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強調，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要再接再厲、一鼓作氣，確保如期打贏脫貧攻堅戰，確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為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奠定堅實基礎。在決戰決勝脫貧攻堅的關鍵階段，廣大作家深入脫貧攻堅一線，或主動投身於脫貧攻堅，或用心記錄、用情書寫脫貧歷程，發揮了文學的鼓勁和記錄作用。本期聚焦脫貧攻堅題材文學作品，敬請關注。
圖為雲南省保山市施甸縣擺榔鄉尖山村裡關古茶彝寨易地扶貧搬遷安置點。「十三五」期間，保山市以產業扶貧發展特色產業，依託易地扶貧建設美麗村莊，保護綠水青山開發綠色事業，通過教育扶貧育人成才，累計投入扶貧資金超過445億元，實現約38萬貧困人口脫貧。包珊攝/光明圖片
觸摸鄉村精神現場的紋理——讀《百裡洲紀事：一線脫貧攻堅實錄》
作者：李雪梅（三峽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副教授）
百年來，鄉村一直是文學書寫的重要對象。面對決戰決勝脫貧攻堅這一重大時代課題，文學當然不能失語。但是，如何精準把握時代的精神光譜，如何理解處在嶄新歷史關口的鄉村和農民形象，是對每一個寫作者的嚴峻挑戰。朱朝敏的《百裡洲紀事：一線脫貧攻堅實錄》（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0年5月出版）講述了湖北枝江百裡洲的十二個脫貧故事，從扶貧幹部和扶貧對象的日常生活中探究鄉村和農民命運的變遷，在展現巨大扶貧成果的同時，重點聚焦鄉村的精神現場和心理現場，這是當下鄉村敘事的重要收穫。
百裡洲是朱朝敏的故鄉，也是她文學的故鄉。這個位於長江水中央的沙洲，曾因盛產棉花和黃花梨富庶一方，卻受制於交通和資源，未能跟上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時代步伐，逐漸陷入貧困。對朱朝敏來說，書寫百裡洲的扶貧故事，也是一段溯源故鄉的親近之旅。那裡的一草一木都有她童年的記憶，那裡的每一個人都輾轉在她的家族或朋友關係裡。不過，她並未停留在鄉愁的幻象裡，離鄉多年後再次以作家和扶貧幹部的身份踏上這片土地，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微妙距離感正好構成反思的空間。她給自己的定位是忠實的記錄者、聆聽者和受惠者，這種身份意識讓她有效避免了高高在上的俯視和過分情緒化的宣洩，最大限度呈現出鄉村生活的原生態，便於穿越表象發現鄉村在歷史變革中的困惑與奮進，在細節中感悟那些被忽略的真善之美和人性之光。
在長期的幫扶下，百裡洲農民物質上的貧困已經得到顯著改善，但他們在精神和心理上的問題變得更為緊要。《塔燈》中的楊勇多年來一直都糾纏在尋找失蹤的老婆這一魔咒裡，「被時光洪流隔絕在彼岸，從身體到心理到記憶，全部滯留在一九八六年」。《好人周建波》裡原本勤勞善良的周建波，因中間商的意外車禍欠下村民三十三萬棉花錢，滿懷內疚。此外還有《鐘聲》裡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從前的暴風雪》《棉花之殤》《風又吹》裡老人的孤獨處境，以及《多雨的九月》裡老年人的情感需要。這些問題直接關乎農民的內生力量能否被激活，是鄉村實現全面脫貧和可持續發展不可忽視的問題。朱朝敏意識到，「只有心靈才會發現心靈」。唯有懂得和將心比心，切身感受他們心靈深處的疼痛，提醒人們要不斷創造條件優化鄉村社會生態。當人物的精神現場被置於敘述的中心位置時，他們是極具生命質感的鮮活人物。
在第一人稱「我」的講述中，故鄉那些樸素的人性、人心，常常促使「我」反觀自身，那些農民對生命尊嚴和人間大道的堅守，則讓「我」一次次為之震撼。《沉默的羊子》裡楊鳳英哪怕再苦再累，她眼睛裡都閃耀著「清亮的光芒」，胡昌祥不遺餘力幫助嫂子，哪怕被流言蜚語誤傷也毫不在意，原來他們心中都供奉著村口的那對石羊，樸素的信仰裡包含著感恩的民間大義。包括《後遺症》裡堅忍的李桂香、《從前的暴風雪》裡倔強的楊春天，在「我」眼裡，他們不僅是被救助的對象，也是「我」和所有幫扶者的一面鏡子，映襯出包括「我」在內所有靈魂裡的「小」來。他們心裡的精神小廟是如此強大，勞動者的力量和尊嚴永遠不容低估。他們於苦難中依然堅守人性光輝和博大情懷，依然具有頑強的生命意志。
扶貧工作的每一項成就都離不開幫扶幹部的努力，正如朱朝敏在自序中說的那樣，「幫扶者和貧困戶結成幫扶對子，就在他們拉手的一刻，兩者便融合成一個動詞：「脫貧」。比如，《養蛙記》裡老王為了給老趙父子壯膽、暖心，不得不投錢入股養殖青蛙，好不容易養大的青蛙又因為養殖經驗不足存在安全隱患，經受種種委屈仍初心不改。他們無一不是生活中的普通人，最能體會那些貧困戶的難處和需要，正如同為幫扶幹部的朱朝敏在後記裡所說：「我們互為依靠、互為扶持、互為見證時，我們的整體『人民』一詞，才有機會被呈現出浩瀚的態勢。」正是在這種信念的支持下，幫扶者和被幫扶者攜手一起改變著鄉村大地的面貌，體現出精準扶貧戰略下外在幫扶和內生力量融合的強大效應。
朱朝敏深知只有腳踏大地，與農民血脈相通，才能用文字凝聚一個時代最深刻的記憶，這樣的寫作呈現出鮮明的人民性立場。她以在場的方式記錄，講述典型的中國故事和中國經驗，她對鄉村精神現場的深度開掘，觸摸到鄉村內部的問題癥結，以貼近現實的姿態完成了一次真誠的返鄉敘事，這是一個時代的見證，更是一個寫作者的良知。
廣西環江毛南族自治縣大才鄉重樓村脫貧後的鄉村景觀。新華社記者 周華攝
以思考者的視角觀察鄉土世界——關於《山中歲月》
作者：桫欏（河北作協文學院研究員）
陳濤在甘肅甘南藏族自治州臨潭縣冶力關鎮池溝村掛職擔任了「第一書記」，是脫貧攻堅工作的親身參與者。他在駐村兩年的時間裡寫了十餘萬字的隨筆，記錄自己的所見所思所感，這些文字結集為這部非虛構文學作品《山中歲月》（遼寧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
作為「進入者」介入對脫貧攻堅現場的言說，陳濤並沒有耽於諸如扶貧的具體工作和農民生活狀況有多少改善等公眾層面關注的問題——這些當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他的感受和由此而起的思考——瀰漫其間的理想主義光澤和反思意識使作品的思想性大為增加。與那些慣常地對脫貧攻堅現場進行「照相機」式的記錄不同，《山中歲月》中的「我」作為觀察者、體驗者、思考者和敘述者的形象隱身在字裡行間。而據以對現實進行評判和引發思考的參照系，乃是「我」頭腦中關於現實、道德和人性的理想範式。陳濤在對現場進行觀察、記錄和反思的同時，也試圖在個人敘事中結構出一幅理想主義者對鄉村生活的想像圖景，儘管那種想像並不一定具有系統性。脫貧攻堅的現場在陳濤筆下仿佛成為一面鏡子，既照見時代價值與傳統鄉村倫理間的交疊錯置和人性中的美善，也照見自我對世界的希冀與渴望。
作為扶貧幹部，陳濤承擔著並不輕鬆的工作任務，他在寫作中將自己的「山中歲月」納入日常生活經驗中加以表達，這促成他的扶貧書寫有著個體化的文學敘事。從城市進入貧困鄉村，儘管有對城鄉差異的書寫，但這種差異被消弭在「我」對鄉村生活的情感和文化認同中，我們並沒有從中感受到城與鄉之間太過明顯的對立感。作者在第一章中記述剛到池溝村後的情景，面對陌生的環境，他生出的第一感覺不是拒斥，而是如何融入，於是決定在沒有人帶領的情況下「自己先去看一看」。他用從遠到近的視角觀察風土人情，隨後把新的生活與「沒時間回望，更看不清前路」的城市日常進行比較，從而對未來的兩年滿懷期待：「想到能有這樣一段安靜的鄉下時光，從固有的軌道中脫離，在一個時間尚未變成碎片的地方學習與思考，無論如何都是一件幸事。」由此開始了「我從未如此融入人群，也從未如此貼近自己的內心」的「山中歲月」生活。融入和認同，成為陳濤扶貧期間的情感態度，他對自我生活方式的改變、與小鎮青年們親如兄弟般的友情、義務發起的助學活動等的記述，都成為他主動融入並被鄉村接納的有效行動。
《山中歲月》對脫貧攻堅的呈現，緊緊圍繞「人」這個中心來進行，抓住了寫好這類題材的「牛鼻子」。陳濤筆下的人物沒有被機械地置於被觀察和「被脫貧」的位置上，他們面對複雜的現實環境顯現出了飽滿的主體性。因主體性的存在而使人物在工作和生活中充滿能動性。從作者自己到《修道》中的馬大爺及其老伴和兒子，到《小鎮青年，酒及酒事》中的小尤、小武，再到《山上來客》中「女人」和她的兒子等，作者寫出了他們的命運和性格與道德傳統、生存境遇、民間倫理等文化要素之間的多重關係，連帶著引出脫貧攻堅工作的複雜性。馬大爺本已答應了修路佔地的補償，但他的兒子卻明確表示反對，該如何看待父子的不同？那個錯拿了錢卻因為窮、又怕鄰居說她而不想還的「女人」，我們很難在道德或法律的緯度上進行截然的判別。陳濤沒有忘記自己的職責，隨筆中不乏對工作場景的記述，讀罷即知他和當地乃至奔走在脫貧攻堅現場無數扶貧幹部有多少艱辛，又有多少人像養牛人何暖陽那樣對美好生活懷有期待和嚮往。
《山中歲月》還閃耀著理想主義和批判精神的光芒。作者始終未曾放棄對理想的堅守，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在助學活動中他一直堅持著自我的標準，例如「對於任何一所學校，當我看不到你對圖書的尊重時，請原諒我無法滿足你的要求」，又或者「因我無比珍視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愛心，我只想將它們送給那些懂得感謝的人，我不會要求你的回報，只是希望可以看到哪怕是一絲一毫的謝意」。在他的這些「標準」背後實際上是對現實中諸多此類活動流於形式主義和功利目的的批判。在理想主義驅使下，作者將這種批判一直延伸到道德和人性的領域，例如範金生和尕泰講述的農民為了錢不贍養老人、買房買車還想要政策等，我們從作者的態度中可見他的立場。
陳濤在《山中歲月》裡不吝於表達自己的感情，不僅有個人的情感表達，也袒露出對鄉村、農民乃至山川大地、生命萬物的大愛和悲憫，其中的溫暖是很容易被感受得到的。
為村子裡的普通人立傳——讀《風吹蒿萊》
作者：樊健軍（江西省作協副主席）
範劍鳴的非虛構文學作品《風吹蒿萊》（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最打動人的是，他在梅江邊的江西省瑞金市駐村扶貧四年，將那個叫下壩的村落視為他文學上的故鄉來書寫。這使得作品已然超出了一個駐村幹部的視覺和心理體察。作者是從鄉村走出去的孩子，內心對鄉土有著抹不去的熱愛，從他踏上下壩的第一天開始，精神上的那根血管就同那片鄉土嚴密無縫地對接上了。他對下壩的觀察、探究、反思，其實也是對其真正的故鄉「上長洲」的觀察、探究和反思，兩者是同時進行的，也是同時存在的。這是作者對下壩發自內心的尊重，致以崇高的禮儀。
作者以一個駐村幹部的視角，觀察鄉村在扶貧政策攪動下呈現的新風貌。作品通過一個個鄉村人物，一項項鄉土風物，剖解鄉村重新迸發的生機，真實地反映了梅江人家的命運曲折和全新希望。在傳統與現代的交織中，在物質與精神的變化中，作家挑選出富有典型性的人物事件，把各項扶貧政策和政府關懷有機地鑲入敘事性文本，同時切入作家早年在梅江流域的生存記憶，從而讓村莊的發展擁有歷史的深度，使之成為一個有意思的村莊樣本。
《風吹蒿萊》的個性化寫作風格很明顯。作家沉入一線融入鄉村是緩慢的、沉著的，因而也更加真切。他在開展工作的同時兼顧讀書寫作，精神生活與鄉村勞績同步運行，真實地反映知識分子走進鄉村的心路歷程。特別是文末附錄的一組詩歌，表明作家努力以文學色彩經營一個新時代的鄉村切片，作家最終是想建構一種文學化的鄉村。
事實上，當作家走進新農村點採風，直觀的只是廣大鄉村扶貧的成果。扶貧是一個國家戰略，它是可溯源的，也是應該溯源的，但其實又不是那麼容易溯源的。作家採風當然是一種溯源，但那是二手的，是聽當事人講述的，顯然也是容易過濾的。這樣一來，當事人自己的寫作就顯得難能可貴。這種溯源既是公共性的，又是個性化的，既是時代記錄，又是人生追憶，能夠保存更多新鮮、多彩的細節，使一個時代在文字裡凸顯更細緻的紋理。
範劍鳴是個有理想的作家，在創作這部駐村筆記時，自覺地拿梭羅的《瓦爾登湖》來做參照，從中汲取營養。梭羅輕物質，重精神，追求的是他個人內心的平靜。「梭羅居於湖邊，從物質生活上看是平地，但從精神生活上看是高嶺。」扶貧先扶志，脫貧先立志。作者在駐村期間，「對貧困的內涵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打量和探究」，並踐行到扶貧工作中，以其精神之富有來幫助貧困戶明志立志。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也是當下知識分子在精神上的一種擔當。
作者顯然不滿足於這部作品僅僅作為筆記而存在，創作伊始，他預設自己將要為下壩的人物寫一本新的「生命冊」，為村子裡的普通人立傳。在這裡，作者不再是「第三方」的角色，也不是「彌合者」的身份，而是責任感和使命感加身的作家。筆下的人物，不只是他工作的對象，而且上升為一個個飽滿的文學形象，從人性的層面上對其考量，重塑其精神。
《風吹蒿萊》進入的角度是獨特的，沒有正面的強攻，也沒有羅列枯燥的數字，而是以一個個典型的故事，一個個鮮活的人物來說話。每則筆記都是一篇很有分量的散文。它沒有搭建恢宏的框架，但視角是廣博的，既有對梅江人文歷史的考證，亦有對民間傳說的敘述，還囊括了物產、飲食、婚喪嫁娶等風俗習慣，鋪陳了一幅絢麗的民俗風情畫卷，有著顯豁的區域性，並結合脫貧攻堅的時代性，展示出鄉村在發展和傳承之間的複雜、融合，以及前行的光芒。
準確把握一線扶貧的現實生態——讀長篇小說《向陽而生》
作者：俞勝（《中國作家》雜誌文學編輯部主任）
王存華的長篇小說《向陽而生》（中國電力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講述的是國家電網公司扶貧幹部深入扶貧一線、帶領黃河灘區村民脫貧致富的生動故事。
小說用現實主義的手法，客觀描寫黃河灘區脫貧攻堅任務的艱巨：灘區沒有大型工廠企業可以吸納勞動力，再加上土地貧瘠、人均耕地少，所以灘區的大多數村莊變成了空殼村，人口流失最嚴重的村子只剩下五六戶人家，且全部都是七十歲以上的老人。
面對這麼一塊極其難啃的「硬骨頭」，新江城供電公司選派了一位優秀的年輕幹部黃明遠到黃河灘區貧困村黃龍灣村擔任駐村第一書記。黃明遠參加工作不到一年，被破格提拔為供電所所長，又在短短兩年之內將一個最落後的變電站管理成國網公司五星級供電所，然後臨危受命，從供電所所長轉崗帶電作業班班長，並帶領班組成員在國網公司帶電作業競賽中榮獲團隊第一。組織的派駐，體現了對他個人能力的認可，以及「不脫貧不離開，不致富不罷休」的堅定決心，組織是要讓這塊「金子」在黃河灘區閃光。
有勇有謀的黃明遠，先是讓村兩委班子煥發出新的活力。在團結村兩委班子解決脫貧問題的同時，他具有長遠的眼光，謀劃為黃龍灣村找一個致富帶頭人，吸引進村兩委班子，以期徹底改變村兩委班子一盤散沙的現狀。這在高度重視基層黨建工作的當下，反映出小說及時呼應社會現實的能力。
這部作品對農村生活現實層面的細節描寫比較紮實。黃龍灣村的現實，讓不少人離開家鄉，如何團結大家開展工作？黃明遠建立微信工作群，對於需要民主決議的事，通過微信工作群進行溝通，這讓他熟悉當下農村工作中出現的新情況。在駐村工作取得一定的成績後，他又建立「大美黃龍灣」微信公眾號，吸引遠在他鄉的村民歸鄉或者為家鄉的發展出謀劃策。黃明遠懂得，只有多為農業發展找出路，讓農村更有吸引力，讓人才源源不斷地回流農村，才能夠更大程度上避免貧困群眾脫貧之後又返貧。
小說寫黃明遠與村裡的賴皮「二駝子」鬥智鬥勇修通了拖了很久未能修通的公路，受到村民的擁護；充分發揮自己的專業優勢，將黃龍灣村的屋頂裝上光伏發電板；幫助有家傳手藝的林萬才打造出「萬才糟魚」的品牌，走出一條靠弘揚傳統技藝來發家致富的路子；在黃龍灣畫牆繪，吸引遊客來休閒度假……這些讓小說中的扶貧故事生動有趣，體現出一種現實的針對性和有效性，準確把握住了一線扶貧的現實生態。
作者在塑造黃明遠這個人物形象時，還善於運用心理分析法，筆力往人物的心靈深處延伸。譬如分析黃明遠為什麼對貧困村民懷有深切的同情，是因為他自身成長的道路上，也有過貧困的經歷。這使得他的幫扶湧出一種內在的動力。小說的意義也不止停留在闡述精準扶貧這件事本身，也肯定了社會幫扶體系存在的意義。作者寫道，黃明遠堅強性格的形成，與他從經典文學中汲取強大力量也不無關係。小說多次提及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孫少安在沉重的生活中發掘自己被禁錮的價值，他敢於冒險，即使失敗了也有勇氣重新面對生活，他不屈服於命運，更不會向命運低頭。在孫少安的身上，黃明遠汲取了精神力量的源泉。
《向陽而生》在描寫人物、表現人物關係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譬如村民林興河，他是黃明遠看好的致富帶頭人，也是在黃明遠的鼓勵下回到家鄉發展。但林興河企圖毀壞生態、發展經濟，遭到黃明遠的堅決反對，林興河心中便滋生出對黃明遠的不滿。這樣的描寫，寫出了人物性格的豐富性和複雜性。
《光明日報》（ 2020年12月09日 14版）
[ 責編：姚坤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