛瑰寶,也是中華文脈的沉澱與見證。酒就像人一樣,擁有了生命力,浸潤了中國文人骨子裡的內斂與堅韌。
「博覽文明精粹,共襄盛世傳奇。」五個月來,南方周末攜手五糧液共同探訪了中國五大頂尖博物館,從故宮博物院、陝西歷史博物館、敦煌莫高窟,到遼寧省博物館、上海博物館,一路專訪文博專家、文化名人,探尋博物館珍品的秘密及其背後的故事,感受人們對於時光的迷戀,對於生活的追求,對於美的信仰。
雖千年已過,我們仍能在無數國家寶藏中,窺探昔時的盛世榮光,品味華夏千年智慧沉澱的醇厚之韻。
中華瑰寶,薈萃成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