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讀】
作者：朱建剛
今年是莎士比亞逝世400周年。莎士比亞不只屬於英語世界，他在俄國也曾引發過風潮，而且引起過爭鳴。
19世紀初到60年代前後是莎士比亞在俄羅斯傳播的黃金時代。不但所有莎翁劇作都已有俄譯本，戲劇界還湧現出莫恰洛夫、卡拉蒂金、史遷普金這樣以扮演莎劇人物而知名的明星演員。莎翁劇作流露出的平民氣息、民主精神引起了沙皇專制下俄國文學界的深深共鳴。俄國文壇大人物如卡拉姆津、普希金、別林斯基紛紛對莎士比亞予以讚揚。然而，正當莎翁在俄羅斯的美譽如日中天時，一股否定的風潮忽然而至。
聖彼得堡馬林斯基大劇院
俄文版莎士比亞傳記
質疑首先來自於理論界，體現在俄羅斯革命民主主義者對現實與藝術關係的理論思考之中。在《藝術對現實的審美關係》（1855）一書中，車爾尼雪夫斯基表達了這樣一個觀點：藝術的作用有限，低於現實，他認為「時興風尚使得莎士比亞的每部戲劇有一半不適合我們今天的審美享受。……莎士比亞講究辭藻，流於浮誇。」批評家Д·皮薩列夫進一步指出：莎士比亞及其戲劇已經過時了，至少已經不適合當今的俄國國情，因為在當前的俄羅斯，大眾需要的不再是那些距離遙遠的歷史劇或愛情劇，對生活真實的渴求已成為讀者對文學的迫切要求。他認為：「如果我們的時代出現了一位才華橫溢的詩人，如果這位詩人像莎士比亞那樣將自己才華的最好部分奉獻給歷史劇，那麼現實主義批評完全有權嚴厲批評這種情況，即巨大才能脫離了活生生現實的利益。」
另一位更激進的批評家В.А.扎伊採夫宣稱：「最好的戲劇，莫裡哀、莎士比亞和席勒及其他人的戲劇都不能帶來任何益處。」與之相反，「一切手工業者都比任何詩人來得有用，就好像所有正數，無論它多麼小，都比零來得大。」陀思妥耶夫斯基後來把這一說法歸納成「莎士比亞或皮靴」。
「莎士比亞或皮靴」所折射的實質上是一種二者只能擇其一的二元對立論點，即貴族和平民的立場截然對立、不可調和。藝術、唯美是專屬於貴族的浪漫生活情調，而皮靴、香菸則代表了底層民眾生存之基本要求。
實際上，上述論調，或者說車爾尼雪夫斯基、皮薩列夫等人否定莎士比亞的價值絕非偶然。19世紀60年代，雖然俄國還是歐洲資本主義國家中相對落後的一員，但其文學卻已進入了一個公認的繁榮期。三巨頭屠格涅夫、託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道主義精神和哲學思考就其深度、廣度來說，都不遜色於17世紀的莎士比亞。這種現象，恩格斯後來把它概括成：「經濟上落後的國家在哲學上仍然能夠演奏第一小提琴。」正是因為有了文學創作自身的繁榮，才有了別林斯基對普希金的稱頌，斯特拉霍夫對託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讚揚。儘管這種歌頌夾雜著很多民族自尊心的因素，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它確實構成了莎翁在俄國遭受冷遇的原因之一。
其次，在當時的俄羅斯文藝理論家看來，文學並不是單純的文學問題，還是一個涉及批判、啟蒙、進步的政治問題，涉及作家描寫的對象及傾向性。在車爾尼雪夫斯基所生活的19世紀60年代，沙皇俄國的黑暗統治、人民的生活苦難是最大的現實。文學必須為此服務，作家應該旗幟鮮明地揭露這一切，譴責這一切。皮薩列夫說：「當社會中不但有飢餓的人，甚至還有飢餓的階級時，那麼關注次要需求的滿足對社會來說便是愚蠢的、醜惡的、不成體統的、有害的。」
莎士比亞的同胞託馬斯·卡萊爾說：「莎士比亞的偉大在於我所說的生動描述，即對人和事物，特別是對人的描寫上。他的一切高超之處決定於此。」詩人關注的是永恆的、內在的人性善惡，而並非具體某時某地的現實。這是一種超然於俗世之外的態度。作家的超然態度在具體創作中當然不可或缺，但是，在19世紀的俄國文學批評家和讀者的眼中，超然與冷漠無情似乎有著某種曖昧的聯繫。
其三，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發展雖然為經濟注入了活力，卻進一步拉大了貧富差距，引起了各界的不滿。政府對民主陣營施以重壓，逮捕了一批激進政論家。1866年，俄羅斯政府幹脆關閉了《現代人》和《俄羅斯言論》兩家期刊。對於年輕的平民知識分子來說，經濟上的赤貧和政治上的失語令其絕望，由此產生了「打倒一切，推翻一切」的激進思想。革命者們在豪言壯語的激勵下，決定用自己的鮮血照亮「俄羅斯的暗夜」，迎來「真正的白天」。自然科學成為他們最有力的助手，理性主義牢牢佔據了俄國青年們的心靈。相形之下，莎士比亞作為一個來自遙遠國度的歷史人物，在這樣的環境裡顯得那麼抽象，那麼不合時宜。他註定要被那些年輕人所拋棄，即使他們中的某些人還會偷偷地念幾首他的詩。
幾乎與此同時，針對上述否定莎翁的聲浪，以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為代表的另一批文學家紛紛加以駁斥，對這股否定浪潮做了再否定。
屠格涅夫屬於俄國文學界的西歐派，久居國外的他對莎翁的了解高於一般人。在車爾尼雪夫斯基《藝術對現實的審美關係》一書剛剛面世時，敏感的屠格涅夫就看出了此書的潛在危險：「至於說到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書，他的主要罪狀是：在他眼裡，藝術正如他所表述的那樣僅僅是現實生活的複製品……」
藝術來自於現實，但又高於現實。雖然屠格涅夫在這裡不是特地為莎士比亞而論戰，但讀者不難發現他與莎士比亞的思想共鳴。在短篇小說《夠了》（1865）中，屠格涅夫在提到「人民性、權利、自由、人類、藝術」這些永恆的字眼時說：「是的，這些字眼存在，許多人以這些字眼為生，為這些字眼活著。但我仍然覺得，若是莎士比亞再生，他無論如何不會拋掉他的哈姆雷特，他的李爾王。」作為一位深受西歐思想影響的作家，屠格涅夫何嘗不知道人民、權利、自由等主題的重要性，但在他看來，米羅的維納斯也許比羅馬法典更為實際。在文學與政治之間，屠格涅夫還是選擇了前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應該是捍衛莎士比亞最積極的人物。在關於《群魔》的記事本中，作家借主人公之口高度頌揚莎士比亞的偉大意義：「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宣稱，莎士比亞和拉斐爾高於農民，高於人民性，高於社會主義，高於人民，高於滿足他的需要，高於幾乎人間的一切——因為這是人類生命的果實——是為之而生的一切，缺少了它，我也不願意活。」人不是機器，必須打破「二二得四」這個理性之牆的桎梏，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地下室手記》以來一直在呼籲的事情。為此，人必須要堅持生活中詩意的一面，堅持「莎士比亞和拉斐爾高於一切」，因為精神自由是人之為人的底線。這一點，恐怕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捍衛莎士比亞的最直接原因。在這位小說家看來，理性主義和功利主義大行其道，其根源在於思想的簡單化。「簡單恰恰蘊含在對達到虛無的渴望中，這也是一種安心，因為還有什麼比零更簡單和讓人安心的？……簡單是分析的敵人。」思想的簡單化體現的是人們的一種精神惰性。
可悲的是，在19世紀60年代的俄國，恰恰有那麼一部分人自以為讀懂了莎士比亞，自命為鞋匠們的代言人，把「莎士比亞或皮靴」這樣的問題擺到俄國公眾面前，看似為民請命，滿懷正義，實則卻造成了底層民眾對文化的無知。到了20世紀十月革命之後，即便有列寧等人的制止，少數懷有「鞋匠」情結的激進分子對文化遺產大肆破壞，險些令俄羅斯文化走向毀滅，以至於憤懣不已的高爾基寫下了那本著名的著作：《不合時宜的思想》。
加繆有一句話，其實是對這一問題的最好闡釋：「人們看得很清楚，在這場莎士比亞和鞋匠之爭中，詛咒莎士比亞和美的並不是鞋匠，恰恰相反，是那些目前仍在閱讀莎士比亞作品的人，是那些並不選擇以做鞋子為終生職業的人；他們畢竟永遠也做不出一雙靴子來。」因為真正的鞋匠並不一定了解莎士比亞為何許人，他們只是被那些居心叵測的文化虛無主義者做了一回道具。
《光明日報》（ 2016年11月12日 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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