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0.09.17
摘要
日本自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對高等教育進行全面改革，致力於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和培養適應社會發展的高素質人才。在歷次高等教育戰略更新中，日本始終重視高層次人才培養和高質量科研成果的「雙提升」，重視大學國際化發展，堅持採用「產官學」方式培養科研創新能力，同時，隨著世界一流大學戰略的調整，日本大學在人才培養目標、遴選方式、建設主體、資金制度等方面也做出了改變，更注重世界公民的培養、專業評價機構的參與、競爭性資助機制及學校的統籌規劃，這對於處於「雙一流」建設中的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借鑑意義。
關鍵詞
日本高等教育；世界一流大學；戰略規劃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建設一流大學成為世界範圍內高等教育發展的「主戰場」。我國政府於1998年推出「985工程」，揭開了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序幕。進入新時代後，更是提出了「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戰略（簡稱「雙一流」建設），著力提升我國高等教育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但由於我國高等教育起步較晚、投入不足等原因，整體發展水平與新時代的實際需要及國際一流標準還存在一定差距。與我國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其世界一流大學建設肇始於20世紀80年代末期，在三十餘年的研究與實踐中，堅持以持續的戰略規劃為推手，不斷增強大學內部組織的活力，取得了非常明顯的實踐效能。分析日本世界一流大學建設的成功經驗，對我國「雙一流」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日本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戰略的歷史演進
自20世紀80年代末期開始，日本經濟逐漸進入持續低迷狀態，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日本的社會動蕩。隨著經濟結構的轉變，以及受到亞洲地區高等教育日趨崛起、歐美各國智慧財產權保護意識不斷增強等多重因素的影響，日本政府和高等教育界深刻認識到，原創科技的匱乏是日本教育和經濟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科技自主創新成為日本高等教育領域改革的主要方向。自此，日本制定了一系列以創建一流大學為目標的戰略規劃，積極推動高等教育發展。
（一）「研究生院重點化戰略」：以政府統籌為主
20世紀80年代末期，日本政府決定通過強化研究生教育，加強基礎性和獨創性，提升國內大學的科學研究實力，進而對高等教育領域進行改革。1989年，日本政府修訂了研究生入學資格的相關規定，允許修滿規定學分的大學本科三年級學生報考碩士研究生，允許本科生畢業後從事兩年及以上科研工作並取得一定科研成果的人員報考博士研究生。此舉大大增加了碩博研究生數量，為此後的研究生教育改革奠定了生源基礎。1991年，日本政府開始實行「研究生院重點化戰略」，明確提出要從以本科生教育為主轉變到以研究生教育為主，不斷擴大知識創新的規模和提高科學研究的水平，讓它們在提升日本基礎研究和高新科技方面發揮「領頭羊」的作用，進而引領整個日本高等教育領域質的變革。
「研究生院重點化戰略」以建設一批研究型大學為目標，主要包括三個途徑：一是對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傳統國立大學進行研究生教育改革，將其轉變為以研究生教育為重點的研究型大學；二是開辦以尖端科學技術和跨學科領域為中心的新型大學，比較典型的有綜合研究大學院大學、奈良先端科學技術大學院大學等；三是設置聯合研究生院和協作研究生院，前者由多所大學聯合成立研究生院共同開展研究，後者是大學與大學以外的研究院所進行協作，共同實施研究生教育、培養工作，如電氣通信大學與NTT情報通信研究所協作的研究生院就是這種類型。
「研究生院重點化戰略」希望建設具有國際水準的教育研究機構，培養尖端科技工作者。為此，日本政府推出一系列支撐政策。課程方面，實施晝夜開課制度、開設夜間研究生院和聯合研究生院。資金方面，根據各研究生院的發展定位、職能等進行了資源配置和重點補貼，既加大對取得優良研究成果的研究生院、優勢學科的資金投入，也加大對研究生的資助力度。國際交流方面，為將研究生院建成為國際化研究基地，一方面支持日本學生短期留學，另一方面充實留日學生教育。尤其強調對留日學生進行日語及日本國情的教育，時刻關注日本本國文化的輸出。
在「研究生院重點化戰略」的影響下，研究型大學以開展科學研究為主體，將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有機融合，既提升了大學人才培養質量，又增強了大學科學研究能力。雖然這一階段日本還沒有明確提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但「研究生院重點化戰略」已成為日本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戰略的雛形。
（二）從「遠山計劃」到「COE計劃」：鼓勵市場競爭
「研究生院重點化戰略」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日本研究生教育的發展，它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將政府財政資金均衡投入到所有的國立大學和新建的新型大學當中，但這種方式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大學活力不足的現狀，也無法激活大學的發展動力。因此，「研究生院重點化戰略」在實施十年後，被小泉內閣所支持的「競爭性」教育改革方案取代。
2001年4月，小泉純一郎任用力推教育改革的無黨籍人士遠山敦子為文部科學大臣。2001年6月，遠山敦子推出了《大學結構改革方針：作為構建充滿活力、富有國際競爭力的國、公、私立大學的一環》，同時，文部省公布《為增強日本經濟活力的大學結構改革計劃》，兩者被坊間並稱為「遠山計劃」。該計劃首次提出了「TOP30戰略」，即在有序競爭的環境下，重點投資建設30所高水平大學，並使之快速成長為世界一流大學。這也是日本高等教育改革戰略方案中首次提及「世界一流大學」的概念。
「遠山計劃」主張教育由計劃方式轉變為競爭方式，建立以市場競爭為導向的教育體制，對日本國立大學進行結構重組，實行獨立行政法人制度改革，引入民間管理機制，引導國立大學之間開展有序競爭。但是，它忽略了大學內部各學科的差異，降低了財政資助的使用效率，同時，這種以大學為單位進行撥款資助的形式，有人為設置大學等級的嫌疑，受到社會各界的詬病。2002年6月，「遠山計劃」被修正為以學科為基礎的「21世紀COE計劃」（Center of Excellent，又稱「卓越研究基地計劃」），該計劃突破了「遠山計劃」重點建設30所大學的限制，提出了一系列的支持策略。評價方式方面，為使競爭更具公平性和客觀性，文部省特委託第三方評估機構——獨立行政法人「日本學術振興會」負責具體遴選事宜。資金支持方面，施行動態管理機制，在立項2年後，對各立項單位進行中期考核評估，考核評估合格的繼續獲得資助，不合格的將終止資助。建設主體方面，支持多元化主體競爭機制，無論國立大學、公立大學還是私立大學，只要是具有博士學位授予權的學科、專業或者大學的附屬研究機構，都可以提交申請。同時加強政府主導，政府根據發展實際需求和科技發展前沿，確定學科領域群，只有具備申報資格的學科所屬學校才可參與評選。
「21世紀COE計劃」使日本政府對高等教育的資源配置由分配型轉換成競爭型，給予了各類大學平等參與競爭的機會，進一步提高了資源的使用效率。為了鞏固「21世紀COE計劃」的發展成果，文部省以「21世紀COE計劃」為基礎，於2007年啟動了「全球COE計劃」（Global Center of Excellence Project），該計劃旨在強化日本研究生院的教育研究功能，通過高水平的研究基礎，培養能夠引領世界、具有開創性的人才，重點建設具有國際性的卓越教育研究基地，創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學。該計劃延續了「21世紀COE計劃」的招募對象範圍，但也有不同之處：一是將資助範圍縮小到更精尖的大學，同時加大資助力度，進行差額資助；二是更強調國際化合作研究和高水平大學國際化發展，所入選國際課題數量及所聘請外籍教師不斷增加，據2014年的數據顯示，項目實施5年後，增長率分別達到33.8%和37.1%。
（三）「全球頂尖大學計劃」：重視績效管理
經過兩輪「COE計劃」的實施，日本世界一流大學建設已初見成效。2014年，為促進日本大學與世界頂級大學的交流和合作，培養學生應對全球化的能力，加速日本大學的國際化進程，日本出臺更關注績效的「全球頂尖大學計劃」（Top Global University Project）。該計劃與「COE計劃」最大的區別在於，「COE計劃」以學科群為單位組織建設，政府的資助對象也是以學科群為中心，資金支持以科研活動為主，而「全球頂尖大學計劃」以大學法人為單位組織建設，責任主體為大學校長或者副校長，政府把資助經費劃撥立項建設的大學法人，資金支持以大學治理、管理及人事政策的國際化和變革為主，強調大學的全球化競爭水平和國際地位。
「全球頂尖大學計劃」旨在通過國際化發展推進日本大學國際化的教育和研究能力，力爭到2023年，有至少10所大學進入世界高水平大學排行榜前100名。該計劃重點資助兩類大學，一類為「世界頂級型大學」，以躋身世界前100名為目標，另外一類為「全球牽引型大學」，即能夠引領日本社會全球化發展的大學。申報流程方面，各大學須提交作為提高國際競爭力的《改革構想書》，並經由「書面審核」和「答辯審核」兩個環節，最終確定入選名單。審核標準方面，為保證項目的客觀性和公平性，制定了全面的績效考核指標和應達到的績效數值指標，這些指標既是確定資助對象的審核標準，也是對建設階段性成果和建設結果的審查標準。準入機制方面，該計劃引入了動態調整和退出機制，對申報成功獲準立項建設的大學，分別於項目實施的第4年（2017年）和第7年（2020年）進行兩次中期考核，視中期考核的結果再決定後續經費的投入以及項目本身是否延續。
目前，日本13所高校入選「世界頂尖型大學」，其中國立大學11所、私立大學2所；24所高校入選「全球牽引型大學」，其中國立大學10所、公立大學2所、私立大學12所。「全球頂尖大學計劃」實施四年後，日本外國留學生人數增長了26%，取得的海外高校學分增長了24%，教學大綱的英語化程度提升了21.8%，課程國際編號的比率更是增長了61.4%。「全球頂尖大學計劃」極大地增加了日本大學的國際競爭力。但也有不足之處，其規範性的審核和審查標準降低了大學之間差異發展的訴求，不利於學校靈活自主決策，並且由於資助名額的限制，對其他大學的改革和國際化進程產生了不利的影響。
二、日本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戰略的演進特徵
在政府合理規劃、大學積極參與及社會各界大力支持下，日本近年來在世界一流大學建設方面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成效，既夯實了日本大學自身發展的內涵動力，也為日本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強大支撐，同時也在世界範圍內提升了日本高等教育的地位，其中，日本政府具有「一以貫之的延續」和「因勢利導的轉變」特徵的一流大學建設戰略規划起到關鍵作用。
（一）一以貫之的延續
1. 重視高層次人才培養水平和高質量科研成果的「雙提升」。世界一流大學的建設既體現在高水平的科技創新和知識體系更新方面，更體現在高層次的人才培養方面。日本著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以來，把高層次人才的培養作為重點戰略目標之一，通過降低博士研究生報考門檻、擴大博士研究生招生名額、重點資助具有博士研究生招生資格的研究生院等方式振興博士研究生教育。同時，日本政府在全社會營造了一種重視科學研究、知識創新的氛圍，「研究生院重點化戰略」時期政府加大對取得高質量科研成果的研究生院的資金配置，充實高精尖科研設備的投入；「遠山計劃」時期則將資助範圍縮小到更精尖的大學，更強調跨領域的高質量原創性研究成果；「COE計劃」時期則明確了科研成果的高水平、高質量標準。這一系列措施增強了高層次人才對科學研究的興趣，博士研究生畢業後到大學或研究機構就職比例大幅度提高，高質量學術論文產出及高科技項目均在逐年增長。
2. 採用「產官學」方式培養科研創新能力。科研創新能力是世界一流大學的重要衡量標準，日本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戰略規劃中堅持採納「產官學」方式，制定了《大學等技術轉移促進法》《產業活力再生特別措施法》《產業競爭力強化法》等多項法律法規，強調大學與政府、企業和產業部門的合作。一方面大學可以享有政府或產業、行業、企業所提供的優越的實驗條件和大量的研究資金，另一方面大學在明確目標的指引下，既可提高研究成果的轉化率，又可提高研究成果的推廣率。大學所研究課題由政府、產業、行業、企業中的實際問題促發，課題的任何進展都會進一步得到政府或產業、行業、企業的實踐驗證，形成研究與實踐的良性循環，並在此良性循環中不斷推動大學創新思維、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提升。
3. 重視大學國際化發展。國際競爭主要體現是經濟的競爭，實質上是科學技術的競爭，也是教育的競爭。實行國際化戰略是日本世界一流大學戰略的重要特徵之一，日本政府出臺的歷次戰略規劃都非常重視大學的國際化發展，並不斷創新以提升自身國際化水平。在「遠山計劃」以前，日本主要通過引進世界一流大學的師資來提升科學研究能力，通過借鑑世界一流大學的創新科研製度、科研主題、科研技術以及與世界一流科學家合作等形式，實現研發工作的突破和創新能力的超越。「遠山計劃」之後，日本通過提高大學科研支持力度、設立競爭性創新資金項目等手段推進大學科研能力的提升。同時，日本大學主動推進國際普遍關注的重大課題研究、開闢引領學科研究水平國際化的新型學科，構建亞洲學術基地和國際研究據點建設計劃，並試圖建成亞洲和世界的學術中心，向世界推廣日本大學文化，以樹立日本大學在國際社會中的科研主體地位，使得日本大學在世界一流大學之林中佔有一席之地。
（二）因勢利導的轉變
1. 人才培養目標的轉變：由日本公民到世界日本公民。在「研究生院重點化戰略」時期，大學重在提升研究生教育的數量與質量，創造新知、培養科學研究人員和高級技術人才。在「遠山計劃」和「COE計劃」中，大學重視培養學生的科研探索能力，強調多樣性和個性化的教育。這兩個階段所培養人才的國際定位是能夠在國際競爭中佔有一席之地的日本公民，以謀求日本在國際舞臺的地位。從「全球頂尖大學計劃」開始，日本大學積極尋求國民教育與全球化視角下國際教育的融合，不僅僅是為增強日本國際實力而培養能活躍在國際視野的創新人才，更強調培養世界日本公民，要求培養的人才既要體現主體性又要具備與自身相適應的態度和能力，既忠於國家利益，又忠於全球利益。這增加了對世界科學事業的貢獻，將知識、技能的創新以及創新人才的培養從日本公民的視角向世界日本公民推進。
2. 遴選方式的轉變：由政府主導到專業機構評價。「研究生院重點化戰略」階段，日本政府積極推動大學由側重教學向側重研究轉變，在此時期，受資助的大學主要由政府確定，並由政府主導改革方向和資助項目。自「遠山計劃」開始，日本開始通過非政府組織實施管理，引入市場機制，通過第三方評審機構遴選資助學校和資助學科。項目的遴選擺脫了政府行政部門的直接幹預，又防止大學之間的相互庇護和內部利益紛爭，既具有客觀性又保障了專業性和廣泛的代表性，促進了大學之間的良性競爭；遴選結束後，日本政府還委託第三方機構對立項建設學科和學校進行中期檢查，進行強有力的過程監控。在資助資金分配方面，政府主要將職能定位於科技政策的制定和年度科研經費的預算規劃，而科研經費的戰略規劃和資助策略主要由第三方專業評審機構來負責，其評價結果可有效與政府資源配置政策相結合，為重點資源配置提供依據。
3. 建設主體的轉變：由指定學科（群）到學校統籌。「研究生院重點化戰略」階段，日本或加大對優勢學科的資金投入，支持其做大做強，或通過設立研究中心開展新學科研究。「21世紀COE計劃」階段，政府根據科技發展前沿及實際需求，確定10個學科群，通過對重點科研項目進行傾斜式經費資助，引導大學利用自身優勢和特色投入到世界一流大學的建設中。「全球COE計劃」則側重跨領域和交叉學科的發展。也正是從「21世紀COE計劃」開始，日本逐漸將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戰略主體向高校轉移。到「全球頂尖大學計劃」階段，日本則正式將高校作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戰略主體，政府把資助經費劃撥立項建設大學，由大學法人統籌使用資助經費。以高校作為建設主體，維護了大學辦學的自主性，淡化了高等教育發展中僵化的政府計劃性行為，滿足多樣化發展的需求。同時，由大學根據自身情況統籌確定優勢發展學科（群），並協調設置專業和課程，這種方式可以更加注重發掘大學系統和學校組織蘊含的內在動力，超越了單純追求顯性成果和短期效益的學科（群）發展戰略，加速了日本世界一流大學建設進程。
4. 資金制度的轉變：由均衡性投入到競爭性資助。政府和民間資金的獲得，以及聘用優秀教師和確保生源的有力方法之一，便是在各大學間形成競爭機制。「研究生院重點化戰略」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均衡性，政府的財政投入是以均衡的方式投入到參與的大學當中。而從「遠山計劃」開始，日本政府引入競爭機制對入選大學進行重點資助，但其資助忽略了學科之間的差異，同時也使一些非重點大學的優勢學科、特色學科失去獲得資助的機會。「21世紀COE計劃」則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彌補「遠山計劃」的遺憾，政府資金投入由分配型轉換成競爭型，一方面對重點學科（群）進行傾斜式經費資助，另一方面激活大學自身的內生變量，給予了各類大學平等參與競爭的機會。日本政府2003年實施的「特色大學教育支援計劃」、2004年實施的「現代教育需求支援計劃」和「法科研究生院等專業研究生院形成支援項目」，以及「全球COE計劃」等均延續了競爭性原則。到「全球頂尖大學計劃」階段，入選高校通過內部競爭合理分配科研經費。競爭性資金制度是日本謀求提升科研經費資助效率的產物，通過塑造充滿競爭氛圍的科研環境，支持獨創性、先導性、特定性研究，鼓勵研究成果的轉化，有效提升了大學科學研究能力，為取得一流成果和培養領軍型人才提供了條件。
三、日本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戰略對我國「雙一流」建設的啟示
日本實施建設一流大學戰略已有三十餘年歷史，改革成效頗為顯著。從初期的「研究生院重點化戰略」，到後來的「遠山計劃」和兩輪「COE計劃」，再到「全球頂尖大學計劃」，這些國家戰略推動著日本世界一流大學建設不斷前行，也給處於「雙一流」建設初期的我國高等教育一定的借鑑與啟示。
（一）堅持穩定與靈活並存，「一以貫之」與「因勢利導」相結合
「雙一流」建設應有穩定的建設思路，並以其為中心輻射整個建設層面和建設進程。
日本在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過程中，始終重視高層次人才培養水平和高質量科研成果的「雙提升」，採用「產官學」融合的培養方式促進科研創新，並堅持以國際化作為「雙一流」建設途徑和目標之一。我國大學應以自身情況為基礎，明確「雙一流」建設願景與使命，樹立卓越的辦學理念和辦學實踐，建立人才、科研輸出目標及標準，探索建設規劃與路徑，並且能夠一以貫之，形成學校特色。
「雙一流」建設作為一個開放性的體系，還應靈活建設。日本因勢利導，根據國家發展規劃，將培養目標由日本公民轉變為世界日本公民，遴選方式由政府主導轉變為第三方專業機構評價，建設學科由指定學科（群）到學校統籌確定優勢發展學科（群），這種動態、靈活、協調的建設路徑加速了日本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進程。目前，我國「雙一流」建設在保守與開放中徘徊，無論在建設主體、建設方式的多元化，還是建設制度、建設資源的靈活性上，都應該加強「因勢利導」的能力。既要依靠市場進行資源調配，又要通過政府宏觀調控的方式加以協調，基於自身因勢利導地激活地方政府、行業參與，找準定位、有的放矢。
「一以貫之」與「因勢利導」涉及的是「雙一流」建設的不同方面，前者是願景、使命、目標及標準等理論層面，後者是建設主體、方式、制度、資源等實踐層面，二者相結合，有所堅持有所靈動，構成「雙一流」建設生態觀。
（二）重視人的核心價值，確保高水平教師和學生的培養
「雙一流」建設中，人是最核心的動力因素，人才培養是「雙一流」建設的重要內容，人才競爭是「雙一流」建設的核心競爭點，因此，重視人的核心價值，推進高水平教師和學生的培養是重中之重。
在學生培養方面，「雙一流」建設的關鍵在於培養一流人才。日本高校人才培養的目標始終如一地強調學生的科研能力和創造性，並對國際視野、國際競爭力、國際貢獻力的要求逐步提升。目前，我國人才培養過程中普遍存在重科研輕教學的傾向：高精尖教師遠離一線教學、人才培養方案迭代速度緩慢、課程教學更新不及時、科研項目轉化率低、國際視野仍不充分。我國大學應從政策上突出人才培養在「雙一流」建設中的核心地位，培養具有較強創新精神、實踐能力、廣闊國際視野的高質量、高層次、高水平的人才，使學生真正成為能夠引領未來的人。除此之外，還應推行相應的改革措施，如逐步提高外語授課、全外語專業的比重；著眼於全球性問題，倡導跨領域、跨學科、跨國界的項目合作；快速迭代人才培養方案，加強本科導師制等。
在教師培養方面，一流師資隊伍是一流大學的根本保證。日本在世界一流大學排名中能夠位居前列，其雄厚的師資隊伍功不可沒。尤其自「遠山計劃」以來，大學的師資力量及其科研產出水平的社會問責壓力逐步增加，高等教育領域設立以推進大學教學科研、強化一流大學建設為目標的教師績效評估制度，建設獎勤獎優、優勞優酬的彈性化教師人事制度。我國也應從「雙一流」建設的總體目標出發，做好人才培育和人才發展規劃。首先，應深化教師聘任制度改革，激發教師自主研究活力與教學水平；其次，應調整學術評價體系，既要打破科研創新與科研成果轉化之間的組織壁壘，又要破除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的評價傾向，以多元化評價體系為導向，尊重學科差異性和學術個性；最後，應建立教師成長支持制度、國際交流與合作制度等，營造利於教師發展的學術環境和文化建設。
（三）採取科學性考核機制，保證「雙一流」建設效率與質量
「雙一流」建設需打破身份固化、一勞永逸的「標籤化」思維，既應公平性考核遴選建設主體，又應動態性考核建設進程。
其一，公平性考核機制有助於科學遴選建設主體，激活大學內生動力。日本實施公平開放申報程序，將國立大學、公立大學和私立大學置於同一平臺，讓各學校依靠自己的特色和優勢學科展開公平競爭，爭取政府的支持。在我國，入選「雙一流」建設的高校皆為公辦大學，且多為教育部直屬高校，並無民辦大學和中外合作大學的一席之地，地方高校也比較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國民辦大學和中外合作大學起步比較晚，科研實力、創新能力和服務區域經濟的能力尚有差距；另一方面我國民辦大學和中外合作大學多處於邊緣角色，絕大部分以學費為單純的融資渠道，政府對撥款較少，缺乏「公平競爭、良性發展」的氛圍。實際上，大學競爭是建立在自身教育水平基礎上的競爭，與學校性質無關。政府應通過完善第三方評審機構、標準、流程等方式平等遴選建設主體，給予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高校平等參與競爭的機會，只要能立足區域定位，突出自身實力與特色，實現學科對接和學科交叉增長點，都應有機會躋身「雙一流」。
其二，過程性考核機制有助於精準配置教育資源。日本在世界一流大學建設進程中，資助遴選原則逐步由均衡化到競爭化，不僅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到「全球COE計劃」時，更是實行達標補助分配。目前，我國在動態性考核機制方面應加以精細化設置。首先，應從國家宏觀政策入手，著眼重點優勢學科（群）建設，優化政府資源配置，形成讓一部分學科（群）先強起來，再帶動其他學科（群）建設，以期實現良性循環體制。其次，應採納以動態建設、動態調整為特色的過程性考核機制，對「雙一流」建設進程、實施進度和階段性結果進行評估，根據評估結果動態性優化資源配置比例，並提供進一步完善的指導和建議。這種過程性考核機制允許「可上可下」和「後來者居上」，也有助於提高「雙一流」建設的效率與質量。
（四）運用融合性建設策略，激發「雙一流」建設活力與特色
「雙一流」建設應綜合考量路徑選擇與指標體系，採取融合性建設策略，全面激發建設活力與特色。
首先，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相融合。日本在世界一流大學建設過程中，始終以構建強有力的科研保障系統為基準，以科研創新助力人才培養。我國亦應關注大學整體科研實力，以提升學術品質為原點，以持續創生知識與技術革新為目標，強化學術治理、創新科研評價機制，改進學生參與機制，促進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的融合。
其次，產官學研合作，使大學深度融入社會。以「社會服務」功能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日本大學與社會其他研究機構採用優勢合作方式進行科學研究與人才培養。我國在建設「雙一流」進程中，政府應積極協調大學、產業和城市之間的互動關係，構建產學研用融合發展共同體，在體制與政策方面打破條塊分割現狀，統一規劃和配置資源，構建互動滲透、緊密對接的網絡形態，打造創新驅動的新平臺。除此之外，一方面，大學應積極幫助企業提高人員素質水平，增強企業運用研究成果增強技術開發能力；另一方面，大學應借力企業、行業一流水準的研究基地，並與一線高水平研究人員相聯合，進行合作研究與人才培養工作。
最後，中國特色與國際標準相融合。日本大學的國際化進程經由國際化借鑑到日本化推廣，是在主動接軌世界一流標準的基礎上，參與建設國際標準，逐步體現日本特色的過程。我國在「雙一流」建設過程中，應警惕中國特色的迷失。雖然國際化是建設「雙一流」的重要抓手，但僅關注國際標準尤其是歐美標準，是對中國文化自信的缺乏，因此，強調中國特色，尊重中國獨特的歷史、文化、國情，亦是我國大學的責任與擔當。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進程需要開拓國際視野，融合國際標準，不斷加大大學開展國際合作交流的廣度和深度，也需要紮根中國大地，體現中國特色的傳承和延續。這需要我國大學逐步建立在世界大學排名中的話語權和標準解釋權，同時，必須實現從借鑑到自主，從跟跑到領跑的跨越，並以長遠和發展的眼光來審視對國家和世界所做的貢獻。
作者
郭 偉，河北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研究生、副教授，河北保定 071000
崔 佳，河北大學教育學院講師，河北保定 071000
趙明媚，河北農業大學創新創業教育指導中心講師，河北保定 071000
劉雙喜，通訊作者，唐山學院外語系副教授，河北唐山 063000
原文刊載於《中國高教研究》2020年第9期第91-97頁
編輯 | ly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