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古城是一個相對缺乏現代化的小鎮，眾多手藝人構成了當地的生活，也成為當地原始經濟生態極其重要的一環，是古城經濟生態的根基。近些年來，伴隨著雲南旅遊尤其是古城旅遊的迅速發展，當地經濟結構發生著巨大的變化，例如小鎮的商業化帶來了更加豐富的產品，更激烈的市場競爭......然而這些外界因素並非真正衝擊古城自身經濟生態的重要因素，真正影響著傳統手藝人的是經濟熱潮下帶來的觀念上的衝擊，以及新一代手藝人的不同選擇。
當老何的妻子為我們打開工廠的門，一股熟悉的麵粉氣撲面而來，空氣裡混著面裡獨特的土鹼味，這種近乎緊貼在大地上的生活感或許只有在這種地方才能深切感受到。我第一次來老何家的麵條廠是在四年前，外婆說他們家的雞蛋面特別好吃，於是我有幸親眼看到了手工麵條製作的全過程。當時他們家的廠子還在葉榆路上，因為是外地人，他們沒有自己的廠房和土地。為了控制成本，每次遇到漲房租就只能另找他處。隨著這幾年大理旅遊業的迅猛發展，古城的房價也越來越貴，且大多經過改造成為了店鋪或是民宿。這已經是他們換的第三個地方，也從之前的城裡搬到了現在的城郊，但沒有改變的是，當地人仍然願意走多一點路來他家買麵條。老何很驕傲的說，他1995年就來到大理做麵條生意，這二十幾年積攢的口碑和客源，搬到哪裡都不愁沒生意，這可能就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吧。
我們到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七點了，老何家的麵條廠已經完成了當天的所有工作，關上了門，但老闆娘在接到我們的電話後還是很熱情的從家裡趕過來幫我們開門，她說現在他們只要每天早上七點左右到廠裡開始準備就行，工作並不是很辛苦，今天的面很早就切完了，生意也不錯，所以就早早關門回家了。走進廠裡，後面用來晾面的杆子果然已經空空如也，前面堆著還沒來得及稱斤的面，一卷一捲地堆在一起，老闆娘說雖然現在壓面和切面都可以用機器，但是擀麵和面還是要自己上陣，這樣她才放心，分包也要自己稱，一斤一包，再用紙固定起來。
完成切割還未稱斤包裝的麵條 （圖/萬婧怡）萬事開頭難：誠信為本方能立足老闆娘十分樂意和我們講述他們的故事。她告訴我們他家的手藝並非祖傳的，而是老何跟著師傅拜師學藝來的，這是農村地區十分常見的一種學習手藝的方法。大多是因為家裡貧困，父母不得不讓年幼的孩子去跟著當地的手藝人幫工，這樣既可以補貼家用，還能學到一門謀生的技能。當時和老何一起學做麵條的有三個人，只有老何做的最好，之後很多客人都指明要他做的麵條。說到這裡的時候，老闆娘因常年辛勞而被曬得黝黑的臉上，顯露出些許羞赧的神情。她說她那時常常去買面，這就是他們愛情故事的開始。
我問老何他是不是有什麼獨家秘訣或是竅門，所以才能做得出比別人好吃的麵條，老何告訴我，大家都跟著同一個師傅學，有什麼不同，不過是他每一步都踏踏實實的去做罷了。
我一開始覺得或許有竅門也不能輕易透露給我們，老何又繼續說，即使到後面出師，他開始自立門戶，可是這麼多年他做麵條從來沒有昧著良心，也從來沒有違背過「誠信」兩個字；還提到他的同伴在其他地方做麵條，不乏有人為了節約成本而偷工減料，被食品安全監察部門罰款。他說他的面或許不是最好吃的，卻是最講良心的。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在說這些話的時候，激動得青筋暴露出來。或許很多時候我們以為難以捉摸的秘訣，往往蘊藏在最平凡和樸素的實踐中。
可真實的生活哪會如此容易。當時大理本來就已經有本地的麵條，再加上他們初來乍到，人生地不熟，老闆娘說她就背著孩子，用籮筐裝上幾十把麵條到菜場叫賣，剛開始的幾年生意不好，虧了錢，合伙人也不願意繼續合作，選擇了回老家，但是他們沒有放棄。好在因為品質和口味的保證，終於慢慢累積了老百姓的口碑，他們也漸漸不用再去菜場或者集市擺攤，大家會找到家裡的廠房來買麵條。老闆娘回憶起這段日子依然有很多唏噓，說起有一次有人買了3塊錢的麵條，給了十塊，結果她找回去了九十七塊，那一個月的辛苦相當於全都白費了。如今能夠被當作玩笑談起的遭遇，在當時對這樣一個剛剛起步，步步維艱的家庭作坊，又是多麼大的打擊，我們已經不得而知。好在一切都已成為過去。
四年前（2014年）老何家的麵條廠還十分擁擠 （圖/萬婧怡）大理作為南詔古國的前身，其經濟和文化本身就具有極高的完整性和封閉性，因而這裡的傳統手藝多為家庭傳承或是師徒傳承，大多都有著幾十年的歷史，生意也主要是靠著百姓口口相傳而維持的一些較為穩定的客源，在發展過程中他們趨於保守，只求維持著原有的經濟生態，亦能安穩度日了。而真正生活在這裡的當地人，尤其是老一輩人，也更願意選擇這些世代相傳的老店，如麵條、餌絲、餌塊等等，不僅新鮮，早上做下午就已買完，並且手藝更加細緻成熟，信譽也十分可靠。他們靠著勤勞的天性和誠信的本質，在這裡一代又一代的紮根、生存下去。
父子相承：一代人的觀念更替老廠房的機器正在將麵團壓扁平 （圖/萬婧怡）老何家如今有兩個廠，老廠房由他和妻子經營，因為維持著較為傳統的制面工藝，一天的產量大概為600斤；而新廠房交給大兒子經營，去年剛剛起步，老何替他出資投了七八萬，引進了更大的切面機器，基本實現了半機械化，新廠房現在一天的產量可以達到1800-2000斤，比之前翻了三倍多。
因為剛剛開始起步，很多事情需要老何親力親為，所以他時常過去幫扶指導兒子，監督口感和工藝，新舊兩頭奔波著，同時把自己的一些訂單分給兒子，希望他能夠早日自立門戶。
老何的大兒子在看機器剛剛切出來的面 （圖/萬婧怡）我問老闆娘：「現在產量提高了那麼多，你們有想過網絡銷售嗎？」老闆娘說沒想過，她說麵條不同於其他食品，在快遞的過程中非常容易破碎，這樣他們損失的風險可能更大。再者，他們對現在的生活很滿意，就想這樣安安穩穩的過下去。
當我們問她希望將家裡做麵條的手藝一代一代祖傳下去嗎？老闆娘的回答似乎充滿了無奈，她說當然希望做了一輩子的手藝能夠傳承下去，而且鄉親都非常喜歡自家的麵條，很多人大老遠的跑來，一次就拿十把二十把面，但是他們卻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好好讀書，找到更加穩定的工作，不希望他們像自己和丈夫一樣辛苦。都說師徒如父子，可是當師徒真的是父子時，往往又充滿了更多的顧慮和考量。
第二天待和面、擀麵的麵粉原料 （圖/萬婧怡）在採訪中我們也了解到，老何有兩個兒子，可是兩個兒子有著完全不同的想法：大兒子大學畢業後，最終選擇了回家，繼承父親的麵條廠學手藝，同時準備帶著父親將家中的麵條製作進一步推向機械化，努力向父親學習著，並想要早日獨立。而小兒子想要和朋友合夥開客棧，可是合資民宿需要投入十多萬元人民幣，這對家裡來說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再加上如今為了保護當地的生態環境，眾多民宿面臨關停整改，風險很大，這令老兩口十分頭疼，卻也只能給予支持。
這其實是當今大理人面臨的一個困境，不只是一家人的困境，更是關於整座城市。在短短的五年內，整個古城以肉眼可見的速度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客棧、酒吧布滿了大街小巷。隨著餐飲、住宿不斷的開發，從前在當地人眼裡不值一提的木頭房，瓦房，轉眼就成為了賺錢的機遇，越來越多的外地商人看中了這裡的潛力，紛紛入駐，實際上不僅抬高了房價，也極大影響了當地人的生活。有房子或者鋪面的人家在高額租金的牽動下，也願意選擇將房子出租，一家老小靠著房租可以做到生活無憂；同時對於當地原本的傳統手藝人來講，晚輩往往不屑於繼承家中父輩的傳統手藝，從小見慣了長輩日常的勞苦，更是不願過這樣的生活，因而更嚮往能快速的賺錢方式。從前他們或選擇去大城市打拼，或最終無奈返回家中，始終是要靠學習手藝求以養活自己，如今卻紛紛將目光投在家中現有的房產和土地上。
我們無法評判他們的選擇，誠然能夠抓住因地理環境的優勢帶來的新機遇並無可厚非，可真正令人擔心的是這樣的模式，是否真的有利於一個家庭的長遠發展？在大理這樣一個教育本身就落後的小鎮，當年輕一代可以借著祖輩累積的財富求得不勞而獲時，往往也增大了他們生出惰性的可能。近些年除了吸引更多的外地遊客和商人，在這一片繁華之下我們不乏看到年輕人讀書不成，靠著祖輩打拼下來驟然成為生錢工具的房產，白天打麻將，晚上享受著夜生活，對需要承擔的家庭責任視若無睹。
之前我採訪到一個當地的老人，他年輕時在古城的建築隊，同樣是手藝人出身，建了很多房子，還有「萬磚能手」的稱號。他很早就蓋下了自家的一院宅子。可是近幾年當周圍的鄰居紛紛將房子出租，改建民宿或是店鋪時，他卻遲遲不願意迎合趨勢，為此也和家中的子女爭吵無數。家裡人都說他固執，但當我問起他這樣做的原因時，他只和我說了一句話：「打鐵要靠本身硬。」
我瞬間明白了他的用意：如果一個家的晚輩都只惦記著祖輩的留下的房產過日子，這樣的家庭要如何談未來。那一刻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這個即使生活在小城鎮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老人，他的睿智通透和眼光的長遠。最後雙方都做出讓步，他定下家規，即使同意將家裡的老宅部分改修成店鋪，也仍然要保留老宅原貌，其次子女也不可好吃懶做，必須先有自己的事業。
家為國本，縱使時代進步，經濟發展，也不論子女是否願意傳承祖輩留下的手藝，但自古至今中華傳統美德即教導我們切忌懶惰與企圖不勞而獲之心。片面的發展加之快速的財富收益往往也意味著快速的衰落，唯有當每一個家庭都秉持著如此的警醒之心，無論下一代最終選擇何種生活方式，一個城市才能有可能成為一個充滿生命力的城市，也方能迎得真正的發展。
發展困境：傳統家庭作坊是否面臨終結老何和妻子同我說，他們如今還不擔心以後的生意，畢竟麵條是人們的日常主食，而大理人的早餐習慣中，不管是餌絲還是麵條，往往不能缺乏主食。可是
從前的家庭手工工藝，終究不是長久之計，必須要走向機械化半機械化，因為伴隨著生產原料例如麵粉、雞蛋的市場價格也在不斷上升，只有在人力物力和產量上取得優勢才能獲得價格上的優勢。在五六年前，一斤普通麵條賣1.5元，如今漲價到3.5元，超市的同類產品大約在4-7元不等，在質量保證的基礎上他們的價格對周圍百姓也很有吸引力。雞蛋面則要稍微貴一些，一斤在6元左右，超市則在5.5-8元不等。
老闆娘為我們展示平時將麵條按斤包裝 （圖/萬婧怡）首先麵條本身是利潤極薄的生產，其次
傳統作坊自身缺少宣傳渠道和品牌效應，本身僅靠當地人口口相傳而維持的生意，因此新一代的手藝人為了維持現有的利潤空間不得不選擇放棄父輩的手工製作，走向半機械化大生產，以擴大利潤空間，同時應對上升的物價和生產生活成本。但是面對這些年來古城消費者群體結構的巨大改變，以及新一代人與舊一代人生活方式的更迭，這些傳統的家庭作坊所面臨的風險實際是不可估量的。他們所象徵的傳統工藝，雖不如扎染、銀器等被稱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卻是獨特的大理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傳統大理人的生活由此起源，亦由此生根發芽。
他們的困境，也是如今鄉鎮走向城市化亟需面對的問題，在採訪中我發現很多家族作坊和手藝並非如想像中是落後、老舊、衛生條件不足，以致於無法適應市場的落後產業，相反的是，他們往往是深受當地人信賴，技術成熟經驗豐富，且帶著鮮明的地方特色的傳統工藝。他們缺乏的是對於新的商業模式的接受、認知，以及學習如何將傳統與城鎮的新經濟的接軌，最後需要的，或許就是政府部門的肯定與支持。尾聲我自2014年就開始關注大理當地傳統手藝人的生活，小時候與外公外婆居住在這裡，看著那些手工製作餌塊的人，他們將餌塊揉成耳朵的形狀，成為我兒時的記憶；還有在外地永遠品嘗不到的喜洲粑粑的味道......我對它們都懷著特殊的感情。後來有幸親眼見到了一些保留下來的傳統工藝，如油菜籽制油工藝，以及這次的傳統麵條製作工藝。
然而近幾年來，伴隨著經濟越來越快地發展，我看到了這些傳統手工藝的空間不斷被壓縮，甚至面臨著消失的威脅，諸多曾經熟悉的店鋪都出租成為了客棧和餐館。這或許是時代變遷，社會進步所帶來的必然現象，但是難免讓人唏噓。因為帶來取代它們的，並非外界因素和經濟發展，而是新一代人的怠惰與放棄。小城裡從沒有秘密，我聽著當地人講述著各家各戶的故事，也不由充滿擔憂：當遊客越來越多，古城的名聲越來越大，可那些脫離新時代，看起來並非如此先進的傳統家庭工藝卻依然令我懷念並想要記錄下他們的故事；再者，也擔憂著更多人因著可以快速獲得財富的誘惑下，最終成為新時代的犧牲品。這座城市的故事會是怎樣，這座城市中的人，新人或者故人，他們的命運又將如何，這些都將成為歷史和時間為我們留下的珍貴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