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晉商行走商路五百多年，現在雖然已離我們遠去，但是卻給我們留下了深厚而影響久遠的晉商文化。「晉商文化＂已經成為一個專有名詞，一門專門學問，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瑰寶。晉商文化，是在對山西商人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概括基礎上形成的一大商業文明體系，內容豐富多彩，包括晉商的財富積累、商路舞臺、商業組織、企業制度經營藝術、商業與金融技術、商業倫理、商業思想、商業教育家族傳承、科學研究、文學藝術、社會文化、建築居住、祭奉祀習俗等要素，是一個博大精深的智慧寶庫。
明清山西商人的成功，就在於他們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自黨和不自覺地發揚了一種特殊精神，創造了一種獨特的商業文化，山西商人們梳理綿延萬裡的商業血脈，調度上億兩白銀，需要的不僅僅是精打細算或節衣縮食這樣的小聰明，而要靠一種氣吞萬裡、俯視天下的大智慧。是這種大智慧造就了明清山西商人稱雄國內商界五個多世紀，「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是他們的自我寫照。晉商文化的特點孔祥毅先生將它概括為以下幾點：
第一，唐晉遺風的經營思想。中國古代的堯、舜、禹、夏都在山西建都。周朝建立以後，周成王封其弟叔虞為唐（今山西）候，唐後來改為晉，唐叔虞就是晉國的始祖。當時周成王指示：「啟以夏政，疆以戎索」。叔虞到山西後按照成王要求制定的施政方針，既適當保留了夏代以來的一些制度，維護夏人的傳統習俗，哲不實行以周禮為中心的宗法制度；同時依照遊牧民族生產和生活習慣分配土地，開設田間界，以便利農牧生產，哲不實行井田制度，實行了不完全等同於中央政府的政治經濟政策。由此晉國孕育出有別於其他諸侯國的唐晉文化，具有政治上博大寬厚、兼容並蓄，經濟上求同存異、自強不息的特點。另外，晉人計然「賈人旱則資舟，水則資年＂」、「平齊物，關市不乏」的經營理念；計然徒弟範的「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的商業思想；綺頓「欲速富，當畜五學」的經驗；白圭「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商業藝術，也都成為晉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
第二，關公崇拜的商業倫理。孔子作（春秋》，述《論語》思想博大精深，是中國的「聖人」，世界的最偉大的思想家。孔子思想影響了中國2500年，其核心是仁愛和中庸。他強調人倫關係，認為人立身處世的標準是忠義、誠信、禮節、德政，應當以此建立一種穩固、和諾的人際關係，實現「天下為公」、「講信修睦」的大同世界。這是中國人幾千年以來的一整套特定的思維範式和行為準則。關雲長山西解州人，一生身體力行「忠義」二字，是忠實實踐孔子仁義、忠信的典範，忠肝義膽，誠信磊落，令萬民景仰，被政府封為「關聖大帝」，民間視為戰神、財神。山西商人財雄勢大，足跡所至，到處建有規模宏大的「關帝聖廟」作為會館，晉商的關公崇拜，一是與關公存在地域親情，可以關公的忠義楷模團結教育約東員工；ニ是政府的褒封使關公神化，商人可借關聖帝君的神威保衛自身事業的發展和財產的安全。
第三，地緣貿易的創業之路。山西北邊橫隔萬裡長城是蒙古遊牧民族，地處農牧兩大經濟區交接邊緣，物資交換斷不可少。明朝的「開中法」鼓勵納糧中鹽，山西人借地理優勢捷足先登。特別是因為山西土瘠民貧，不足以溫飽，清王朝統了北方蒙古地區後，政府獎勵農民到內蒙古墾種，終年勞作不得溫飽的山西農民便接踵走西口（殺虎口），如太谷王家、榆次常家、祁縣喬家等等。勤勞善良的山西農民來到內蒙古墾殖後發現內外蒙古收民很需要內地日用品，又不善經商，於是他們發揮自身忠厚善良而又靈活機動的性格優點開始與當地人友好合作，迅速走上商途，並且生意越做越大商路越走越遠，販運貿易，馳騁九州。
第四，和氣生財的理財理念。晉商的理財理念與技術，發端於農業文明與傳統的家規，不僅重視治家要勤儉，對人要講信義，講厚道，反對營私、巧取。更重要的是有一套傳統的理財哲學，和氣生財，以儒家的和合精神，事事處處以和為貴，待「相與」善始善終，友好往來，世代相傳，嚴守商道商德。同時不斷創新記帳核算、信用貸貨、信用貸款、信約公履、財務稽核、票據流通、「客棧」、「撥兌」等等，產生了晉商獨特的理財理念、操作技術與管理方法。
第五，人本思想的企業制度。晉商的人本思想最突出的表現在企業制度、行會聯絡等具體的經營管理方面，最為突出的是人身股制度。四五百年以後的今天，美國的一些企業高層管理人員試行期股制度，被認為是管理學的人力資本制度創新，相應的人力資本會計核算也被認為是會計學的學科前緣。其實山西商人的人力資本制度與人力資本會計核算比美國早了400多年。晉商的人力資本制度不僅體現了東夥友好合作，勞資雙方和諧相處，而且股權融資制度、資本管理的正本副本制度、總分支機構的網絡制度、員工退休後的社會保障制度等等，都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精神。特別是晉商商業行會（大行）及專業行會（小行）積極協調商業事務，處理商務糾紛，組織同人公益活動，解決了商號與商人自己不能解決的困難，此外諸如辦義學、置義地、舉辦文化娛樂活動等等方面，也都體現了人本思想。
第六，官商相維的展業站路。經商發跡的山西商人，總要幹方百計交結官僚，藉以謀求業務的進一步拓展。清人關以前，晉商與東北滿族貴族政權就有貿易關係，努爾哈赤從張家口的八家商人那裡獲得了大量軍用物資，清人關封張家口晉商「八大家」為「皇商」。這些皇商從政府那裡獲得很多經商的特權與好處，財富積累最快，為其他山西商人所仰慕。為了與官僚和政府交接，晉商紛紛走捐納、報效、買官的路子，耗費巨資，與政府宮僚攀結關係，以借勢拓展業務。成豐三年（1853）陰曆五月初三到十月初十日，山西各票號與帳局捐資白銀34萬兩、錢7萬吊，十月下旬日昇昌等13家又捐6千兩。平遙毛鴻翽的父輩至玄孫男子31名捐官，女子亦捐夫人、恭人。晉商住宅建築也體現了這種思想，比如靈石王家樓欄石雕的「輩輩封侯」，沁水柳家大門墩石雕堂鼓與元寶等等。
對於晉商文化並非只有今天我們在關注研究，早在晉商活躍的歷史時期就被廣泛關注與研究。1912年，梁啓超先生結東了十幾年流亡海外的生活，回到北京。梁啓超早年參與領導了成戌變法，變法失敗後，為了躲避朝廷的拘捕，他先是逃往日本，後來還曾到英、美等國遊歷。他不僅親眼看到了西方國家的富強，也體會到造成這種富強的條件之一就是整個社會商業的興旺。回國之後，他希望那些明顯領先於中國的經驗能在中國得以推廣。要振興經濟，就離不開商人的支持，所以特意出席了山西商人為他舉行的歡迎會。在這個場合，他說了這樣一段話，「鄙人在海外十餘年，對於外人批評吾國商業能力，常無辭以對，獨至此，有歷史，有基礎，能繼續發達之山西商業，鄙人常自誇於世界人之前。」這些話並不是客套。梁啓超對山西商人的評價，不僅僅局限在財富的層面上。他更看重山西商人們創造出的一種獨特的商業文化。
清末，俄國駐中國領事館的一位官員鮑戈亞夫斯基提到山西商人時用了這樣的話：有些商行掌握了整省的貿易，其辦法就是把某一地區的所有商人都招來人股，因此在中國早已有了美國託拉斯式企業的成熟樣板。當時另一位西方人、德國學者李希霍芬（1833－1905），在1868－1872年間，七次在中國旅行，著有《中國》）三卷。李希霍芬多次到山西考察，他說：「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業精神，當時居於領導地位的金融機關一山西票號，掌握著全中國，支配著金融市場，可以說計算的智能勞動是該省的唯一輸出的商品，這也是財富不斷流入該省的原因。這種財源也受到鴉片的極大損害。
在所有中國人中，對中國特有的尺度、數、度量觀念以及基於這種觀念的金融業傾向最發達的要數山西、映西兩地的人，作為最古老文化的保持者，他們獲得了鄰人或周圍國家居民的精神上的優越感，保持了這種優越感的種族，即使在其後代喪失了政治勢力以後也能通過發達的數量意識和金融才華顯示精神優越的成果來。這種在西南亞洲明顯出現的現象，在此地又出現了。山西人作為最古老文化的保持者，他們的優越感能以其他形式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