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加強對五四運動歷史意義的研究，深刻揭示五四運動對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深遠影響。他強調要堅持大歷史觀，把五四運動放到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170多年鬥爭史、中國共產黨90多年奮鬥史中來認識和把握。那麼，為何要堅持大歷史觀來研究五四運動？用大歷史觀研究五四運動，我們又能夠得到什麼啟示？對此，需要進行不斷的探索和思考。
什麼是大歷史觀
研究歷史事件，必須要有歷史視野。雖然克羅齊有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我們無法跳出自身所處的時代背景去回眸歷史，更不能拘泥於歷史上的各種瑣碎來重現歷史，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歷史就是活著的心靈的自我認識」。但是，儘可能客觀地從歷史的角度去研究歷史，還是我們應有的態度。歷史一方面是一個不斷被重新構建的過程，另一方面，歷史畢竟是一種客觀存在，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當然，從歷史的角度去研究歷史，並不意味著只是去做歷史的考證，或者去還原每一個歷史細節，而是需要從大歷史觀去加以審視。
所謂「大歷史觀」，可以歸納為兩種切入歷史的研究路徑：一種是以宏觀歷史的角度，從總體的歷史縱橫聯繫上把握微觀的歷史研究對象，即「把握」是宏觀的，「對象」仍是微觀的；另一種則強調從較長的時段來觀察歷史，注重歷史的結構性變動和長期發展趨勢。這兩種路徑雖然有所不同，但都是從歷史的大格局上觀察歷史。從根本上說，就是從歷史邏輯、實踐邏輯、理論邏輯相結合的高度，總結歷史規律，揭示歷史趨勢。
五四運動作為一個宏大的歷史敘事，是一場以先進青年知識分子為先鋒、廣大人民群眾參加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是一場中國人民為拯救民族危亡、捍衛民族尊嚴、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偉大社會革命運動，是一場傳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識的偉大思想啟蒙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研究五四運動之所以需要大歷史觀，是因為這場運動本身就是一個重大的歷史節點，它是中國現代史的開端，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追求民族獨立和發展進步的歷史進程中具有裡程碑意義。
那麼，如何從大歷史觀去深刻把握五四運動的精神實質呢？這就需要把五四運動放到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170多年鬥爭史以及中國共產黨90多年奮鬥史中來認識和把握。
如何用大歷史觀去審視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作為一個歷史裡程碑，作為中國從近代史到現代史的一個轉折點，需要置於歷史的邏輯線索中去審視。數千年的中華文明史，第一個轉折點是鴉片戰爭，開啟了中國從古代到近代的歷史；第二個轉折點則是五四運動，是中國歷史從近代到現代的標誌。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長達大半個世紀的風雨歷程，也是中國仁人志士前僕後繼艱辛探索現代化的艱辛過程。
「現代化」亦稱「近代化」，來源於英文「modernization」，與近代史同根同源。中國的現代化發軔於鴉片戰爭。1840至1842年英軍以其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以林則徐、魏源為代表的一些先進的中國人，從中認識到了中國武器技術的落後，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而將這一思想加以貫徹的是洋務運動。洋務派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下，致力於興建現代工業，並訓練新式陸軍和建立新式海軍，其中北洋水師一度被稱為「遠東第一水師」。然而，「遠東第一水師」在甲午戰爭慘敗，客觀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自此，又一批先進的中國人開始反思中國的問題，認為中國的落後不僅在器物，更在於制度，日本由於「明治維新」成為了新的列強，而中國依然是腐朽的專制統治。於是康有為、梁啓超提出「變法圖強」，發動了維新變法運動。戊戌變法的失敗，又推動了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中國第一次走向了共和。
儘管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但革命的先行者們並沒有看到他們所夢寐以求的民主共和在中國確立，反而是袁世凱復闢帝制、軍閥混戰和更加嚴重的腐敗。於是，陳獨秀、魯迅等一批先進的中國人開始覺悟到，中國今後關鍵的問題是要改造「國民性」，進行「文化」上的革命，灌輸民主和科學，開民智新民德，否則正像魯迅先生所說的，無論是民主共和，還是其他甚麼甚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這樣便有了五四新文化運動。
從這個意義上說，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是水乳交融的，救亡與啟蒙是不可分割的。正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馬克思列寧主義被傳到了中國，之後誕生了中國共產黨，由此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走向。
從大歷史觀看五四運動帶來的啟示
從大歷史觀來看，我們今天可以得到怎樣的啟示呢？
自鴉片戰爭以來的仁人志士，都以實現民族復興為己任，進行了艱辛探索，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再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經歷了一個「器物—制度—文化」的現代化的認識過程。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80年，可謂波瀾壯闊，但如果從現代化的角度理一個線索，那就是經歷了器物現代化、制度現代化、文化現代化的「三部曲」。近代中國的這一歷史邏輯，梁啓超1923年在其《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曾概括為中國學習西方的三個時期：第一期（自鴉片戰爭後到中日甲午戰爭）「從器物上感覺不足」；第二期（自甲午戰爭到五四運動前）「從制度上感覺不足」；第三期（自五四運動以後）「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
五四運動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幹部上的準備，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中國共產黨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產兒，因此也承襲了這一運動的傳統。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理論基礎，以解決中國的價值重建和文化更新問題。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曲折後，中國共產黨開始意識到單純的文化革命並不能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夢想，於是鄧小平力挽狂瀾，實行了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集中精力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是完全正確的；後來我們也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就必須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同時，只有物質文明是不夠的，還要進行精神文明建設，必須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實現文化強國，堅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不能再進行一個歷史的輪迴，而是要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這應該是大歷史觀帶給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
弘揚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五四精神
五四運動的最大遺產正在於其精神層面，這反映了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歷史邏輯，也是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歷史必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五四運動，孕育了以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為主要內容的偉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愛國主義精神。」五四運動作為一場偉大的愛國革命運動、偉大的社會革命運動、偉大的思想啟蒙運動和新文化運動，肩負著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責任，而且「啟蒙」與「救亡」這兩者在現代中國是不可分的。
從中國由古代向近代的歷史轉變以及近代史「器物—制度—文化」這一現代化進程的大歷史觀來看，五四運動給中國所帶來的精神價值正在於其「現代性」。中國歷史上不乏愛國主義，從嶽飛「精忠報國」、文天祥《過零丁洋》詩篇、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到鄭成功收復臺灣、鄧世昌壯烈殉國，都洋溢著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然而，只有五四精神才第一次把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把啟蒙與救亡緊密聯繫在一起，從而使傳統的愛國主義具有了現代性的神髓。這是五四運動所孕育的愛國主義精神的獨特性所在，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之文化覺醒的重要體現。五四運動之所以是一場偉大的新文化運動，正在於它形成了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偉大精神，並指引和激勵著中國不斷走向光明的彼岸。
把愛國、進步、民主、科學有機統一起來，是中國共產黨作為五四精神的最忠實繼承者的必然選擇。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取得勝利，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打敗國民黨，除了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很重要的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把愛國、進步、民主、科學有機統一起來，而國民黨則代表著腐敗、倒退、獨裁、黑暗。1945年，針對黃炎培提出的歷史周期律問題，毛澤東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面向新時代，繼續弘揚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五四精神，依然是一個重要的命題，這一精神已經融進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之中。把這一精神踐行好，是今天對五四運動最好的紀念。
（作者為華東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特聘教授、博導，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創新工程首席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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