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閆偉 單位：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所
■本期主持：楊共樂（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院長）
■本期主題：古代絲綢之路上的東西方交往
主持人語
人類歷史上各民族和國家經歷了從相互孤立隔絕到彼此交流融合的過程。早在2000多年前，東西方之間便通過古老的絲綢之路建立起聯繫。無論是陸上的，還是海上的，藉由絲綢之路這一重要通道，東西方的物產、科學技術、文化、宗教等得以傳播、擴散，為人類文明交流史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關於絲綢之路的研究，一直吸引著中外學人的目光，內容涉及考古、歷史、民族、宗教、人口、文化、藝術等多學科領域。不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對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的探索研究多為西方話語所控制。新中國成立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後，經過中國學術界的努力，終於扭轉了「絲路學中心在西方」的局面，我國絲路研究取得真正意義的進展，如今的絲路研究已成為各國專家學者共同耕耘的園地。東西方文明交流史是絲路研究中的重要命題，本期刊發的三篇文章，分別介紹了歷史上中國與羅馬帝國、波斯以及緬甸的經濟、政治、文化交流，以期窺見古代東西方交流的歷史圖景。
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國與古代波斯已有間接交往。中國的絲綢通過北方草原或經由印度傳入波斯。公元前6世紀，波斯帝國與中國的交往加強。中國曾多次發現刻有「居魯士圓柱」銘文的馬骨，說明兩國在居魯士時期或已有直接聯繫。張騫「鑿空」西域，開闢了橫貫亞洲大陸的「絲綢之路」。公元前119年，張騫再次出使西域，中國與波斯首次建立直接聯繫。《史記·大宛列傳》記載：安息王密特裡達提二世令兩萬騎迎漢使于波斯東界，隨後遣使中國。從公元87年到公元101年，波斯兩次遣使中國。在南北朝時期，薩珊波斯使節出使中國十餘次。
由於政局變動，中波政治聯繫時有中斷，但貿易、文化交往不絕於縷。中國有希臘和羅馬不可企及的技術，故波斯十分珍視與中國的交往。波斯諺語有云：「希臘人只有一隻眼睛，唯有中國人才有兩隻眼睛」，意指中國不僅精通理論，還擁有技術。此時，波斯將對外交往的重心轉向東方，成為溝通東西方的貿易樞紐，並一度壟斷絲綢貿易。近年來，中國出土上千枚薩珊波斯銀幣，足見當時波斯商人與中國貿易交往的活躍。
絲綢之路的興盛還激發了中國與波斯的文化交往。安息王朝時期，許多波斯佛僧來華傳教。早期的漢譯佛經多為安息僧翻譯，波斯人安世高是最早在漢地譯經的翻譯家，自公元148年始共譯出佛經百餘部。當時著名的波斯譯經家還有安玄、曇諦、安法賢、安吉藏等，南北朝的名僧菩提達摩可能也是波斯人。
唐宋時期，中國與波斯的交往達到高峰。唐初，適逢阿拉伯帝國崛起，對薩珊波斯王國帶來威脅，薩珊波斯君主伊嗣俟三世3次遣使來華求援。波斯亡國後，波斯王子卑路斯獲得唐廷庇護，被封為波斯王，以扎蘭季城（今為阿富汗尼姆魯茲省首府）為都。卑路斯復國未果，客居於長安，唐高宗授之以右威衛將軍。卑路斯亡於長安，其子泥涅斯承襲波斯王的封號。唐朝甚至一度出兵協助泥涅斯復國。
薩珊波斯亡國影響了唐朝與波斯的政治交往，但雙方的商貿、民間交往盛極一時。當時，波斯商人被稱為「藩客」，雲集長安、廣州、揚州和泉州。唐代高僧鑑真發現，僅海南的波斯村寨，「南北三日行，東西五日行，村村相次」。中國史籍稱波斯商品為「波斯貨」，波斯人在中國南方素有「舶主」之稱。波斯商人將中東和東南亞的寶石、藥材販賣至中國，又將中國的絲織品、鐵製品、茶葉和香料轉運至其他地區。唐代詩人李珣就是波斯後裔，被稱為「李波斯」，他撰寫的《海藥本草》是《本草綱目》的重要參考。一些波斯商人「安居不欲歸」，甚至被授予高官，其中尤以安附國和阿羅喊為要。杜環的《經行記》和波斯人忽爾達茲比的《道裡與諸國志》等記載了唐代兩國的民間交往。
密切的經貿交往促進了波斯文化東傳，「三夷教」即祆教、摩尼教和景教便是典型。三者皆由波斯人傳入，後兩者於唐代傳入中國，並隨著大量波斯人來華迅速發展。其中尤以摩尼教影響最大，一度成為回鶻國教，直至明清才逐漸消亡。波斯文化作為異域文化也吸引著唐人效仿，胡餅、胡樂、胡服受到青睞，唐代文學有許多描寫波斯文化的詩句。
元明時期，宋代中斷的陸上絲綢之路再次勃興，東西方交通臻於鼎盛。中國與波斯的交往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元朝與統治波斯的伊爾汗國是宗屬關係。合贊汗時期，伊爾汗國的驛道直通中土。《金史》有云：「天下會於一，驛道往來，視為東西州矣。」伊爾汗國統治者皆獲得元帝冊封，元朝賜之以篆有「輔國安民之寶」的漢字寶印。伊爾汗國奉元帝為宗主，對元朝遣使不輟。明朝初年，帖木兒3次遣使明朝，遞交國書和國禮。1395年，明朝使臣傅安也曾回訪帖木兒帝國。1405年，帖木兒暴斃，沙哈魯繼位，中國史書稱為「哈烈國」。從1368年到1581年，波斯遣使中國50餘次。永樂年間，明廷派遣陳誠3次出使哈烈國。1417年，明朝的使團高達300餘人，哈烈國回訪使團更是達到600餘人。明朝在波斯的政治影響甚大，甚至調解波斯的政治紛爭。明朝給哈烈國的國書中稱：「永結成好，相與往來，同為一家，俾商旅通行，各隨所願。」嘉靖朝不堪入貢之重負，限制西域諸藩入貢，至此中國與波斯的聯繫日漸疏遠。
與唐宋時期相比，元明時期的中國與波斯在文化方面的交往更為深入，其中中醫、陶瓷、繪畫等對波斯影響甚大。早在10世紀，阿維森納的《醫典》就介紹了中醫的脈學，拉施特的《中國藥學》收錄了中國《千金要方》《外臺秘要》《蘇沈良方》等。當代伊朗裔學者瑪扎海裡認為，波斯醫學的藥劑半數來自中國。旭烈兀曾從中國招募1000餘名工匠，在波斯燒制瓷器、繪畫，營造中式建築。中國畫與波斯繪畫逐漸融合，波斯細密畫由此產生；中國的縫紉技術、服飾、衣櫥等在波斯也十分流行。
波斯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同樣引人注目。郭守敬在研定《授時曆》時就參考了波斯天文學家扎馬魯丁的《萬年曆》。15世紀前後，波斯著名詩人薩迪的名篇《薔薇園》《果園》傳入，並流傳至今。元明兩朝分別設立回回國子學、四夷館培養波斯語翻譯人才。波斯語在元代是除漢語、蒙古語之外的第三種官方語言。可以說，波斯語是古代除梵語之外影響中國文化最重要的外來語言，也是古代漢語外來詞彙的重要來源。波斯的蘇麻離青與中國陶瓷技藝的融合，還催生了元青花。
元明之際，大量旅行家往來於兩國，加強了雙方的認知。陳誠和李暹的《西域行程記》《西域藩國志》，馬歡、費信和龔珍的《瀛涯勝覽》《星槎勝覽》《西洋番國志》等詳細記載了波斯的地理風貌和風土人情。波斯的《中國人的治國策略》《沙哈魯遣使中國記》《中國志》等亦介紹中國的典章制度和社會風俗，並高度推崇中國文化。《中國志》有云：「我們從未聽說過世界上存在有另一個與中國一樣完美政府的國家。」波斯著名詩人菲爾多西認為，中國藝術是「不可企及的完善標準」。
中國與波斯是古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國家。兩大文明在相互碰撞、互鑑、交融和創新中不斷地將異質文明內化為各自的本土文明，豐富、拓展了兩國的文化內涵，為文明的傳承與發展作出重要貢獻。中國從波斯引進大量物產，如葡萄、石榴、黃瓜、胡椒等植物約50種，而波斯學習中國絲綢、鐵器、瓷器的生產技術，獲利甚巨。中國與波斯的交往使東西方物種交流、商品貿易、宗教傳播、文明傳承和創新成為可能，客觀上是東西方文明交往的紐帶，具有世界性的意義。
《光明日報》（ 2017年09月11日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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