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發後,民航總醫院安保警戒升級。對於今後避免此類事件,僅投入防禦式的保護並不能解決
文 |《財經》記者 辛穎 姚佳瑩 孫愛民
編輯 | 王小
患者家屬傷醫事件再發生。
2019年12月24日早上,北京民航總醫院急診科副主任醫師楊文在值班過程中,遭患者家屬行兇傷害,頸部嚴重損傷。終因傷勢過重,搶救無效,於12月25日0時50分不幸去世。
事發後,整個醫院都變的緊張起來。
12月28日周六上午,民航總醫院急診候診區的病人零星幾人,一位前來就診的老人戴著口罩,自己不能說話,陪同就醫的家屬對病情描述略有些急切,和護士剛說兩句就提高了嗓門。立刻,走來一位安保人員,站在患者身後側耳聽他們在說什麼,看後來溝通順利,又默默走開。
大約15分鐘前,醫院安保負責人剛剛開會強調紀律,「現在出了這麼大的事,哪怕你去喝水、上廁所也必須要做好離崗登記,換班時嚴格按要求交接」。
民航總醫院還進行了硬體升級,急診科分診臺正在更換監控設備,新增加現場收音功能。
原本出入並不嚴格限制的急診區病房啟用電子門禁,按門鈴說出病床號進入,護士站還會提醒隨手把門關嚴。
楊文的受害地點,急診科搶救室也將進行一項改造,因為考慮到搶救室病人不能轉移,醫生和項目負責人溝通,將改造區圍起來,選擇噪音最小的方案,大約半天能完工。
一位患者聽說醫院要增加安檢設備,「應該是怕帶刀的進來」。
當層層的防護建立起來,醫護人員是否對自己的安全就此放心?在不可挽回的悲劇後,誰該為保護醫生負責?
12月27日晚,一篇以楊文同事身份介紹患者就診經過的文章在網絡受到關注,北京大學腫瘤醫院胸外科醫生李少雷實名轉發。該文稱,患者是一名95歲老年女性,腦梗塞後遺症,長期鼻飼營養,楊文為首診醫生。
12月28日,朝陽醫院急診科分診臺工作人員向《財經》記者證實,從民航總醫院轉診來的95歲患者正在重症監護室第二監護室。不過,該患者具體情況,現不便於對外提及。
而在27日,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三分院已宣布,犯罪嫌疑人孫文斌因涉嫌故意殺人罪已批准逮捕。
根據上述文章介紹,患者多器官重症感染並伴有心衰。在搶救室救治的半個多月中,患者家屬諸多不滿,「每天都會因為一點點的病情變化和懷疑我們的用藥,不停的吵鬧、辱罵、威脅,我們建議病人轉院。建議家屬走醫療鑑定,都不同意」。
還不時威脅「老太太死了,我們誰都別想活」。
「患者家屬對醫生不收住院,未作進一步規範治療,曾有所質疑。」民航總醫院一位並未直接接觸患者的醫生向《財經》記者介紹,從患者入院起,家屬情緒就較激動。患者整個醫療過程都發生在急診,包括急診掛號、急診留觀、急診治療,並未收院。
該醫生推測,「並不是擔心承擔風險」。民航總醫院此前收院治療的患者中,一些癌症患者住院後只能輸營養液,只剩下一兩周的生命,醫院也未曾拒絕收治過。
而上述文章中對未將患者收治住院也有解釋,「天天犯渾的一家人,誰敢接診收治?」
民航總醫院一位護士告訴《財經》記者,「搶救室的醫生每天是輪流值班,沒有固定的接診醫生,很多醫生都接診過這位患者,出事當天是楊大夫在值班。」
「老人家屬挺多的,有的時候七、八個都在搶救室陪著,我們感覺每個都挺容易激動的。」上述護士說。通常醫院搶救室規定,只能有一個家屬陪同。
截至記者發稿,各官方通告中未涉及家屬對救治情況的具體介紹。
上述民航總醫院醫生介紹,在24日楊文遇害約一個小時後,北京市衛健委組織了一個來自北京協和醫院、中日友好醫院和北京同仁醫院的搶救小組,到民航總醫院參與搶救,但搶救小組到達搶救室時,楊醫生已無心跳、呼吸。
12月26日,國家衛健委做出回應,「這不是一起所謂的醫患糾紛,而是嚴重的刑事犯罪。」
民航總醫院官方、北京市衛生健康委員會、北京醫師協會相繼發文悼念楊文醫師,譴責暴力傷醫行為,呼喚社會呵護醫生。
醫護工作人員安全受到關注並非個案。2018年中國醫師協會發布的《中國醫師執業狀況白皮書》顯示:在中國,有66%的醫師曾親身經歷過醫患衝突事件,超三成的醫生有被患者暴力對待的經歷。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統計顯示,近10年內,中國媒體報導的295起傷醫事件中(不包括港澳臺地區),共有362名醫護人員受傷,99名醫護人員被患者持刀具襲擊,24位醫生在醫患衝突中失去生命。
急診科更是重災區。《中國社區醫師》2019年刊登文章指出,醫療機構場所暴力已經成為一項全球問題,而急診科又是暴力事件的高危科室,急診科醫務人員是暴力傷害事件 最為直接的受害者。有文獻報導,96.65%的急診醫護工作者在過去一年中遭受過暴力事件,多為言語辱罵和威脅。
上述文章還指出,國外研究顯示,急診工作場所護士遭受暴力傷害的發生率達到60%—90%。北京地區護士遭受暴力事件發生率達89.9%,香港地區約76%的護理人員遭受過不同程度的暴力事件。美國護士協會指出,43%的護理人員遭受口頭及身體威脅。
12月28日上午,楊文醫生此前的患者和朋友自發到民航總醫院急診科悼念。
最初,在急診科門口僅擺了一張小桌,後來陸續到來的鮮花多到連桌子周圍的地上都放不下,院方又臨時在旁邊搭建悼念區,並擺放了楊文醫生的照片。
前來悼念的人相互沒有交流,只是默默地把花整齊的擺放在那裡,離開。
離民航總醫院醫院最近的一家鮮花小店,白色的花一上午就賣光了,連淡綠色的也只剩下兩朵,店主決定立刻去進貨,「一個小時就能回來」。
悲痛過後,人們更加關心的是如何減少這樣的悲劇發生?
法律的威懾是其中一環。12月28日,《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表決通過,作為衛生健康領域內的第一部基礎性、綜合性法律,確定了醫生
其中明確指出:禁止任何組織和個人威脅、危害醫療衛生人員人身安全,侵犯醫療衛生人員人格尊嚴。違反本法規定,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造成人身、財產損害的,依法承擔民事責任。
香港地區對防控暴力傷醫事件就有專門性立法,其地方性法例第113A章《醫院管理局-附例》第七條、九條的規定:任何人不得在醫院內使用可能令人厭惡或煩擾的言語;不得作出不雅或影響秩序的行為;除非獲得醫管局授權,不得處理、擾亂或以其他方式幹擾醫院內的器材等。否則,就構成違法,首次定罪可處罰款1000港元,再度定罪則可處罰款2000港元及監禁一個月。
針對防控暴力傷醫,還可對醫務人員定期培訓、醫院制定防控措施。北京一位三甲醫院的工作人員告訴《財經》記者,醫院會有如何進行醫患溝通的培訓,但沒有涉及到暴力傷醫防控方面,而且「大家太忙了,沒有時間關注這件事」。
在中國,大醫院醫生的超負荷工作,眾所眾知,而在擁擠的人群中穿梭看病也幾乎是每一個人都有過的經歷。暴力傷醫的前站,是數量更多的醫患糾紛,大醫院吸收了龐大的疑難雜症與危重患者,這些都導致了大醫院更容易成為醫患糾紛的爆發地。
當「看病難」成為醫患雙方每天都要面對的困局,彼此之間的信任和善意也在被日益消磨。
於是,更嚴格的安保措施屢被提及。一位近日在夜間到天壇醫院就診的患者向《財經》記者介紹,急診候診區就有欄杆,要看過你手中的排號才能進入,急診內科和急診外科門口各配一名安保人員。
然而,醫生和患者之間究竟還需要多少這樣的警戒線才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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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 | 蔣麗 lijiang@caiji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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