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地主史:收租:地主老財如何敲骨吸髓_網易歷史

作為一個業已徹底消亡的群體，地主的形象沒能在今天獲得理性的重建，是一種深刻的悲哀——不能正確理解地主群體在中國近代社會秩序中所處的位置，不能正確理解地主與佃農在合作與鬥爭中如何達成利益均衡，就不可能得出一個比較靠譜的中國近代社會的真實面目。也就是說，若想還原一個真實的「舊社會」（中國近代社會），理性解讀中國近代社會的地主群體，至為關鍵。

80後，誰還能認出身邊的老地主

每一個時代都會有特定的歷史標籤，所以每一代人也都會有自己特殊的集體歷史記憶。從高玉寶的周扒皮，白毛女的黃世仁，到瓊花的南霸天，到四川的劉文彩，還有潘冬子同學的胡漢三……對當代國人而言，地主也正是這特殊的集體歷史記憶當中的一種。 　　只是人事代謝之間，人們已漸漸不再記得那些老地主們是什麼樣子了。一個80後「地主後代」曾如此講述自己對「地主」的童年印象： 　　「我7歲上小學，語文老師還在課堂上講，地主如何剝削，如何慘無人道，大年三十如何帶著狗腿子，上貧下中農家討債，掀房頂，搶女人，逼得人上吊等等。聽得孩子們非常氣憤，恨不得早生幾十年，跟著共產黨、解放軍，親手將地主消滅乾淨。直到放學回家，我還心潮澎湃，拉住婆婆的衣角問：『你見過地主嗎？地主為啥那麼壞？』不料婆婆翻了我一眼：『有啥稀奇？我們家就是地主。』當時，我猶如挨了一悶棍。婆婆又說：『如果不是成分高，你大爹也不至於這麼大歲數還娶不上媳婦。』我心虛地嘀咕：『不可能吧？』婆婆說：『有啥不可能？劉家衝有十幾戶地主呢。教你認字的駝背爺爺就是地主，對你最好的大媽家更是大地主。』」…… 　　許多人已很難辨認出自己身邊那些當年的老地主了。這個一度在上個世紀主動或者被動左右著歷史大勢發展方向的群體，在經歷了長時間的標籤化之後，等來的不是理性解讀，反而是近乎徹底的遺忘。[更多]

租到底怎麼交:地主到底佔有多少土地

關於地主霸佔土地的比例，過去比較流行的說法是：地主富農只佔農村戶數的8%，佔有土地則達到「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毛澤東選集》一卷本，頁1250） 　　但1952年基本完成的土地改革否定了這個結論。土改中總計全國約有3億多無地少地農民，共分得近7億畝土地，約佔全國耕地面積的42%一47%。在這一過程中，留給地主、富農的土地約有8%左右，同時還觸動了中農的部分土地，留給地主富農的土地與觸動的中農土地比例大致相抵。由此來看，過去「地主」、「富農」共佔有不到50%的土地，並不是流行的70%—80%。 　　外國學者巴克（Buck）1929年在中國22個省168個地區，1,6686個農場3,8258個農戶做了實地調查，調查結果是：半數以上的農民為全自耕農。不到三分之一為半自耕農，其他百分之十七為佃農。 　　對地主實際佔有土地數量的界定，關係到對中國近代社會性質的界定。如果認可70%-80%這個結論，那麼就等於認可中國近代社會是一個佃農社會；如果我們認可30%-40%這個結論，就等於認可中國近代社會仍是一個自耕農社會。[更多]

租到底怎麼交:收租對象不是全部農產品

關於地主究竟搜颳了佃農多少勞動成果這個問題，已經有很多的數據。基本語境無外乎是佃農的絕大部分勞動成果都被地主老財無情地剝削一光。不過遺憾的是，對地租具體怎麼算，怎麼交這個問題，卻很少涉及。
　　林則徐對晚清江南地區怎麼交租的問題有過實地考察。在《江南催拼科稻編》裡，林則徐這樣描述（譯文）：「吳地的習俗，是地裡所種麥子的收入全歸佃戶，所種的稻穀則要給地主家交租。所以當地的佃農都喜歡種麥子，不喜歡種早稻。……」麥子作為「副產品」不用交租，所以林則徐說，當時江南地區百姓都普遍種一季麥子，再種一季水稻。
　　只有土地上的「主產品」交租，「副產品」不交租，在晚清是社會普遍現象。乾隆年間編纂的《嶽州府志》裡就提到，當地政府明確鼓勵佃農多種雜糧，因為種稻穀的最大獲利者是地主，而種雜糧的最大獲利者是佃農。[更多]

租到底怎麼交：不是所有土地都要交租

關於地租具體怎麼算，怎麼交這個問題，另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因素是：並不是佃農租種的所有土地都需要交租。
　　譬如：南方許多地方，只有水田才計算地租，其他附帶在水田上面的旱地、山林、水塘則往往連面積都沒有計數。自然也沒法計算地租。而即便是水田，以湘中為例，在「中稻」交租之外，佃戶另外再種的早稻或者秋季作物，都不再加收地租。
　　作為附帶品的「山、澤、土」不計算地租，大約是清末民初時期南方的普遍現象。民國《南川縣誌》裡就明確提到四川附帶「山土」從不交租。浙江《蘭溪縣誌》裡也有著同樣的說法。
　　這些山、澤、土究竟產出多少，是個很難統計的問題。不過產量不會很高是一定的，否則地主也不會將其當成可有可無的附屬品。
　　所以，判斷地主對佃農剝削程度的高低，貿然下結論說地主拿走了佃農百分之幾十的勞動成果，是極其草率的。[更多]

租到底怎麼交：地租普遍是要打折的

文學作品裡黃世仁兇神惡煞逼死楊白勞的主要武器，就是他們之間存在的「鐵板租」，無論楊白勞的年成好壞，黃世仁的地租總歸是固定不變的。一旦楊白勞碰上荒年，無法完成「鐵板租」，欠下了債務，黃世仁再來上一個利滾利，息加息，楊白勞從此以後也就永無翻身之日了。 　　但實際上，明清兩代的地主們基本上都做不成黃世仁。可以說，逼死楊白勞的「鐵板租」，被完整付諸實施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明朝末年人耿橘大在談及江蘇常熟地方的田租問題說，曾這樣說(譯文)：「最好的田地，每畝交租不過一石二鬥，但實際收到的田租，從來不會超過一石。」實際收租比率不過80%而已。 　　這種按照「鐵板租」定額，打折交租的方式，在明清兩代及民國時期也是普遍存在的現象。黃世仁那般一個子兒都不鬆口的現象，在明清史料裡面幾乎是看不見的。傳統社會底層以儒學為維繫，形成了很多平衡底層經濟利益的鄉約、鄉俗，這些鄉約、鄉俗都制約著「鐵板租」的實際收取率。清代人旺輝祖在《雙節堂庸訓》裡，就明確提及：「偶遇歉歲，自有鄉例可循」。完全脫離了這種基層儒家鄉約，如黃世仁般咬定「鐵板租」不鬆口的地主，實在是少之又少。[更多]

從明到清：地主們能收到的地租越來越少

總體上來講，地租的實際收取比例，從明代往後，一直是在不斷上升的。相關數據統計結果如下：(略) 　　也就是說，從明到清，地主們所能夠收取到的實際地租，是越來越少了。 　　——佃農楊白勞在與地主黃世仁的抗租鬥爭中完全處於劣勢，黃世仁最後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楊白勞落了個家破人亡的悲慘結局。 　　但就明清兩代史料而言，非但黃世仁般的壓倒性勝利極少存在，而且事實恰恰相反。在「催租逼租」與「抗租欠租」這一綿延數百年的鬥爭中，反是佃農們獲得了空前的勝利。從明代到清代，地主們地租實際收取率的直線下降，正是佃農們「抗租欠租」活動取得勝利的結果。 　　不管有無能力履行租佃契約，佃農們履行契約按規定交租，是極為罕見的事情。「抗租欠租」是具有普遍性的社會現象，是地主與佃農關係中的常態。譬如衛廷璞在乾隆十年曾對皇帝這樣說（譯文）：「如今人的性情驕恣，即便是豐收之年，也都還抗租不交。致使收不到租子的田主還要給朝廷納糧，那些佃戶們卻坐享那無稅之田。地主和佃農彼此衝突，輕則互毆傷人，重則釀成人命。臣在廣東長大，從南方一路做官做到北方，所見所聞，全都一個樣子。」[更多]

結論：實際地租剝削率為30%左右

地主老財對佃農的敲骨吸髓到底有多狠，也就是「地租剝削率」。明清兩代以來，租佃契約裡所規定的地租額一般相當於土地正常產出的50%左右。這也是通常說地主剝削率高達百分之五十甚至更高的史料依據。但「地租剝削率」其實並不完全取決於租佃合同，最終決定這一剝削率高低的，是地主最終究竟能收到多少地租。
　　如此而言，一個比較粗糙的結論即可浮出水面：如果說地租實收率只有租額的七八成(即70%一80%);同時，鑑於過去只對佃農的「正產出」計算地租，如果把副產品(如稻麥地區的小麥，以及田邊地角的收穫等)也納入考察範圍，那麼，契約地租額應當大約只有土地總產出的40%。而實際收取到的地租率，則只有單位面積產量30%左右的樣子。也就是說，明清兩代乃至民國，地主老財們對佃農們的「地租剝削率」，只有30%左右，而不是一向所流行的50%甚至更高。
　　而且也只有這樣一個數字，才能夠解釋為什麼明清以來我們的傳統農業社會始終保持著強大的穩定。倘若剝削率高達50%甚至更高的話，這種穩定勢必是難以維持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