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超
夜色下的清涼山光彩奪目，從遠處望過去，清涼山仿佛是一艘巨輪，從歷史的大潮中緩緩駛來，帶著滄桑和厚重，讓人心潮澎湃。
1937年至1947年黨中央在延安時期，清涼山曾是中央黨報委員會、新華通訊社、解放日報社、延安新華廣播電臺、中央印刷廠、新華書店等眾多新聞出版部門所在地。這裡是新中國新聞事業的搖籃。
見證黨對新聞輿論工作的絕對領導
1931年1月7日，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此次會議改選後成立的中央政治局於1月27日通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黨報的決議》，其中一項決議為：成立中央黨報委員會，負責中央黨報一切領導。
1931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成立了以秦邦憲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在領導機構中仍設領導黨報的機構，名稱稍有變化，稱中央黨報編輯委員會，主任由張聞天兼任。
1934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在江西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會議決定在黨中央領導機構中設中央黨報委員會，主任仍由張聞天兼任。
紅軍開始長徵後，中央黨報委員會這一機構就消失了。直到1937年1月，中共中央從保安（現志丹縣）遷到延安。為了適應西安事變後形成的統一戰線的新形勢，加強黨對宣傳工作的領導，黨中央把《紅色中華》易名《新中華報》，紅色中華通訊社改名為新華通訊社（簡稱新華社），同時決定由張聞天、凱豐、秦邦憲、周恩來等組成中央黨報委員會。
中央黨報委員會最初的主要任務是編輯出版中共中央機關的政治理論刊物《解放》周刊。因此，延安時期的中央黨報委員會僅僅是個對內稱呼，對外通稱「解放社」。
隨著新聞出版業務的不斷發展，中央黨報委員會下轄的新中華報社、新華社、中央印刷廠蓬勃發展。
「靠文武兩條線指揮全國的革命鬥爭」
回溯新華社的歷史可以發現，1937年1月，紅色中華通訊社在延安正式更名為新華通訊社。社長秦邦憲，主要工作人員有廖承志、李柱南、向仲華等人。1939年初，由於業務發展，新華社成為獨立的新聞機構，向仲華為社長。
新華社擔負著傳播黨的政治主張和搜集國內外新聞信息的任務，具體有兩個方面的業務：一是抄收國民黨中央社和外國通訊社的電訊。這些電訊是新華社國際消息的主要來源，經過翻譯、縮編，然後再發給各地報紙刊用，使根據地人民能及時了解到國際重大政治、軍事鬥爭的動向。另一項業務是編寫廣播新聞稿件。根據抄收到的中外電訊，綜合編寫廣播新聞稿件送電臺播發，每日2000至3000字不等。
為了突破國民黨對我的新聞封鎖，進一步加強黨的宣傳工作，1940年3月，周恩來從蘇聯帶回一部功率為10千瓦的蘇制廣播發射機。於是，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廣播委員會，由周恩來任主任，成員有中央軍委三局局長王諍、新華社負責人向仲華等。
為籌建廣播電臺，大家不辭辛勞，晝夜奮戰，在山坡上開鑿了兩孔石窯和五孔土窯，蓋了十幾間土坯石板房，分別用作主播音間、播音辦公室和員工宿舍等。當時延安沒有供應電臺的大型動力設備，工作人員就把舊汽車的引擎進行改裝，帶動發動機發電，還把三根樹幹捆成「Y」字形栽在山坡上支撐天線。
1940年12月30日晚7時，延安的窯洞中發出了一個響亮而振奮人心的聲音：「延安新華廣播電臺，XNCR現在開始播音。」按照規定，中國無線電臺呼號的第一字母是X，作為新華社的一個下屬機構，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的英文縮寫是NCR。
1946年6月，駕駛飛機起義的國民黨空軍飛行員劉善本就是聽了延安新華廣播，對共產黨、對民族解放有了更多了解，才憤然起義，投向光明。更有不少收聽了延安新華廣播的國統區青年冒著生命危險，穿過層層封鎖，奔向延安及各抗日根據地參加革命。
值得一提的是，電臺首次進行日語廣播的播音員原清志是一名日本人，她的丈夫是一名日本共產黨員。來到了中國後，原清志參加了八路軍，並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作為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的一名播音員，她播送的日語廣播起到了瓦解日軍的作用，一些日軍士兵受到廣播感召後，主動投降。為此，日軍甚為不安，只能採用大功率電臺進行幹擾。
1949年12月5日，歷經兩次更名的延安新華廣播電臺在北京更名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
毛澤東後來說：「中央留在陝北靠文武兩條線指揮全國的革命鬥爭。武的一條線是通過電臺指揮打仗，文的一條線是通過新華社指導輿論。」
「貫徹我們報紙的黨性、群眾性、戰鬥性和組織性」
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決定在延安合併、改組《新中華報》和《今日新聞》，創辦一張黨的機關報——《解放日報》。毛澤東為《解放日報》題寫報名，並撰寫發刊詞。第一任社長是秦邦憲，第一任總編輯為楊松（原名吳紹鎰），社址設在延安的清涼山。
1942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了《為改造黨報的通知》，指出：「報紙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宣傳黨的政策，貫徹黨的政策，反映黨的工作，反映群眾生活，要這樣做，才是名副其實的黨報，如果報紙只是或者以極大篇幅為國內外通訊社登載消息，那末這樣的報紙是黨性不強，不過為別人通訊社充當義務的宣傳員而已。」《通知》要求，「根據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的號召，來檢查和改造報紙。」
第二天，秦邦憲在編輯部全體人員大會上主動檢討了辦報10個月來的主要缺點，同時提出了今後的辦報方針和初步的改版方案。改版後的《解放日報》徹底扭轉了原先重國際輕邊區的報導傾向，大大擴充了報導陝甘寧邊區和各根據地的篇幅。
報紙的頭版頭條刊發了秦邦憲起草的社論《致讀者》。社論提出：「我們認為需要使我們的工作，有一個徹底的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使《解放日報》能夠成為真正戰鬥的黨的機關報。要達到這個目的的主要的環節，就是要使我們整個篇幅貫徹黨的路線，反映群眾情況，加強思想鬥爭，幫助全黨工作的改進。這樣來貫徹我們報紙的黨性、群眾性、戰鬥性和組織性！」
8月29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繼續對《解放日報》提出批評意見：「《解放日報》今年四月改版後是有進步的，要執行黨的日常政策。《解放日報》社論及廣播消息，是中央向人民說話，個人發表的文章也有很大的影響。今後日常政策問題報社應請示中央。要使《解放日報》成為中共中央的機關報，還需要作很大的努力。」
面對如此巨大的壓力和如此之高的政治要求，秦邦憲與陸定一多次召開編委會，總結過去工作中的經驗教訓，討論如何增強黨性觀念，加強組織紀律性，如何更好地置於黨的領導之下。
一直到1944年2月16日發表社論《本報創刊一千期》止，在1年零10個月的時間裡，《解放日報》在改版工作中確立的一系列黨報工作的原則和由此產生的一整套方法，奠定了黨報工作的理論基礎，對黨的新聞事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47年3月27日，《解放日報》停刊，此後的兩年多時間裡，中共中央沒有再辦機關報，而是加強了新華社的工作。
延安時期，這座由中國共產黨領導與管理的紅色新聞山，為黨的新聞事業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也形成了自己的歷史傳統。這些傳統代代相傳，綿延至今，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成為一筆極其寶貴的精神財富，也成為一盞永不熄滅的明燈，照亮了我黨新聞事業前進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