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reedom of Speech: Talk and Slavery in the Anglo-Caribbean World, by Miles Ogbor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09 pp.
Tacky’s Revolt: The Story of an Atlantic Slave War, by Vincent Brown, Belknap Pre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20 pp.
Island on Fire: The Revolt That Ended Slavery in the British Empire, by Tom Zoelln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63 pp.
被席捲美國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議活動所激發，在英國也有成千上萬的人在6月走上街頭，抗議本國的種族主義。他們憤怒的目標之一是紀念那些在十七、十八與十九世紀通過奴役和壓迫他人而發達的英國人的雕像，其中在布里斯托，愛德華·科爾斯頓的雕像被推倒並扔進了海港。許多這樣的紀念碑能被保留至今並不奇怪，因為英格蘭人、蘇格蘭人、威爾斯人和愛爾蘭人對他們在奴隸制中的歷史共犯身份的無視，一直與他們對奴隸制遺留至今的影響的漠視一樣引人注目。與美國相比，儘管有許多傑出的英國（和非英國的）歷史學家在為這個議題工作（如Catherine Hall、Trevor Burnard、Diana Paton、Olivette Otele、David Eltis、David Richardson等，以及倫敦大學學院的英國奴隸制遺留問題研究中心在此方面傑出的合作努力），但在英國公眾想像中，奴隸制仍然是一個邊緣化的話題，在精神層面上，這個話題的現狀及其帶來的後果，與英國人的身份和經驗相分離。
在整個英倫三島有許多紀念1807年廢除奴隸貿易的紀念碑——作為國民的啟蒙和救贖的永久紀念物（儘管在現實中，蓄奴在英國仍然持續了幾十年，直到1834年後才逐漸被淘汰）。據我所知，只有一座於近年樹立的雕像，在蘭開斯特這座前奴隸港的碼頭上，是單純用來紀念那數百萬受害者的。這就好比在戰後德國的每一座紀念碑都主要是紀念集中營被解放和納粹被驅逐，而不是紀念大屠殺本身。
奴隸制是英國繁榮並崛起為全球強國的基礎。在整個十八世紀，大英帝國的中心並非在北美、非洲或印度，而是在少數幾個盛產蔗糖的加勒比海小島。其中最重要的兩個島——小小的巴貝多和較大也較遠的鄰居牙買加——是地球上最有利可圖的地方之一。在美國革命前夕，一個普通白人的公稱財富在英國是四十二英鎊，在北美洲是六十英鎊。在牙買加，則是兩千兩百英鎊。巨大的財富在那裡被創造出來，並源源不斷地湧回英國。這筆巨大的資本湧入，資助了無數帕拉迪奧式鄉村別墅的建設，資助了倫敦、布里斯托、利物浦等大城市的改造，使國家財富急劇增加。波士頓、紐約、費城等北美港口的日益富裕，很大程度上同樣是依靠與西印度群島的貿易。糖成為英國最大的單一進口商品，對糖的狂熱徹底改變了國民的飲食習慣、消費習慣和社會生活——尤其是因為它與另一種新興的時尚藥材——茶葉的關聯。1700年至1800年間，英國人對糖的消費量從每人每年約四磅猛增到近二十磅，大約是法國人的十倍。
本土的所有這些富足、奢侈和社會進步，都源自在大西洋彼岸對大量被奴役的非洲男子、婦女和兒童的殘酷剝削（其中也有數千人被帶到英倫三島）：在十八世紀，英國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奴隸販子。正如為其辯護的人喜歡強調的那樣，奴隸制並非新事物。在聖經和古典時代，人們就認為奴隸制是理所當然的，此前的每一個文明幾乎都在實行奴隸制。在非洲當地奴隸制也很常見。但從來沒有任何情況能夠與英國人在美洲協助開創的種植園文化相提並論，與那裡的自由人的數量相比，奴隸的數目無比龐大，不成比例。
就算在這種新的大規模奴役體系中，西印度的蔗糖種植園群島也是非同尋常的。即使在大陸十三個殖民地裡迄今為止奴隸人數最多的維吉尼亞州，被奴役者總數大概佔所有革命前當地居民的百分之四十：白人始終佔多數。只有在人口更為稀少的南卡羅來納州和法屬路易斯安那州，這方面的平衡才稍稍向另一邊傾斜。相比之下，在十八世紀的牙買加，被奴役的男女人數遠遠超過了他們的領主。在島上的一些偏遠地區，這一比例高達十五比一；整體上總人口中百分之九十以上被奴役。
儘管奴隸在北美大陸遭到的待遇已經十分殘暴，但加勒比地區的情況卻比這更糟。西印度的糖業不僅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農業企業，也是對人類生活造成最大破壞的產業。在十八世紀中葉，北美大陸的種植園主已經不再需要進口大量被擄獲的非洲人，因為他們現有的奴隸人口已經自然地通過出生人數大於死亡數的過剩而逐年增加。相比之下，在西印度群島，無論男女都被無情地勞作致死，以至於這種走向人口自然增長的過渡從未發生。由於大多數種植園奴隸只能存活幾年，因此不斷需要大量新鮮人口輸入來維持勞動力——更不用說像大陸殖民地那樣實現勞動力的穩定增加了。僅在十八世紀，歐洲人跨越大西洋抓來的大約六百五十萬非洲奴隸中，被直接送到北美大陸的人數大約為三十五萬。同期，有兩百多萬人被運往英屬加勒比地區。(還有大約一百萬最終被送到附近的法屬島嶼，主要是聖多明克——即今天的海地——其人口組成和經濟狀況與英屬群島相似（這些數據基於無比重要的學術資料庫slavevoyages.org對從非洲被運上船的人數的估計，其中約有一百萬人死在穿越大西洋的航程中。這些數據只說明了奴隸船開往美洲的第一個港口：許多後來被運往北美和南美大陸的奴隸最初也是被帶到了加勒比海）。
在此等不同尋常的情況中可以看到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即這種獨特的西印度特色奴隸制是如何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地被強加、被施行與被抵制的。一個顯而易見的答案是，加勒比奴隸主經常對他們視作牲畜一般的奴隸施加令人作嘔的極端暴力。1683年在巴貝多，一個「老黑人」對其他一些奴隸被血腥鞭打感到憤怒：因為他的「無禮言論」，他被綁在柱子上燒死。在其他時候，黑人被依法電擊致死、虐殺、打成肉醬、斬首、車裂、用「慢火」烤死，或者被吊在鐵籠子裡示眾直至饑渴而死（「gibbeted」）。
在這些可怕的法定懲罰之外，奴役制度在日常執行中更是無法無天，白人在這種制度中完全不受懲罰地折磨、殺害、強姦和殘害黑人。託馬斯·瑟伍德是一個普通的甚至有點書呆子氣的英國年輕人，他在1750年來到牙買加尋求財富，留下了一本平實的日記，記述了他作為一個農村監工和小奴隸主的三十五年。他認為奴隸是有理性的人，並把他們當作個人來對待。但像幾乎所有西印度白人一樣，他也順理成章地認為他們需要經常受到嚴厲的懲罰。他不斷地、野蠻地鞭打他們，把鹽、辣椒、檸檬汁或尿液抹在傷痕累累的肉體上，以增加他們的痛苦。只要他一時興起，任何男人或女人都可能被鞭打、烙印、鎖鏈、肢解，或被赤裸裸地丟在牲口堆裡，渾身塗滿糖蜜，任其被蜂擁而來的蒼蠅蚊子叮咬。有時，他還會強迫另一個奴隸向受傷的受害者口中排洩，並將其堵上「四五個小時」。在他的日記中，還記錄了與近一百五十名女奴的三千八百五十二次強姦或其他強迫性行為。就當時而言，他的行為除了留下如此完整的記錄這個方面之外，似乎是完全典型的——而且甚至是相對克制的
（參見Trevor Burnard, Mastery, Tyranny, and Desire: Thomas Thistlewood and His Slaves in the Anglo-Jamaican World,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年）。
當時加勒比白人與歐洲人一樣，普遍認為黑人天生就低人一等。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們對奴隸在性、心理和身體各方面實施這種無情的虐待的主要理由，是對他們的奴隸的深深恐懼。在貪婪和虐待的驅使下，越來越多的非洲人被輸入，作為小眾的白人島民敏銳地意識到，他們被來自與其敵對的奴隸的那種潛在而壓倒性的力量所包圍。特別是在牙買加，這種巨大的數量差距使奴隸獲得了比在北美大陸更多的自主權。他們生活在一個大群體中，精神和文化活動基本上不受白人的監督。他們通過在給他們耕種的土地上種植農產品來養活自己，也養活了許多白人。牙買加奴隸除了擁有和繼承這些個人的土地、牲畜和物品外，還經常擁有並攜帶槍枝，在鄉間活動而不受監督，並在自己的周日市場上聚集交易、喝酒和聊天。除了少量的自由黑人，島上還居住著幾群所謂的馬龍人，他們是逃亡奴隸及其後代，控制著內陸山區的半自治據點，與英國人的關係在不安的休戰和徹底的戰爭之間搖擺不定。
白人的優勢始終是不穩定和不完整的。儘管奴隸主和奴隸之間的力量極不平衡，牙買加奴隸制仍然以持續的暴力抵抗作為其特色。除了1728-1739年和1795-1796年殖民者與馬龍人之間發生的全面戰爭外，小衝突與陰謀持續不斷，我們還知道在1673年、1676年、1678年、1685-1687年、1690年、1745年、1760年、1766年、1776年、1791-1792年、1808年、1815年、1819年、1823-1824年和1831-1832年都發生過重大衝突與陰謀，涉及數百名、有時達數千名奴隸。加勒比地區在這一時期也是英國、西班牙和法國之間持續不斷的全球明爭暗鬥的重要舞臺。引發奴隸叛亂的入侵威脅從未消失；鄰近殖民地起義的煽動性新聞也從未遠離。1790年代，在聖多明克發生大規模奴隸起義和法國革命戰爭爆發後，牙買加和英國多次派出軍事遠徵隊，試圖從法國和西班牙的敵對勢力手中奪取該地，並重新實行奴隸制，但均未成功。在1804年建立自由的海地黑人共和國之前，各方可能共有多達三十五萬人為此喪命。
在後來成為美國的那片土地上，從1500年到1865年，被奴役的人幾乎總是寡不敵眾，物質上被孤立，經濟上失去能力。到十八世紀中葉，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是本地出生，未曾有過任何其他生活經驗。在這種情況下，公開的反抗是罕見而困難的，而且相對容易鎮壓。但在西印度群島，只要奴隸制還在，就始終是一種更為尖銳的衝突狀態。
在這樣的條件下，當時的人們——黑人、白人和棕色人種，男性和女性，主人和奴隸——是如何相互交流的？這是英國地理學家邁爾斯·奧格本在他那本引人入勝的新書《言論自由》中提出的一個看似簡單但內涵豐富的問題。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言語總是要從零碎的、不可靠的、書面的殘跡中重建，而且眾所周知，在這些記錄中，被奴役者的聲音也只能通過他們的壓迫者的敵意的耳朵和筆才能被記錄下來。但奧格本關心的不是再現十八世紀在牙買加和巴貝多的人們到底說了什麼，而是分析他們是如何說話的。就像他上一本關於帝國地理和傳播的書《印度墨水：英國東印度公司創建過程中的文字與印刷》
（Indian Ink: Script and Print i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年）一樣，《言論自由》借鑑了一系列立場折衷的社會理論家，尤其是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奧格本在這裡用他的方法探討了各種形式的對話：法律的、政治的、科學的、宗教的，以及廢奴主義的。在這裡的各個領域中，口語的規則和效果都各有不同，言語行為的力量和意義總是偶然的與互相關聯的；而且在每一個領域中，發言的條件——誰，能說什麼，在何時、何地說，如何說——也總是由種族、性別、階級和宗教所塑造。
這種方法的一個局限性是，每一章都變成了某種特定話語的自限案例研究，有著諸多不同的發言者、來源和主題。其中一章帶我們深入到植物學者紳士的世界，他們的「植物談話」、信函來往、公開講座和贊助網絡；下一章調查了英國聖公會、衛理公會、浸禮會和「歐比阿」（當時的一個名詞，指被奴役的西非人的民間信仰）信徒中關於宗教言論的觀念。此外，正如奧格本很清楚的那樣，他的談話記錄和類別基本上是來自於有產白人的：它們只是不完美地映射到他的其他對象的精神和話語世界上。正因為如此，我們主要了解的是那些受過教育的白人殖民者和廢奴主義者是如何看待他們的世界，以及他們是如何解釋和理解（以及誤解）被奴役的男人女人的。黑人和棕色人種自己的聲音和觀點只是零碎地、斷斷續續地出現在我們面前。
但不管怎樣，從整體上看，這仍是一個非常新穎和有見地的貢獻。正如奧格本所說，語言是奴役文化的核心。言語既是表徵，也是行動：語言的表達是持續不斷的強化、談判或爭奪在自由與奴役之間的那道界限的最普適的方式。在十八世紀，「言論自由」這個以前只與議會辯論有關的概念，開始被視為所有政治自由的基礎。對於這個時代信奉新教的英國男性白人來說，這既是一種極其強大的新意識形態，也是他們優於其他人的一個永恆而實際的標誌。殖民地的法律和政治都是通過口頭儀式來實行的，比如宣誓、作證或公開演講，而婦女、奴隸和其他低等人（如猶太人、貴格會教徒、黑白混血兒、印第安人和自由黑人）或多或少都被排除在外。無論是在殖民地民眾內部，還是在帝國的不同法律和政治區域，這種提出發言、被人傾聽和使他人噤聲的權力的確切輪廓經常引起爭議，但這正是因為它對自由有著如此核心的意義。
不僅如此，在十八世紀對人與非人的定義中，言論更是舉足輕重。廢奴主義者宣稱，奴隸和非洲人的口才證明了他們具有平等的人性，但大多數歐洲人早已理所當然地認為，黑人的語言天生就低劣，甚至是獸性的。這就是為什麼當哲學家大衛·休謨在1753年著手證明「白人」在本質上優於所有其他人類「品種」時，他自信地以同樣的偏見為訴求，貶抑了一個看似相反的西印度例子。「在牙買加，確實有人談到有那麼一個黑人，也能像一個人那樣有模有樣有學識，但『很可能他僅僅是因為其微不足道的成就而被人讚譽，就像一隻能清楚地說出幾句話的鸚鵡』。」黑人的聲音被認為甚至都無法與蠻橫的吼叫相提並論。
這樣的理論支撐著對奴隸貿易的認可。但儘管休謨刻意不說出他的名字，他那句不屑一顧的評論的對象並非奴隸，而是一個享有特殊特權的牙買加自由黑人弗朗西斯·威廉斯，他是一個曾在倫敦的律師學院接受教育的有產者，是有成就的拉丁語詩人和數學家，他自己也擁有奴隸。由於西印度群島白人極力想把奴隸制和自由的區別與所謂的黑人和白人的直接區別等同起來，因此，令人深惡痛絕的是，（正如一名知名奴隸主所抱怨的那樣）威廉斯「沒有謙虛地保持沉默」，而是公開堅持認為膚色與智力無關（他曾經寫過：「美德和理解力是沒有顏色的；誠實的心靈與藝術也沒有顏色。」）。牙買加白人多次試圖壓制他的聲音，然而從未完全成功。當1730年島上的議會通過了一項貶低他合法權利的法律（作為一個自大的黑人）時，威廉斯（作為一個受過教育的、富有的、生而自由的奴隸主）成功地向英國當局請願而推翻了這項法律。他深知，言論的效用以及它所帶有的力量，總是取決於它的聽眾，而不僅僅是它的作者。
（原文發表於2020年8月20日《紐約書評》，經作者授權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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