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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畫書界奧斯卡」
日前，由《雨花》雜誌社主辦的「湯成難小說研討會」在南京召開。
湯成難，1979年生，自2010年起開始短篇小說創作，曾獲第五屆紫金山文學獎、首屆《黃河文學》雙年獎短篇小說獎。小說關注孤獨、土地、人的苦難和命運。
今年起，《雨花》雜誌開設「綻放」欄目，推介當下具有相當創作實力、廣闊創作前景的青年作家，湯成難即是開欄作家。
「湯成難的小說關注的是普通人——想做成自己想要的那樣、卻又做不成的人。」
評論家何平日前在《雨花》雜誌「湯成難小說研討會」上的這個論斷，很大程度上或許可以概括這位青年寫作者的風格。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湯成難作為一個「時代的記錄官」的角色得以成立，「普通人想做成自己想做的人而不能，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典型狀態，湯成難的小說是屬於這個時代的文學。」
湯成難小說總是在關注人生的「難」，這和「成難」這個名字的蠱惑有無相關，她自己也難以說清。
我既有悲觀也有樂觀，準確地說，是一個樂觀的悲觀主義寫作者。這也是我對生活的態度。
湯成難
這也許是江蘇省作協黨組書記汪興國讀湯成難的小說產生了「感傷」的一個原因，「她的小說沒有離奇的戲劇化情節，但恰恰是日常的場景描述，讓人感傷。她的小說有現實的背景，在人物命運底色中，能夠清晰地看到時代的變遷，看到現實生活的影子。」
江蘇省作協黨組成員、《鐘山》雜誌主編賈夢瑋對湯成難的印象是「樸素」，因為她常常表達一個時代特別是一代中國人的「難」，但又有節制。「她在某種意義上回歸了以小人物為主人公的小說，總體流露的文學氣質是作者的人文情懷，或者說是她對人物文學意義上的愛。即使描寫艱難、寒冷，也能感覺到作品的溫暖。」
湯成難小說集《一棵大樹要飛》《J先生》
湯成難寫人的孤獨，在《軟座包廂》這篇小說裡，在高鐵這種具有現代性意味的象徵和引喻空間裡，湯成難思考了現代人無法言說的生存與精神的孤獨狀態。評論家王春林剖析小說裡現代空間中人的存在狀態，「小說一方面講一個生命垂危的患癌女孩孤獨悽涼的生命盡頭的故事，一方面則是另一女孩在旅途中整夜失眠、焦慮、頭疼、絕望，打電話傾訴自己的精神官能症，但小說結尾處卻發現，講了一路電話的女孩，手機和耳機並沒有連接在一起，它像一根茫茫然無措卻在不停攀登的藤蔓一樣空懸著，典型的言有盡、意無窮，留下了巨大的想像空間。」
「
評論家郭豔認為湯成難的小說有幾個特點：首先是一個現代個體的獨立視角，但卻有著寫實的體貼和寬厚；其次是一個人的行走，卻時時回望時代特定群體的生存狀態。「這讓湯成難的寫作呈現了對於常識性的深度理解，包括對人的情感、人性複雜性的多維度理解，從而達成了和當下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價值理念的理解與和解。」
一個遠觀的視角和邊緣的書寫對象，不特別依賴故事而側重於心理情緒的細節描述以及關鍵場景的設置把控，克製冷靜、具有把控力的語言，評論家崔慶蕾概括湯成難小說的幾個風格表徵。所謂邊緣的書寫對象，評論家張光芒指出她常常描寫的一類人物：具有身體殘疾的人，以此來映照人性上的殘缺，兩者在小說中相互作用。
評論家傅元峰則認為，湯成難筆下呈現出廢墟感，她以極快的速度讓時間堆積起來，然後又消失掉，從而呈現出荒謬。「她習慣於撥快生命的、人世的鐘表，即使在非常短促的篇幅中，也可以看到生命的快進模式，這呈現出她對於基於時間線性敘述的一種調整，這種調整使她的小說呈現出一種現代意味。」
湯成難小說中的很多人物都有一種人生路徑，由鄉鎮而至城市的。湯成難說自己喜歡鄉村卻並不反感城市，但她筆下的二者，卻常常有一種間離，「鄉村不過是現代的他者，與現代隔著玻璃般的屏障，農民是現代語境中的失語者，有著難以言說的無奈和孤獨，我希望我的小說能表達出現代性的快速入侵對鄉村的傷害。」
評論家張謙峰認為，湯成難的小說表現地域的氣息、文化氛圍、時代感知，不選擇大的城市，往往也是城市比較邊緣的地方，比如工地、甚至是移動的空間。這種地域的選擇，是想要表現在這種時代的變遷中人的感知。這也是評論家徐剛所謂的「對城市生活的陌生性非常敏感」，正是因為這種敏感、對城市生活的好奇，才會對城市生活的荒謬性有足夠的警惕。而湯成難的鄉村，如評論家陳進武所言，「湯成難的鄉村不是當下的鄉村，而是記憶中的鄉村。也就是說，如果她站在當下看待流動的城市的話，對於鄉村則是拉開一定距離去關照的。」
湯成難在有些小說中，設置了「虛構中的虛構」敘述方式，造成經驗與具體描述經驗的離間效果。評論家方巖認為，這其中有頗多可玩味的東西。「這涉及到作家對於現實經驗的自我反省的問題，我們創造的虛構人物在多大程度上能和現實發生一種密切的互文關係，作家面對現實的種種經驗，失語了怎麼辦？這其中敘述的層次和結構，造成了小說的張力。」
評論家韓松剛則對湯成難小說中強烈的行動意識或者說無意識進行了分析，「在小說空間、視角和對話中，小說人物的行為具有開放意義。她想要實現把人或者人性從各種各樣的桎梏中解放出來的目的，但是這個目的可能沒有完成，也就造成了小說文本的未完成性。」評論家黃玲則對湯成難的小說寫作提出了一點建議，「當她所有的小說放到一起時，就顯得有點單一，不夠複雜豐富，表現的生活也不夠開闊。寫得也有點拘謹，可能跟她對小說的看重有關。」
這大約因為湯成難小說有一種「內傾性」。她期待自己的寫作，在內傾和外傾之間尋求到一種豐富，「如果『內傾』的反面是外傾，那麼，它們之間一定是相互的，看似自我隔離或退縮，實則是探究和審視，外部的龐雜和多變，才能使得內傾更具有力量感和豐富性。」她正在每一次的寫作中做出調整，「就像我開車不喜歡設置定速巡航，那樣會失去駕駛的樂趣，熟極而流也即意味著樂趣的喪失。」
作品選讀
刊於《雨花》雜誌2019年第1期
《奔跑的稻田》節選
父親在他五十歲那年決定出一趟遠門，這個「遠」不是地理上的，而是時間上的，一年，兩年，或許很多年……他也說不清楚。總之父親宣布這個決定的時候，引起母親以及我們的一陣鬨笑。那時候我們一家人正圍著桌子吃晚飯，桌子中央擱著一盞火油燈，突然的笑聲使得火苗不住地搖晃起來，將投射在牆上的影子變得忽大忽小，影子裡父親的腦袋很大，像扣著一頂簸箕，仿佛正在表演滑稽劇。我們之所以對父親的話發出不懷好意的笑，是因為父親既不像村裡的王富貴、王富全會點木匠活，可以到城裡面幫人家打打家具;也不像修鞋匠楊瘸子可以去上海給城裡人修修鞋。我的父親只是個農民，除了老老實實種地，他沒有其他手藝。
我要到外面種稻去，父親突然對我們說。
電燈就是這個時候亮的，來電了，屋內亮堂了起來，影子縮到腳下去了。我們沒有心思聽父親關於種地的話題，我們要看電視劇，哪怕電視劇已經結束，看看屏幕上的雪花也比父親的話要有意思得多。
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都是把父親關於去外地種地的事當做一個笑話來看待的，直到半個月前父親背著大半麻袋稻種離開村子，我們才對此信以為真。父親沿著一條田埂向前走著，我跟在他後面，或者說，我要送一送他。田埂很窄，父親走得如魚得水，這得益於他幾十年來的農民經驗——他的腳下像生了粘液一樣，穩穩地吸附在地上。而我呢，每走幾步就從田埂上滑下去，一屁股坐在泥土裡。
為什麼不去大路上坐車呢？我問。
只有去城裡才需要坐車，父親回答我。
父親的回答讓人沮喪，然後我繼續問道，那你要去哪裡呢？
外地，他回答得很乾脆。
可是，外地在什麼地方呢——
唔，父親絲毫沒有放慢腳步，騰出一隻手向前指了指，唔，外地就在遠處吧。
父親像在說繞口令。
我停了下來，感覺再也走不動了。
父親叫我回去，你的腿太不經走了。等著吧，我會給你們寫信的，父親說。
我站在田野裡看父親的背影越來越小，小得仿佛鑽進了天地之間的縫隙裡似的。這一年，我還在讀小學，對離別缺乏一定的感知能力，我只是覺得父親走起路來有意思極了，我想起剛剛學會的一個成語，搖頭擺尾，並用它造了個句——父親搖頭擺尾地走遠了。
今日新媒體編輯 何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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