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過貧病交加的六十三個年頭後,一代詩人陶淵明在元嘉四年謝世了。友人以他有「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而給他「靖節」的諡號。
他死前還作《自祭文》和《輓歌詩》,自述這一生忙碌而快樂的生活,表現豁達的人生觀。活著的時候可以視名祿為浮雲,樂天知命;「死」,對他而言,也只是生命的另一種轉化罷了。
此時的他,真箇是「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
他的一生,經過了「猛志逸四海」的少年時代、「以心為形役」的青年時代、「覺今是而昨非」的中年時代,然後到了「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無我之境。
在其後的隱居生活中,他經歷饑寒交迫,卻能「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到臨死前更已攀登到「不喜亦不懼」的最高境界。
他來自自然,復終歸自然,但典範已常留人間。
少壯時期:涉世未深,懷抱理想;受現實影響小,離理想世界近
陶淵明出仕為官前的作品,玲瓏將其歸入「少壯時期」——年約二十四歲前所作。
當時,陶淵明年輕、理想、進取,是受到傳統儒家思想影響的青年。在他的心目中,讀書的目的,就是要找到明主以救世報國,實現自己經世濟民的理想。
在此之時,沒有「現實」的雜質滲入他年輕的理想中,所以其作品呈現出的,大多是慷慨激昂又蓄勢待發的精神。
君子死知已,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
年輕的陶淵明,與中國傳統的士人一樣,對國家、社會、百姓充滿熱情,懷抱著為國為民的理想。他積極進取的性情,在這首《詠荊軻》中表露無遺。
看來,只要可以達成自己的理想,他都會毫不猶豫地去做;如果可以遇到知己的明主,即使像荊軻一樣慷慨赴死,也未嘗不可。
他所念所及,都是將自己所學奉獻國家、社會,改善當時東晉的不安環境,期望可以拯救生活困頓的無辜百姓。
他此時期的作品充滿俠義精神,正處於蓄勢待發的狀態,透露出準備奮力一搏的心情,有股初生之犢不畏虎的氣勢。
由此可見,陶淵明並不是一個全然脫離現實,而對世事漠不關心的人。我們不能以他「歸隱時期」的作品,即判斷他是個不問世事的隱者。
反之,其實潛藏在他心中的,是一股熊熊的熱情,即使後來無法實現自己的理想,但他依然沒有放棄,只是迫於現實,才轉而投向另一種不同形式的生活方式,使自己的理想可以完整保存,不會受到現實幹擾。
及至他歸隱之後,仍然有不少對於年少時理想描述的詩文,說明從年少到年老,就算有許多不如己意的事實,迫使他對於人生的期待做了不同的選擇,但其心中的熱情、理想,依舊是數十年來都深埋心底而不減的。
仕宦時期:心灰意冷,為五鬥米折腰;理想受現實壓迫,窒礙難行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是陶淵明二十四歲時的作品。他時任鎮軍參軍,任職地點在江陵。鎮軍參軍屬於幕僚類型的官職,並無實際上的權限。
「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疏。」
這與陶淵明年輕時想要一展宏圖的想法相去甚遠,不僅無法實現自身的理想,反因官職在身而感到束縛,就連原本簡單的躬耕詩酒生活,也變得遙不可及,只能整日為俗務而奔忙。
「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
陶淵明個性耿直,在處處勾心鬥角的官場當中並不得志,無法與流俗相和,使他感到不自在,因此自覺像籠中鳥般無奈。
自己原是不苟合於流俗之人,卻因餬口而違背心意出仕為官,原本嚮往的與明主遇合,以及心中理想,都沒有辦法成真。一想到這裡,陶淵明的心情便沉重起來。
「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
他坦言承認:自己做官不過是暫時順應環境,勉強為生活而為之,並非本意,將來還是要返回田園的。
因此,他這個「鎮軍參軍」,大約做了六年光景,便因無法合於己志而辭官。
作《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時,陶淵明三十二歲,辭官後丁憂在家。
「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屢空既有人,春興豈自免。」
辭官前陶淵明的俸祿一年約六百石,遠遠比躬耕自給來得多。但因為沒有了為官的俸祿,所以家境清貧,故言「屢空既有人」。
由此可見陶淵明在田園生活中的困窘。然而,他並沒有因此而對當時的生活感到不滿。
「鳥弄歡新節,泠風送餘善。」
他反而感到相當自在,好像被豢養的動物重新回到了大自然之中,充滿著開闊的氣象。這與他年輕時所受儒家思想影響息息相關,有「一簞食,一瓢飲,不堪其憂,不改其樂」的意境存在。
因此在其後又言「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說明在陶淵明心目中,即使現實環境窮困卻依然可以自得。
「雖未量歲功,既事多所欣。」
此中可見陶淵明對于田園生活的喜愛,全無矯飾之情。他雖然不擅長農事且不足以溫飽,但卻樂在其中,享受著這種最簡單的生活。
「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民。」
汲汲營營的官場生活,並不能滿足陶淵明對理想的期待;在他心中,人只有不受到俗務幹擾,自然、自在地生活,思想才能達到超脫的境界。
因此,即使他後來又再度出仕,任職彭澤縣令,也在同年十一月辭官。那八十多天,是他仕途生涯中最後、最短的一次,此後他終生不仕。
事實上,在這段時間的作品中,他已經流露出濃厚的歸隱之意,而當時東晉的政治形勢,又已是更加動蕩不安了。
歸隱時期:回歸田園,靠近理想;他尋回了心中的世界
在辭去彭澤令一職後,陶淵明開始了終生歸隱的歲月。他這一時期的作品數量最豐,亦被後人認為最具代表意義。膾炙人口的《歸去來兮辭》、《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等,皆是此階段的作品。
《歸去來兮辭》中提及的時間是「乙巳歲十一月也」,可以推知此時陶淵明三十四歲,正是辭去彭澤令一職的同年。
在此,他除了敘述對田園生活的嚮往之外,又更強烈地表達了世俗所帶來的枷鎖與極欲歸隱的決心。這是陶淵明生命中的一個重要轉捩點。
在現實與理想當中掙扎了十年之久的他,為什麼會在此時毅然辭去官職,開啟終生歸隱的歲月?
導火線就是「督郵來訪」一事。在官職的尊卑中,督郵是縣令的長官,因此彭澤縣令陶淵明對於督郵的訪視,必須恭敬接待,以示對督郵的尊重。這是一直以來官場的制度與文化。
當時東晉混亂、政風敗壞,多年的戰亂使得稅收不定、財政困難,因此買官的情況隨處可見。而此時擔任督郵一職之人,是陶淵明所不齒的鄉裡小人——他憑藉買官才擔任了督郵。
只要一想到要對自己所不齒的小人矯情招待,便令陶淵明感到萬分為難;他再也無法忽視自己內心的吶喊,繼續違背自己的良心;加上適逢妹喪,他的心情更是百感交集。
因此,他在督郵到訪之前,便辭去了彭澤縣令一職,回到田園之中,終生不再為官。
在十年間進退兩難的理想與現實之中,他毅然選擇了適合自己的田園生活,從此拋開牽絆多年的俗事;不論多麼貧窮困頓,都改變不了他的決心。
他的創作風格,也由現實生活中的經世報國,轉向建構心中的理想世界;作品中不僅反映了他的內心嚮往,也對東晉統治之下的現實世界作出了反諷。
玲瓏說
從出仕到歸隱,陶淵明的心境出現了相當大的轉折。
不同於年少時的理想與抱負,在歸隱後,他獲得了一種重生之後的快樂。所以其作品中呈現的那種曠達,不是心靈為俗務所羈絆之人可以矯飾而成的。
可是,在那種曠達之中,卻又流露出一絲絲的惋惜之情——那是不能為國家、社會盡力的感慨。
但陶淵明知道,他對他的理想已經盡力了,而且是盡了最大的努力,所以他選擇歸隱,既不後悔,也無遺憾。
歸隱後的陶淵明,總算有了前所未有的解脫。他不再為理想與現實的兩難而掙扎,此後的作品開創了隱逸詩人一派的風格,跳脫了以往士人「以天下國家為己任」和「不遇傷懷」的感觸。
他開始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來看世界,目光更加清晰透徹,不再耽溺於現實之中;在許多作品中,他以第三人稱的方式去理解全局的變化,洞觀萬物。
因此,他的作品顯現出歷久彌新的價值。即使歷史洪流滾滾,仍能留存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